鸦片战争，举凡中华儿女提及这几个字眼。大都会记得当年的历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开端。
而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呢？
高中历史书上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英法两个强盗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但市场却并没有完全打开。为此，英、法、美要求修约,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其中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 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遂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但事实上，鸦片战争的真相，却要远比这更为复杂得多。
与许多人了解所不同的是。
不仅是清朝中叶，整个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是西方遥不可及的伊甸园，同时也“是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
前者是因为，相比起欧洲乃至世界的分裂，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大一统王朝。这不仅使得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我们名列第一，同时也带给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上的无比自信。
可与此同时，我们这个民族却又是“被遗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并非是指中国古代没有与外交流和贸易的历史。而是自汉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均是以华夏为天朝上国，视四方则为蛮夷。
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奉行的既非绝对的闭关锁国，也非面向世界的开放交流。而是在华夏的基础上，与世界建立的番邦朝贡体系。
其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这个地方的物产多样性和丰富程度，都足以养活数以亿计的人口，以及建立富足的文化。故此，我们真的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没什么需求。
所以，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
实际上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更多都是朝贡体系下对于周边邻居施以的恩惠。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亚的周边各国也乐得接受来自天朝的荣恩。
但历史在大航海时代，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随着哥伦布等航海家，或者说西方海盗们的频繁出海。
西方人在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快速提高。
不可避免的，很快西方人就和当时还是大明帝国的中国人有了接触。但有明一代，不管是郑和下西洋的惊世之举，还是后来明末帝国征用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雇佣军，强化帝国武装。
总体上，明帝国的对外贸易仍没有逃脱上国对番邦的恩典。也就是说，即便是《大明1566》这样的玄幻剧中，明帝国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思路，也还是为了给国库，或者说皇帝挣点银子。
于普通的帝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是没有资格抛开帝国朝堂来获利的。否则，你就是大逆不道。士农工商，古今皆然。
当然了，若深究其中原因。这并不完全就是说，帝国庙堂深刻理解统治的基础，为此只有让老百姓始终处于死亡和饥饿的边缘，方才能更好统治。
实际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在古代中国的大统一王朝里，农业一直是重中之重。
而农业生产需要扎根土地、需要埋头苦干。不像贸易赚的是信息差，赚的是走南闯北，赚的是那份果敢和精明。后者，往往一个倒手，就能赚取几倍的利润。
由此，以人性之贪婪。如果大家都这么干，那农田就没人耕种了
。而社会也必将出现不稳。所以千百年来，统治阶层都需要从文化和制度上，压抑底层的这方面意识。
当然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辩证的看。毕竟在古代，生产力本来就不高，为此统治者设此法也并非没有道理。
而承袭明制的满清在这方面，则相比明帝国有了更为复杂的理由。那就是作为一个人口远比汉族人口稀少的外族统治者，在面对如此多的汉人时，他们需要的只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
也因此，就算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不难知道，让百姓去做生意有益于这些人发财，但却未必就能符合这个农耕民族的总体利益。故而，要做生意，那也得是在朝廷统一管理和统一指导下来进行。
也由此，清康熙二十五（1686），广州城西南江边开设洋货行，后世又称十三行。这个机构的设立，就是为了统一管理来自外国的货物进出，即有利于部分商人的贸易，同时也有助于国库新财源的开辟。
而正是在这种基础下，从明朝到清朝，多年来中原王朝都以这种官方机构乐此不疲的主导着与世界的通商。可正如我们所说，当西方在大航海时代掀起的贸易浪潮中，越发变得强大时，他们对于贸易的渴望也就越发得强烈起来。
只不过，与许多人想象并不一样的是。当英国和清朝进行初步接触，乃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事实上，英国和清朝的贸易关系是完全颠倒过来的。
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瓷器、茶叶，尤其是茶叶的需求量简直爆了表。据说，一艘来自东方的贸易船在回到瑞典时触礁沉没。但随后船员从海里打捞上来大约6分之1的货物，在销售之后竟然不仅支付了包括整条船在内的全部成本，更还额外获利了14%。为此，西方人对于贸易十分狂热。
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需求却乏善可陈。
想想也是，一方是刚刚经历了几百年战乱和黑暗统治的中世纪欧洲，一方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大一统王朝下的小农文明。后者对于前者，真的没那么多需求。或者说，即使有，往往也并非小农贫民们能消费的。
也故而，长期以来。如英国、西班牙在与东方王朝交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尴尬的发现。自己对于东方茶叶的爱好如痴如醉，而东方人对于自己所带来的商品，却大多兴趣乏乏。
