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战国军粮》篇中，我们曾经讲到过。被后世广为流传的“万石军役”。即一万石出兵250人的计算方法，其实更多出自江户幕府时期。
而于整个日本战国，即1467年—1615年这百年来说。
日本战国的军制，其实也是发生过多次变化的。
1467年，日本在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任期内幕府管领的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等守护大名之间发生争斗，随即爆发的应仁之乱也被认为是日本战国史的正式开端。
而在此之前，日本为应对元朝入侵以及东征夷人的军制“健儿制和律令制”，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不得不发生改变。此前，“健儿制”和“律令制”比较类似于秦汉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军队也主要由朝廷掌控。
但在抗元战争后，各地庄园地头对农民的剥削加剧，引发了农民的广泛反抗。与此同时，作为幕府统治支柱的御家人，因北条氏专权而备受排斥和压抑，再加上工商业发展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和抗元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其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对幕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
京都朝廷趁机再次策划反扑，后醍醐天皇于正庆二年发出了讨幕的号召。而幕府将领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先后背叛幕府，与倒幕军联手，先后攻占京都和镰仓，结束了镰仓幕府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统治。
后醍醐天皇随后重登皇位后，于建武元年改元，并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皇权的政策，史称“建武中兴”（1334年至1336年）。然而，这些政策触碰了武士封建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强烈反弹。
建武二年，足利尊氏抓住时机，在镰仓起兵反叛，率军进攻京都，于延元元年废黜后醍醐天皇，拥立光明天皇，并自封征夷大将军，于京都设立幕府，至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天授四年将幕府迁至京都室町，形成了室町幕府（1336年至1573年）。
后醍醐天皇被迫逃往大和国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称南朝，与京都朝廷（北朝）形成了对峙局面，日本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朝时代（1336年至1392年）。
在这一期间，因为国家分裂，各种政治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此时普遍的兵役制度，已经无法实现。为此，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越来越依靠由各个新兴的小庄园领主所自募的武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与后来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与家臣还是有相当区别的。
但无论如何，如果真要回溯日本武家兵制的起源，那其实我们可追溯到平安时代后期兴起的武士团。当时，随着国家封建制向领主地主封建制的转变，以国家农民为兵源、通过征兵令组建军团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兵制逐渐瓦解。
领主地主取代贵族成为统治主体后，他们需要建立一支直接统治农民的暴力工具或者说军队，以替代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且已消解的律令制封建国家军团。
这支新型军队的主要兵力不再来源于农民征召，而是由领主地主亲自招募，拥有武器与参与战争成为领主地主的特权。
在日本，最早的领主地主武装即为平安时代后期兴起的武士团，至镰仓幕府发展为御家人制，至室町幕府及战国时代，普遍形成了大封建领主（守护大名）的封建家臣团，其内部结构经历了血缘纽带的族党结合、地域结合。直至义父子拟宗法封建关系的结合，其共同特征都是以土地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主从制。
至平安时代后期，各地庄园领主为保护自身权益、统治庄民、扩张领土，纷纷招募私兵，组建武装力量，由此诞生了最初的武士团。
这些武士团通常依托血缘关系形成宗族势力，即“一门”或“一家”，其中本家家长为核心，分家庶子及同族子弟在本家长的领导下，与本家支配下的“名主百姓”（小地主）组成武装团体。
当面临危机时，一门成员须团结一致，以本家长为指挥官。武士团成员中与本家长有血缘关系者被称为“家子”，无血缘关系者称“郎党”或“郎从”，他们与本家长之间建立起主从关系。
本家长向家子、郎党分封土地，给予经济、政治上的庇护，称为“御恩”，作为回报，家子、郎党须在平时及战时为本家长提供军事服务，称为“奉公”。
宗族关系与主从关系构成了初期武士团形成的两大基本原则，此外，部分宗族势力较弱的武士团为增强实力，会选择按地域结合，形成“党”，如“武藏七党”和“松浦党”等。
而一些地方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提升自身地位、扩大统治范围，往往投靠朝廷有势力的贵族或寺院、神社，将土地“寄进”于其名下作为庄园，自己则充当庄园管理人，即庄官（或庄司），继续支配和经营土地。