为此，当1793年马戛尔尼奉英国女王命令，装载了满满一艘包括大炮、天文仪器、望远镜等等，代表大英帝国当时最佳的科技产品，第一次前往清朝拜访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却仅仅是随便看了看，就将这些玩意儿丢进柴房里去了。
原因也简单，因为皇帝觉得，这些玩意儿看着新奇，却并不实用。好比当时马戛尔尼曾邀请满清名将福康安检阅其卫队的火枪，但却被福康安所婉拒。毕竟要知道在那时，福康安已经打过大小金川、击退过准葛尔尼，在战绩上称得起“能征善战”，而他不是没有见过火枪，清军中也不乏装备火器的。
SO，我大清从立国之初，就一直不乏和拥有火器的各个对手干过架，还怕你个小小不列颠岛？？再说了，就算你火器厉害，可我大清地大物博，论人口，一人一口唾沫照样淹死你。
而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和英国，一直就并非是平等自由贸易的关系，甚至也没有建立近代的基本外交关系。毕竟在我们东方文明传统的记忆里，我们从来都是自给自足和藩属朝贡的天朝体系。
在这个系统里，天朝为万邦之首，我们不需要其他藩属国的任何东西（某些层面上也确实是），反倒是藩属国们经常需要通过朝贡来换得天朝的恩典。而设立广州十三行，更是被康乾来自后来的清朝统治者，视为莫大的开恩了。
也由此，这个鸡同鸭讲的不平等贸易，随着英帝国全球商业的愈演愈烈，而急速的向另外一个方向划去。18世纪中叶，随着广州十三行垄断外贸易，不仅十三行的商人们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内地精明的商人们，争先恐后的前往两广集中。
但由此，却也导致了十三行在和外国人的交易中变得越发专横。毕竟和彼时来华商人不同的是，十三行不仅普遍有官方背书，同时也形成了大量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逢关设卡、层层缴税就成了地方的天然敛财途径。
不得已，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外商，只能抛开广州十三行而前往其他中国的沿海城市，寻求新的贸易伙伴。但这一点，不仅引发了内地精明商贩的蜂拥而至，同时也使得包括十三行商会及其地方政府的不满。
于是乎，大家又把官司打到皇帝面前。
以放任外商贸易，会动摇帝国农耕文明国本说服了皇帝，重新迫使外商集中回到广州十三行进行交易。
当然了，即使遇到这样多方面的榨取，外商来华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依旧使得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外商趋之若鹜。但毕竟这是有悖于西方的贸易观和世界观的。
故而，矛盾和不满的情绪，也就这么一天天的继续往下积累起来。
那么，接下来是否就到了1840年，终于忍受不了大清贸易体系的英国终于宣战呢？？？
事实上，在此之前。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外商，也曾试图通过外交等途径，来尝试和满清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可基于天朝的自大或者说保守，如乾隆和后来的道光都坚决回绝了这一观点。
而在和十三行有限的交易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东方农业文明对于英国工业制品兴趣乏乏，反倒是老外对于东方的茶叶情有独钟。故而长期下来，双方的贸易逆差一直极为严重。
这里面还存在的一个巨大隐患是，在当时的世界上，唯一的信用货币不是黄金就是银子。但和美元不同的是，这玩意儿作为稀有金属，不仅开采费力，同时毕竟是数量有限的。
由此，当英国佬满世界搜刮银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换取茶叶时。他们却越来越发现，自己手头的银两正无限减少，而那边从土里长出来的茶叶却越来越贵。
怎办么？？？
几番操作下，也不知道是哪个损种发现东方人对于鸦片颇为上瘾。于是乎，这导致中国百年屈辱的坏东西，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过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鸦片之所以能留进中国。
其不仅是外商的居心不良，与此同时也是因为帝国朝堂对于普通百姓的漠不关心。
在早期，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事实上也是知道，鸦片对于人体的严重伤害的。故而在其八旗子弟和军队中，满清统治者们严令他们吸食。
而对于普通百姓，本来我们上面就说过，于皇帝来说。
稳定才是王朝统治的第一要务，为此它巴不得你老百姓为抽大烟，而弄得终身负债累累、体虚无力。
至于其他的地方大小官僚来说，鸦片既可以减少暴民的出现，同时又能借之理财。为此，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乎，鸦片就是在这一系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慢慢进入和侵蚀了整个华夏大地。
不过到此，鸦片的荼毒也只是大清治下的普通百姓，对于满清统治者、各种奸商和外商来说，却是各方都涨了钱。也故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满清并非不知道鸦片流入中国的情况，但却并未就此上心。
真正使得清政府发生警觉的，是随着鸦片的流入。大清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银两突然又留回到老外手上去了。
这可了不得，要知道，那时候白银是帝国最重要的货币支付手段。在如此严峻的可能动摇国本的现象出现以后，满清统治者们从内部就不再有分歧了。
于是乎，历史就来到了著名的虎门销烟。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爱国将领林则徐禁烟搞得很大。
但与此同时，也给了一直看中国贸易体制不爽的老外，有了最佳的引战借口。
有必要一说的是，直到此时。
整个英国，尤其是政府高层对于是否为此和中国开战还是存在疑虑的。
其原因，首先是英国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满清帝国，是存在恐惧的。毕竟这个国家从上古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以大一统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人的认知里，其领土之庞大和人口之众多更是令人乍舌。
另外一点则是，大英帝国在当时的世界虽然殖民地众多，可也面临着俄罗斯、德意志等新兴国家的挑战。为此其可用来投入这么长距离远征的部队，十分有限。
凭此，究竟能否击败大清，对于英国来说也是相当头疼的大事。
故事的最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很快，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
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得灰头土脸。
而道光皇帝更是在这场战争中，深深的发现帝国上下已经被各种贪腐弄得乌烟瘴气，官员们欺上瞒下，使得道光帝直至战争结束后才依稀对整个战争全貌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具体这个过程，我十分推荐大家去看茅海建先生所著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于鸦片战争的许多常识性认知。