同时他们也充任贵族的侍从、护卫，称为“侍”，这些地方豪族出身的武士即构成庄官级武士。
进一步的，室盯幕府对于上述情况进行了优化。其前期的军事力量主要是足利尊氏一门的武士团和傍系守护武士团。
及至南北朝内乱结束，守护们致力于经营领国，于是幕府将军就需要增强自己直属的军队。而这就是在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时期实现的，其通常也被称为 “五番众”。
“五番众”的兵源包括足利一门的世代家臣武士(“谱代家臣”)
以及从各守护大名的分家与庶流中召来的武士，其总数估计大约
2000余骑，分别编成五支部队。
队长称为必番头”，多从镰仓时代以来名家出身的武士和守护大名中选任。这些居于指挥地位的上层武士又称为“御番众”或“奉公众，有资格晋见将军。“五番众”平时轮番担任将军的警卫，临战时则一同出征。
此类军力是幕府最为核心的战力，而其下辖的各庄园主或者说大名，也有义务在战时带领领内的武装力量共同参与讨伐“将军”的共同目标。
到战国时代，各地割据的大名普遍建立起常备的家臣团。其兵源有三，并依其与大名关系之亲疏分别称为“一门众”、“谱代众”和“国众”。
“一门众”是从同大名有近亲血缘关系的同族本家，或分家中征召的武士，在家臣团中居于权力中枢的高层地位，又称为“一家众”、“同名众”、“亲族众”、“亲类众”等。
但有必要一提的是，事实上在不同大名身上，一门众的表现和被遵奉的情况也还是有不同的。如是在武田信玄的二十四将中，武田信繁、武田信廉、穴山信君、一条信龙不仅属于一门众，且能力和威望都比较出色。
而在织田信长的手下，织田家的一门众里除了织田信忠稍微受到重视和培养外，其余的基本在历次织田家的重大转折和事务中，都没有特别的表现。
至于“谱代众”，则是世代臣服大名的近臣武士，一般来源于与大名无血缘关系的本地领主，也有一些与大名本家虽有血缘关系但已疏远的庶家及庶流子孙，但其地位低于一门众。
而“国众”是从国人领主(小地主)中征召新编进大名家臣团的武装，同大名仅有军事服役关系而无土地隶属关系，而且有一定的临时性。
另外，战国大名为了保证在领主·地主中的兵源，各自的规定其实是有不同标准的军役赋课制度。为此，这仍是一种兵役与后勤供应合一的制度。
具体来说，通常规定按照应服役者给人知行地的收成折成贯文知行高所表示的面积大小，来规定应赋课的兵员数和兵器装备数。
换句话说，全看老爷们高兴。
至于编制上，战国大名家臣团的军事编制通常实行的是拟宗法等级隶属关系的“寄亲寄子”制。“寄亲”是指在战阵上担任近卫大将职务的上层家巨，其具体职称又有“指南”、“奏者”的不同名称，因大名而异。
其来源包括大名的近亲宗族“一门众”和大名的近臣“谱代众”，他们即是军中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大名领国和地方行政官员，战时负责统率自己的部下“寄子”出征。
“寄子”隶属于“寄亲”，与其结成拟宗法关系，又有“寄骑”、“同心”、“同阵”等不同名称，是军中的主要战斗员，多来源于国人领主，平时负责治理乡村，战时应召出征。
但其所管辖的乡村通常交由代理人或下司直接治理，他们本人平时一般都集中居住在大名的城下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战国大名的家臣团事实上已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常备军性质。
不过，如果你认为日本战国就全是武士老爷们在前方比刀枪，而后面的平民老百姓在旁边看戏，那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事实上，随着应仁之乱后，日本领内战事的加剧。
想仅凭数量有限的武士团和有限的征召，已愈发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势。
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即便是织田信长和后来的丰臣秀吉，都没有完全能达到理想中的“兵农分离”。其麾下军队中，除了武士精英外，也有广泛被临时征募上来的“足轻”或者说“武装农夫”。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我们说到兵农分离就只会提及上面两位。可事实上，在日本战国的其他大名中，也是存在有类似制度的。比如在著名的武田家，武田信玄就将领民们分为“军役众”和“总百姓”。
其中“军役众”需要参军打仗，但作为酬劳他们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的税赋与徭役，而“总百姓”可以不参军打仗，但需要承担正常的税赋和徭役。
说到这，可能有看过《杂兵物语》等战国书籍的朋友也会指出，上述的足轻和武装农夫完全是两个概念好不好。前者是指相对较为富庶或者说有稳定耕地的农民，他们在平时负责务农，而在战时则携带装备参与出征。
虽然这和真正意义上的武士和职业军还相距甚远，但实际上已经是被普遍登记则册的兵员了。而所谓适龄人口，即16到60岁的男性劳动人口，一般情况下不会全部征招，以避免竭泽而渔。
至于后者，则更多是指临时被抓来的农兵或者说壮丁。客观来说，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这两种情况在日本战国时期都是普遍存在的。毕竟在战国日益频繁的战争中，各大名们其实未必能真正意义上奉行某种制度而一直不发生变化。
这就像我们打《星际争霸》，“农民”的战力的确十分有限，但生死存亡之际，哪还能管得上这个不是？
不过，对于比较明智或者说高明的领主，像织田信长等人来说。最好的基层兵员，当然还是会按户籍被编入各个家臣对应的村落中。
一般这些劳动力由该村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可能还会按其年龄来确定是否符合参加军役的标准。在进行登记注册后，除了日常的务农外，各村也会按一定的时间组织他们到相近的城堡进行军事训练（通常是每年的7月份）。
等到战时，这些人员会首先按村为单位进行动员。
动员过程中，一般其装备，诸如阵笠、手护甲、具足以及刀矛通常由其自备。但如果被动员人自己没有，那也可以向大名进行借贷。所以一般这些基层士兵的盔甲也往往会被称为御贷具足，意即借来的盔甲。