那么，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到20年，英国又卷土重来了呢？？
其实从前面的叙述中，大家就能明白。
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并非是单纯的因为英国想死命给中国灌输鸦片，而满清统治者为保护百姓而不许。又或者是，英帝国想跟中国百姓交易，而满清统治者担心这会影响祖宗社稷。
在所有的原因里，上面这些因素互为纠缠。
但本质上，是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和天朝上国的面子，故而一再既拒绝和大英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同时也担心发动群众会动摇国本。
故而，由始自终，它都是出于统治需要，不仅一再出卖全体国民的利益，同时也不愿睁眼看一看世界。
这就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实际上英国和大清之间的关系唯一发生变化的，就只有英国不用再经由和广州十三行，而是可以直接在通商口岸上买卖货物。
但出于统治需要和面子需要，大清在这个问题上仍旧明里暗里的给洋商们下绊子。其最为典型的，比如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了，清朝按条约也不能阻止洋人上来卖货，但清朝可以暗里给国内商人下命令，让他们拒绝和洋人交易。
于是乎，大家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外加上我们前面说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使得英国的普通商品在中国没有竞争力。为此，但凡脑子活一点的，就又想到鸦片这种一箭数雕的“好东西”上了。
只不过，地大物博的中国，从来不乏能人。
在眼看着洋人拿鸦片换走我们一车车真金白银之余，中国干脆放开了国内鸦片的种植管制（据考证最早发生在1850年前后）。这一度使得本土鸦片供应量每日剧增，而价格越发下跌。
如此一来，本来就对于和中国贸易无力的英国众商们更急了。
当此之时，英国和满清自1848年以来就入住广州的事情，在1856年随着英国刚刚打赢克里木战争，而变得越发恶化起来。
那么，这则事情的起因是怎样的呢？
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参加中英《虎门条约》谈判的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依据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向清朝负责谈判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清廷允许已经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
从条文上来说，这一则事例颇为胡搅蛮缠，但大清也确实不愿意让洋人和普通百姓交流太多，以动摇国本。为此，大清上下官员的态度，就一个字，拖。
可随着克里木战争后，大英正嘟囔着开发一块新矿来回血。
那不愿对话的傻大个，满清皇帝，就自然成了英国人的上佳选择。
于是乎，借着广州发生亚伯号事件的发生。
英国人卷土重来，只不过和上次相比，这一次英国人派出的是清一色的正规军，其决心不仅更佳明确，同时也还带来了另一各帮手，法国。
当然，后者事实上是在1857年，借着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才出的兵。
双方的作战序列与战略意图
英法联军
英军方面
陆军统帅霍普.格兰特中将 海军统帅何伯上将
6个步兵营、1个国王骑兵卫团、5个野战炮兵连、2个攻城炮兵连、3个工兵连、1个勒克瑙锡克兵团、4个旁遮普兵团、2个孟买步兵团、第21马德拉斯地方步兵团、2个非正规锡克骑兵团。
全军共计12613人，其中军官354人，英军士兵7429人，印度士兵4830人。骑兵1338人、炮兵1061人、步兵9670人、工兵261人。
法军方面
海陆军总指挥：蒙托邦将军
步兵5590人，其中海军官兵1600人，炮兵1200人，工兵321人，骑兵50人。值得一提的是，法军的步兵部队每人每天配给有400发子弹，而每门大炮也配备了600发炮弹，另外还有野战炮弹和攻城炮弹各1000枚。在此之间，还编组了一个小型的后勤分队和军医等勤务单位。
在作战目标上，英法联军的战略目标和其宣传的述求是一致的。即，他们并不试图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不符。为此，他们是寄望于通过武力，迫使满清政府认真履行合约来与英法进行通商。
而要完成这一目标，最佳的办法并不是直捣黄龙，因为那样很可能会触发满清政府的绝地反弹。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也对于深入北京存在顾虑，毕竟谁能知道，一旦进去会否引发满清帝国的全力围攻呢？？
为此，早期的英法联军只试图在广州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以短暂的两栖登陆夺占广州后，来让满清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清军方面
明面上，清军有超过200万人的军队。但这一期间，一方面因为太平天国动乱，且中国本来就幅员辽阔，为此清廷可调用的机动兵力并不多。
与此同时，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满清统治者对于双方的差距也并没有显著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两广前线的各级军政要员，实际上对于端坐在北京城的道光皇帝，采取了十分默契的集体瞒报。
为此，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光甚至根本不知道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闹出了一系列笑话。而战后，虽然醒悟过来的皇帝，对于部分官员进行了惩治，但没等到他有啥动作，努尔哈赤就召他回了老家。
也因而，继任的咸丰帝实际上也没有来得及对军队做多少了解和改良之举。而这就导致近10年的时间里，清军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从宏观上来说，整个200万清军散布在中国的各个犄角旮旯，细一点又是步兵队围绕着马队、清勇围绕着绿营驻扎。稍微核心一点的通常有数百名自千余名官兵不等，而少一些的，则往往只有几十人的小哨。
之所以如此分布，更多是防范当地百姓的造反，而非作为国防力量在进行建设。与此同时，在经过吴三桂叛乱后。满清普遍没有再遇到大规模动摇国本的威胁。而少数的外战，有赖于当时的财力和京营尚能勉强应付，也并没有发生大的调整。
但随着清中叶，各级财政的崩溃，这些零散的官兵往往得不到很好的管理和驻训，且日常忙于生计又不得不从事各种和军事无关的行当。久而久之，其军人的身份便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了。
茅海建先生在其查阅北京档案馆时，就曾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1854年云贵总督罗绕典,向咸丰帝奏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但因为写得太过用力，以至于连浑浑噩噩的咸丰帝也一眼看出破绽.
朱批云: “所云开十二力弓者，十居其四，殊属粉饰。能开八、九力弓射箭者，已属寥寥，岂有十二力之弓尚能拉放从容，其谁信之!简阅军实，乃督抚职任最重最要之事，汝辈文员出身，平时未能谙习，不过照例阅看，敷衍入奏，无怪乎日久废弛，有名无实。”
在此之间，因为财政问题。导致军队将领也普遍习惯于谎报，来吃空饷，而战时则临时从乡下抓来壮丁充数。老电影《大清炮队》很大程度上就反应了这么一个事实。
至于说京营，比如曾经的满八旗，又或者后来的健锐营等劲旅。虽然他们的情况相比地方稍好，但在清中后期，同样因为缺乏大规模的外战洗礼，以及财政紧缩带来的训练废弛，以至于其训练也更多倾向于有名无实的装样子。无外乎曾国藩后来评价道，整个满清京师的卫戍部队，也就内外火器营和健锐营还稍微像点样子。
那么，问题来了。
清廷是否知道自己军队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清廷高层仍旧对于中外军队的差距，似乎是完全无感呢？？
前者我们说了，某些情况下。
满清中叶，其实清廷并非对于军队的情况没有了解。但从十全老人乾隆到道光帝的转变，这个时间发生的变数实在过于迅猛。
十全老人在世时，不管是准噶尔叛乱、还是平定大小金川，亦或是出征缅甸。尽管皇帝也看到，八旗不再像建国之初那般骁勇，且大清军队也偶有败绩，可毕竟最终咱大清还是打赢了。
为此，皇帝对于帝国的国力存在相当的自信。
毕竟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时他所坐拥的，可是世界上领土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度。讲句不好听的，只要皇帝他想，那他通过消耗，也能耗死任何来犯之敌不是。
为此，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大国迷梦”，导致除了开国之君外的历代皇帝们对于战争形态的变化，都颇为反应迟钝。最后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了，道光帝死得过早，也很大程度上使得清廷没有得以机会重新审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在这个基础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
大清对于英军的情报认知完全为0，更甚者，尽管清廷部分高层也知道英国不久前曾经和俄国打了一仗，但却连一个对外的新闻了解渠道都没有。
如此一来，开战之初。
仅广州一役，从虎门到佛山珠江地区，清军驻兵大约在2万人左右。如果我们把壮丁也算上的话。。。。。。。。。。
而在作战设想上。
满清并未对英军的兵力、目标有所了解，只是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严令各地加强防范。
双方于是乎，也就在这种相互双瞎的局面下开始了首次接触。
第一次接触（1857年-1858年）
1857年年12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15口，英法以11艘舰船登载7多名水兵强占与广州隔珠江相对的河南。28日起，英法联军主力共5679名士兵发起广州进攻，并在次日就完成了占领。
此后，英法联军挟胜利之威，在广州扶植了一个傀儡。然后由海路向大沽口进发。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根据后来联军的动作看，英法在占领广州后，应该有曾考虑过设法通过地方官员联系皇帝，以便于在京城派驻正式公使。
但不知道是当时广州的地方官跑得太快，还是英法联军实在没找到人。为此，这一主要述求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被咸丰帝所获知，而这点也是导致后来双方战争越发剧烈的原因之一。
另外搞笑的是，直到此时，也就是1858年1月。
双方都已经开打超过1个月了，咸丰帝才知道战争已经打响。
而这一刻，不仅英法联军直逼大沽口地区，同时东北面的俄国和遥远的美国也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表示要分一杯羹。
如此局面之下，咸丰帝倒也还算颇有些小脑筋。在给直隶总督谭清香制定了详细的外交方略中，咸丰帝明确指示，要对俄国表示友好，对美国设法羁縻，而对法国进行劝告。
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大清皇帝正准备对四国同盟来个离间计，以孤立英国，然后由美俄出面调停，最终来劝告英国退兵。
但无论皇帝有何种传统智慧吧。
英法联军还是打到了大沽口城下，这一下使得整个清廷颇为紧张起来。
有去过天津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和帝林一样的感觉。
就我总觉得，天津给我的印象，就活脱脱是一个兵营，甚至于在我们今天，也经常能看到各种警示间谍的标语宣传。
而原因也很简单，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常年居于京畿地带的核心地区。且因为这个地方濒临出海口，一旦拿下，那不到135公里的距离，如果是装甲部队，那也就是一波突击的事儿。
所以历朝历代，天津都是北京卫戍中十分重要的倚仗。而大沽口则又可说是天津最重要的屏障。自古以来即为海防重镇，素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之说。
开战前，清政府在战前已加强了大沾海口的设施，调派包括京营2000人、都标500人、天津镇兵3200名和本地乡勇1000余人的援军加强到该方向，使得当地的驻军接近1万左右。
在具体部署上，清军沿大沽口南北两岸四座炮台进行防守，其目的在于截断联军由海道进入天津。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该地的大清守将是由直隶总督谭庭香亲自坐镇指挥。
5月，英法联军逼近大沽口。
此间，英法联军曾派出使者与谭庭香沟通，递交照会，核心就是公使驻京。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可以更好的和满清皇帝直接沟通，以避免双方在外交谈判中发生误会。
但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这时候包括谭庭香在内的满清官员，脑海里还都是我大清天朝上国的固有印象。故而对于对方要求派出公使的问题，十分不解，且大感耻辱。
不得已，英法联军只好转交由美俄来传达意思。
可不知道是不是消息经过这么几手翻译，导致最终到达皇帝那边时走了味儿。
结果咸丰拿着这么一份照会国书十分生气，甚至还就其中对方国王也自称朕，表示异常好笑。外加上洋人哪里懂得满清官僚的各种人情世故。
所以坐等右等不耐烦的英法联军，在5月20日早上10点对大沽口发起了猛攻。而此时原本以为洋人水师舰船吃水深的清军才恍然发现，今天上来的洋人和10年前的又不一样了。
其依靠蒸汽动力的炮艇，不仅火力不俗，且还能很好深入大沽口水道。这就使得整个清军不仅要面对炮兵射程不如对手，同时更要防备来自背后的偷袭。
1115时，大沽口北炮台被毁，清军指挥官阵亡。中午12时，南炮台陷落。在此期间，清军官兵不乏勇敢，但终因炮兵的差距和联军背后登陆，而最终战败溃逃。
此战联军战死五人，受伤17人。法军伤亡四名军官和数名水手8至10人，失踪四十余人受伤。而清军阵亡291名，受伤170名。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得胜的英法联军进驻天津，而双方也开始了比较正式的谈判。在此期间，谭庭香奏报咸丰皇帝，表示大沽口之战核心主要在于洋人船坚炮利，我军炮兵打到对方船上，往往只能砸出一个小坑，而无法将之击沉。对方的炮兵，不仅射程更远，同时威力巨大。
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总之，实际上清军并未很好吸取谭庭香的这则奏报中的观察经验。因为咸丰帝及朝廷的一众高层们，如今正被另一件事吸引了注意力。
那就是在英法联军递交的国书中，满清高层们十分不理解，为什么洋人如此执着于要派公使驻京？？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大家彼此缺乏沟通和文化了解的原因所在了。早在近代工业文明和大航海时代熏陶下，欧洲人的习惯普遍是大家互派公使常驻，这样便于双方在外交谈判中能更好的进行沟通，这个属于近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操作。
但在大清统治者们看来，这却违背了天朝万国来华的惯例或者说“准则”。为此，无论是咸丰帝还是其手下的官员们，都觉得蛮夷这一举动更加突出他们的无礼和野蛮。
为此，咸丰帝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为青山大臣，前往天津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但其中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阻止公使入京，并要求对方向自己行跪拜礼。
当然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实行跪拜礼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并不算番邦觐见时的三跪九叩礼。而我们今天看来很可笑，但实际上道光乃至咸丰帝都十分强调这一事由，主要也是因为清朝和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是强调以礼治国。
这个礼不仅代表了三纲五常，同时也是皇帝作为世俗最高权力化身的认可。为此，如果洋人不行跪拜礼，那就等于否定了清朝皇帝作为天授神权的象征，而一旦普通百姓知道了，那他们极有可能从此不再遵奉皇帝。
不过，这可就苦了我们的桂良大学士了。由于鸡同鸭讲，所以桂良无法在和英法的谈判中，规劝对方放弃公使入京。但另一面又因为英法联军兵锋正盛，为此桂良又不得不试图请求俄国公使从中斡旋来缓解尴尬。
但就这么一个示弱，使得俄国佬借机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逼得6月13日桂良不得不先和俄国签订了一个《中俄天津条约》。历史梦幻如此，让人好生感慨。
与此同时，可能是得益于高人指点，桂良很快掌握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两广地方官员应付道光皇帝的绝技。为此，在跟皇帝奏报时，桂良干脆把中文发扬光大，硬生生把公使入京改成了“夷性犬羊，向来最苦中国藐视，故欲驻京师，以示体面”。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桂良给皇帝说：洋人生来猪狗，最害怕被天朝歧视，所以希望能够长期驻扎京城，以显得体面一些。
害，你别说
能当官的还真TM都是人才。
只不过这种小九九，毕竟只是小智，它所无法根本解决洋人就是要派公使入京的事实。故而咸丰帝看到这种奏章，那当然更是不愿意让步了。
到此，桂良干脆只能设法两边拖延，然后告诉皇帝，咱们这叫缓兵之计。可惜的是，计谋虽好，你碰上实力强，且头铁的一根筋，那就白搭。
于是乎，也就在双方近半年的不断拉锯过程中，英法联军也总算搞明白了。满清朝廷派这么个活宝，哪里是想和你谈判的意思。
1859年6月25日，双方战火重燃。
在此期间，客观的说，满清和英法联军的谈判并非毫无进展。事实上无论是在赔款、长江通商等方面，咸丰皇帝都做了让步，甚至于到最后连关税都可免，连公使入京都许可了。
但咸丰帝最后挣扎的坚持，是要让洋人不能由大沽口进入，而只能在北塘上岸，并随后在桂良等一众大清官员护送下，乘车进京。
只是可惜连皇帝如此巨大的让步和体恤，英法等蛮夷都不肯理解。是可忍熟不可忍，勿谓言之不预也。
那么，为什么西方蛮夷就不肯让步呢？
难道他们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和大清来个你死我亡？？
事实上，这又是双方对于近代国家不同外交体系上的认识和沟通不畅了。在西方人看来，互派公使是一切谈判的基础条件，也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做得如此坚决。
另外一个问题，咸丰帝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迅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恐怕也和愈演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息息相关。毕竟对于他来说，洋人闹再凶，所谓不过钱财，但太平天国可事关整个满清的统治基础，故而后者的威胁才是更大的。
基于这点，咸丰帝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跟英法的战事。
只不过就在这当口，来自大沽口的第二任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却给了咸丰帝乃至帝国朝堂，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就是，6月25日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清军竟然打赢了！
据说还是大捷!!!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得回到双方谈判的期间。
前面我们说过，天津、大沽口等门户对于京城的意义。
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实际上英法联军并未进行深入。
原因除了担心深入北京会进一步刺激满清的抵抗决心，同时也是本来英法联军这次来就是以战促谈，原本就不是为了来打灭国之战。
为此，在摧毁了大沽口的炮台后，英法联军撤回了海上。
而在此期间，新任将领僧格林沁奉咸丰帝谕旨来到大沽口重新布防。
在这期间，僧格林沁吸取了前一次的经验。
不仅进一步加固了炮台的高度，同时在河道中设置铁链、木筏等障碍，用来阻止联军炮艇的深入。
6月25日早晨，英军首先派出7艘炮艇，3艘朝南岸各炮台向南岸炮台施压，1艘炮艇向北岸炮台台施压，而剩余3艘炮艇拆除河道的障碍。
至于清军，则在僧格林沁命令下不动声色，严密监视。
在此期间，水面开始落潮，河道变窄，英军的炮艇也开始逐渐后退。但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左右，英军重新开始冲撞铁炼森林，僧格林沁派人交涉没有成功，随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
当然了，也有文献指出，是清军率先开炮，然而考虑到此时英法联军正在冲撞铁链，僧格林沁这一做法倒也完全合理。
而在清军火炮第一轮齐射中，就很快击中了英军指挥官的炮艇，且清军后续援军也陆续赶来支援。为此，闯入第一道河道内的4艘英军炮艇全部暴露在清军的炮火之下，纷纷后撤。
到下午5点40分，英军两艘炮艇被击沉，还有两艘炮艇被重创，失去了战斗力。此时的英军炮艇要么被击沉，要么重创或受伤。同时在交战状态退潮，对他们很不利，为此，英军只能退兵。
此战，清军参战部队共计4454人，阵亡包括军官七人在内共计32人。而英军参战炮艇共11艘，被击沉4艘，参战人数约一千余人，其中炮艇分队被击毙25人，受伤93人。登陆部队伤亡更重，被击毙64人，受伤252人。至于法军，参战人数近60人，也被击毙四人，受伤十人。双方总计伤亡448人。
可以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尽管有僧格林沁命令先行开火，但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天职，为此我们也不能去苛责古人为何不去遵守交战礼仪。再说了，你英法要真是一直守礼，那你派炮艇冲撞铁链是怎么说？
只不过，从大的范围来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给了清军，尤其是后面的咸丰帝和僧格林沁以非常大的幻想，即令他们认为，原来洋人也不过如此。
但事实上，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也彻底激怒了英法两国。
英法从国内再次增调援军，使得最终其规模高达近3万人。
而清军方面，尽管如两江总督何桂清也曾上奏指出，这一波英法联军势大。在大沽口正面吃瘪之余，他们很可能从大沽口以北的北塘地区登陆迂回炮台之后，为此希望咸丰帝和僧格林沁注意。
对此，咸丰帝也深以为然，下旨提醒僧格林沁：“严防炮台后路，勿令该夷抄袭，以预杜其窥伺之心”。
但对这一点，僧格林沁不以为意。
因为此时僧格林沁已经从山海关、察哈尔省、吉林、黑龙江地区增调了近3万的援兵。同时，第二次大沽口炮台之战尽管清军获胜，但僧格林沁心下清楚，这一仗是借着敌军舰船抵近突然开火，才有的胜利。
那接下来按照一般逻辑分析，敌军的下个进攻重心必然会选择陆路出击。为此，对于缺乏水师的清军来说，最好的胜利机会自然是放英法陆军上岸，然后再来个兜击歼灭。
作为骑兵将领，这个策略可算是僧格林沁的基本操作。
也为此，他将将防守清中变成了四大集团。第一路在大沽地区，共有防兵10300人，永生令庆亲自指挥，除驻守大沽南北炮台外，分别驻守在大沽北岸的星河塘沽和大沽南岸的新城草头沟等处，炮台前后挖掘了堑壕，清军驻守的各村庄也缓冲挖掘了壕沟。
第二路在北塘、锡北的营城驻守防兵3100人，由察哈尔都统西宁饿指挥。
第三路在天津住守防兵7800人，有长路、炎症、宽厚等指挥。
第四路在山海关驻守防兵7800人，由正黄旗汉军副总统曾庆等指挥.
1860年7月，英法联军汇集于大沽口外在。经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后，联军于8月1日在北塘登陆，登陆英军军官419人，士兵10491人，其中包括骑兵1023人，炮兵1565人，工兵488人。登陆法军共计7367人，火炮28门。
整个联军的登陆行动在没有受到阻碍的状况下进行了十天。战前僧格林沁在北塘埋设的地雷、火药毫无作用，而耐人寻味的是僧格林沁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以至于渐渐的英法联军竟然在兵力上已经反超过了清军在此的作战力量。
8月3日清晨，英法联军派出先头部队约2000人，由北塔出动，沿着北塔至星河的大道前进，以侦查大沽北岸炮台后路的步伐情况。
而驻守星河、塘沽一带的清军也很快以骑兵出战迎敌。双方交战是中国英法联军在基本摸清星河、塘沽一带的清军步伐后撤退，而清军方面也没有继续追击。作战中，清军受伤三人，英法联军受伤约十余人。
但此时，僧格林沁不知道是哪根筋犯了，专门传话给英法联军，表示清廷是热爱和平的，要求英法联军不要造次，毕竟陆战不同海战，如果他们继续深入，那就不要怪他僧王辣手摧花了。
对此，联军的回应是。
8月12日清晨，英法联军出动主力进攻星河，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法联军总数约8000人，而星河守军只有2000人。
但兵力虽然不及，可耐不住的清军骑兵主动出击，进攻正在行进中的英军第二师，企图将其切断。但英军第二师所带的骑兵在炮兵的掩护下随机便展开了连合反击。而清军另一路凭借堑壕以火枪抬炮抵抗，英军第一师和法军，英法联军则以炮火还击。
双方交战不久，两路清军就纷纷败下阵来。
8月14日清晨，英法联军进攻塘沽。这次战斗基本上是双方的炮战，英法总共36门火炮在距离塘沽约1000米处开始炮击，清军也以火炮还击。而清军方面也以炮兵进行还击。
但由于清军炮兵缺乏现代化的炮架，为此不管在转向还是射程上都出于劣势。近1个小时的轰击，整个清军炮台便已伤亡惨重，而剩余的官兵虽然英勇抵抗，可仍旧耐不住在炮火下不断推进的联军步兵进攻。
该日黄昏前，联军相继攻克大小梁子村和塘沽。
而该地的剩余清军败退回大沽口炮台。
直到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僧格林沁料想中的骑兵兜击并没有发生。
结合后来发生的事看，很可能此时僧格林沁也才刚刚发现。
他由黑龙江、吉林这些地区增调来的骑兵，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弓马娴熟、能征善战。为此，他需要时间整肃这些军队。
所以直到8月21日凌晨五点，当英法联军由后方进攻大沽口北岸炮台之时，僧格林沁并未派出援兵进行支援。这一仗，大沽口炮台的守军打得异常英勇，其官兵几乎是在没有任何炮火和援军的支援下硬抗了英法联军足足5个小时以上的联合进攻。
甚至在联军攻入炮台后，清军依旧不肯放弃，而与联军步兵进行肉搏。最终，英军死亡22人，受伤179人。法军死亡40人，受伤170人，总计伤亡411人。而清军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统计，但考虑倒包括主将乐善都尽皆战死，那整个清军的伤亡可想而知。
北岸炮台即丢，那南炮台也已出于独木难支的状态。
下午5时左右，僧格林沁命令大沽口南炮台守军全部撤离，由天津退回后方的通州一带。
8月22日，英法联军拆除大沽口的拦河铁链。
24日，联军进占天津，而咸丰帝再次派出大臣桂良前往天津与洋人谈判。
但经过前面的事情，联军方面已经对清朝这些官员失去了耐性。
纷纷表示，要直接进京和咸丰帝面谈。不过出于常识，联军方面还是先派出了精通中文的秘书巴夏礼首先前往。
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咸丰帝还是没有放下皇帝的架子。
他只是一面命令僧格林沁备战，一面派出载垣在通州和巴夏礼谈判。但同时，咸丰又下令给载垣，让他不必亲自和巴夏礼接触，而只让手下人与之交谈。且一旦英法联军继续深入，越过马头，那就立即扣押巴夏礼等人，并主动还击歼灭来犯之敌。
相比还在做梦的咸丰帝，载垣事实上要清醒得多。
为此，他还是亲自与巴夏礼进行了接触。一如既往的，双方在其他方面的谈判都很顺利，唯一头疼的还是英法方面坚持“公使入京”是基本条件。
不得已，9月16-18日载垣只能如实向咸丰帝进行禀报。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公使入京在清朝方面看来，是对大清皇权的严重威胁，为此咸丰帝态度强硬。
与此同时，也就在当天英法方面继续向京师进发。
由此，咸丰帝决意开战，他一面告诉载垣自己的意志不必再谈，一面让僧格林沁派人把刚刚回返的联军使节巴夏礼等人抓住充当人质。而僧格林沁也欣然领命。
18日中午，清军一部在张家湾与联军先锋部队接触，双方遂发生交战。很大程度上，这一仗也被视为三天后八里桥之战的翻版。
其过程是，清军精锐满蒙骑兵约3000人，在张家湾方向发现行进中的英法军大部队。随即，僧格林沁下令进攻。
从时机的选择和进攻的阵型来看，这支骑兵不愧是清帝国的精锐。
他们准确选择了英法两军之间的间隙，并以300人左右为一组，片刻不停地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骑兵攻势。
然而，英法军迅速布成方阵，并以密集的米涅枪的枪弹痛击清军；
与此同时，法军炮兵也发射了大批火箭弹，这些火箭贴着清军骑兵的马肚子飞行并爆炸，直接导致清军战马群陷入混乱。随后，当清军攻势稍减，法军立即以胸甲骑兵发起反冲锋，仅一波冲击便将整个清军逐出战场。
熟悉欧洲同期战史的小伙伴都能发现，这不过是近代西方军队最为常见的战术。
但令人好奇的是，如果说此前的大沽口之战僧格林沁还没有看到联军的陆战并不差，那张家湾已经足以告诉这位帝国将领，联军并不弱了。
可从18日到21日，这整整三天的时间里。
僧格林沁基本没有就作战部署做出任何调整，实在让人大感惊奇。
9月21日拂晓，英法联军分由三路向八里桥方向前进。
其中左翼为格兰特少将的4个步兵营和9个骑兵中队，中央为法军科利诺旅2个猎兵连、1个工兵连和2个骑炮排，右翼则是联军统帅蒙托邦亲自坐镇的雅曼旅主力，拥有多达101步兵团、第102步兵团掷弹兵连、5个猎兵连和一个火箭炮排与炮兵连。
行进途中，英法联军找来的中国向导神奇成功开溜，于是乎整个联军的行进队列开始出现脱节。而这一点也为满清军队提供了良好的战机。
此时，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将领将约1万骑兵沿黄瓜园一字排开，拉出了一个长达5公里的庞大战线。随即清军发起进攻，试图以骑兵从侧翼席卷整个联军阵线。
但这时，与许多人猜想所不同的是，许多满清军中的蒙古骑兵并非像它们祖先那样，采用的是弓箭和长矛，而是以火绳枪为主要武器。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蒙古在满清立国后，就一度有意识的被进行削弱。为此，在1860年登台的这支蒙古骑兵，实际上已不是成吉思汗时代那样的职业兵了，更多的他们只是半游牧式的边疆牧民。
其所谓精锐，仅限于驭马还算熟练，而对于马上的射击（不仅是弓箭，也包括使用火器）以及作战队列的组织、队形的变换上却都十分粗糙。
也为此，当满清骑兵呼啸着跑到联军侧翼面前时，遭遇到的不仅是英法联军的强大火器，更在面对联军迅速组成的营方阵前毫无办法。
同时和老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展现所不同的是，实际上清军骑兵并不是手持长矛鱼贯突入，而是绕着联军阵型射箭和放枪。
为此，当满清骑兵突进到联军阵线中部时，遭遇到的是已经列好步兵方阵的排枪齐射。不得已，清军骑兵只能继续向右，试图切入联军中路和左翼的空隙。
但很快，当清军骑兵到达时，却无奈的发现左翼的联军也展开成步兵方阵应对。而这一期间，联军的炮兵已经就位。多重火力打击之下，清军骑兵只能继续往右，试图绕若方阵由侧后兜击。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联军派出国王骑兵团和印度骑兵团的骑兵部队进行反击。只一接触，就彻底打崩了清军士气，清军骑兵遂向八里桥方向败逃。
乘势，联军也继续向八里桥方向推进。
按照后来参战联军的记载，直到此时，八里桥方向包括胜保在内的不少清军官兵依旧坚持抵抗。但此前因为前方的失利，整个清军士气已丧，同时由于僧格林沁固执己见，试图野战歼敌。
为此，八里桥方面并没有做很好的工事修筑。
与此同时，就在这关键时刻。
作为清军主帅，僧格林沁乘坐牛车逃跑，这就使得剩下来的清军遂陷入到各自为战的绝境。
上午十点，联军攻占八里桥（也有资料记载，当天的战斗实际上还持续了段时间，不过考虑到清军已经溃败，即使有战斗，也不过是零星官兵的个别英勇行为）。
9月22日，得知八里桥战败消息的咸丰帝彻底荒了。
因为此时从八里桥到京城，清军已再无任一可战之兵。
为此，咸丰帝干脆留下恭亲王奕訢，自己则带着一众妃嫔出逃热河。当然了，明面上人家叫巡幸。
9月24日，奕訢与英法方面取得联系，他照会联军，希望以释放巴夏礼等使节为由，与联军谈和。但直到此时，清廷方面还是在坚持公使不能入京，其他一切照准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
而联军方面则表示，公使入京只是西方的基本礼节。使者方面你必须放，不然三天之后联军就要攻占京城。
眼看着大家又要鸡同鸭讲了，但关键时刻，被扣押半天的巴夏礼终于看明白了其中道道。为此，巴夏礼向联军指挥官表示，不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做纠缠，赶快达成谈判合约。
于是乎，双方遂没有在公使入京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为荒唐的问题上继续纠缠。10月5日，奕訢再次与洋人取得接触，希望赶快签订条约。
10月6日，英法联军在北京城下再次击败僧格林沁的部队，并随即得指了咸丰帝已逃亡热河的消息。10月8日，清廷陆续释放巴夏礼等使节。
但由于之前僧格林沁扣押巴夏礼等人时，曾十分残忍的虐待俘虏。为此整个使节团包括巴夏礼在内的39人，最终只有19人活了下来。
于是乎，就发生了接下来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当然了，按部分资料也指出，联军正式抢劫圆明园并不是发生在10月18日，而是之前就已经开始，不过因为这种勾当毕竟见不得人，所以做得比较隐秘。
但巴夏礼等人的遭遇，使得联军方面有了充分的借口。
为此10月18日的行动，就属于大张旗鼓了。
而也正是这一行动，导致整个清廷彻底焉了菜。
再后来，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每一个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耻的屈辱了。
至此，我们也彻底讲完了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