当然了，谈到这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说是资本家的鬼脑筋。毕竟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古代，私藏盔甲你搁在哪都是重罪。
与许多影视剧表现所不同的是。
在古代，一副好的盔甲不仅是对军队战力的最佳维护，同时也是比刀剑更为关键的“国防基石”。所以包括工匠和冶金技术在内，从来都是古代各国严防死守的宝贝。
此外，足轻从效能上也会分为有长枪足轻、弓箭足轻、铁炮足轻等等不同的类别。其中，长枪足轻是最为普遍的基层士兵，其一般装备1.6米到4.5米的长短枪（据说更长的还有到5米的）。除此之外，足轻也广泛装备锄头、斧头、铁链、镰刀、木锤等装备。
这里有必要一说的是，最近些年网上曾有视频和文章指出。
日本战国长枪足轻主要依靠将长枪举起了往下拍打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叩击”。
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除了叩击动作需要部队拥有更大的发力空间外，同时也不符合日本普遍的军阵规模。当然了，这点已经有不少朋友进行过考证，我们就不在此继续赘述了。
而除了长枪足轻外，弓箭足轻和铁炮足轻属于相对技术含量更高的兵种，且同时也更贵。按一般计算，铁炮足轻一个步兵大约要花费20贯钱，而普通足轻则大约在2.5-5贯左右。
同时，具备铁炮手资格使得该步兵，在平常可以更少参与劳作。
为此从身份认同感上，又强化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优越感。至于说，铁炮和弓箭是否也像具足一样，日常由大名管理，战时再统一分发，这个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考虑到日常保养、训练和花费，则事实上交由足轻个人管理。战时集中使用，倒是在理论上会更具性价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说到的是。
为什么日本战国期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弩兵足轻呢？
事实上，日本早期是有使用弓弩的记录的。据《续日本纪》记载，在八世纪初期，那时候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地方盘踞着多个反政府武装势力。为应对这些势力，日本政府就曾经为镇乱军队配备过弩箭。之后，随着弩箭的介入，日本政府军在镇压地方叛乱的争斗中占尽优势。
但随后，随着大化革新、武士文化的逐渐兴起。
作为日本中央军的“健儿制”等制度开始崩坏，而地方小股庄园武装的格斗开始兴起。这就导致日本缺乏大规模装备和使用弓弩的环境。
要知道的是，相比弓箭来说，弓弩尽管杀伤力更强、操作更简单。但同时它对保养和整体生产和后勤来说，却也是要求极高的。
而在此期间，日本主要的战争来源于地方政治势力的互掐，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弩的条件。等到后来的战国时期，此时虽然战争程度加剧了，可大家逐渐都开始忘记怎么生产弩了，更何况还要考虑成本、日本的气候等等因素。
再往后，随着火绳枪的快速普及。
弩在日本也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接下来，则是谈到战国日本的另一个兵种，骑兵。
很大程度上，也和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王权一样，战国的日本缺乏成建制，或者说是成大规模建制的骑兵集团。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听多了武田赤备骑兵凤林如火的故事。
但实际上，这却并不等同于武田家拥有了成大规模建制的骑兵集团。
其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大规模成建制的骑兵集团，往往需要更大的国力和马政支撑。而武田家的信浓一代虽然的确是产马地，但从一匹野马、耕马、驮马到战马，还是会有相当区别的。更何况武田家再牛逼，它也没有摆脱家臣到大名，多级划分的大环境。
所以，真实的历史是。
武田家相对于其他大名来说，在马匹的装备率乃至对于骑兵的集团冲锋上要理解得更为深刻。可在编制上，他们仍遵循一般其他大名的兵役制度。
即也像其他地方大名一样，武田家的家臣按其石高为领主提供相应数额的兵员。这些兵员一般由部分骑马武士、长枪足轻、长弓足轻和铁炮足轻构成。等到了领主规定的集结地时，再根据任务做进一步的调整。
所以客观的说，日本战国时期既不像一些朋友认为的一样，就完全没有骑兵集团冲锋的战例。同时，也并不像同期西方或者中国大一统王朝下，拥有那样庞大和成规模的骑兵编成。
在上述基础上，战国大名们在进行军事动员时，一般遵循如下流程。首先由领主确定出征的部队编成，其通常也被称为“军团”。这个军团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编制，而是依据不同任务所进行调整。
对于实力相对较小的大名来说，通常往往只能编组一个军团，而这个军团长就由其本人担任。在这方面，日本战国的中前期，基本各大名都是亲自上去操刀的。
而对于中后期，由于这时候大家都有钱了，地盘和人口也都更多了。为此，像比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来说，他们往往不再需要自己亲自上阵，而是编组若干军团进行更大方向上的战略任务。如是信长编组的秀吉军团、柴田军团等等，就分别担任了毛利方向和上杉方向的进攻。
那么，具体到一个军团时，则其编组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时候，军团通常也分为“前、中、后”三军，其中前军即先锋被日军各级武士们尤为看重，认为是至上的武家荣耀。
在此之中，一个比较大的盲区是。
战国时期的日本，其侦察力量似乎更多来源于战前的忍者。而在行军或部队的前方，日本的斥候似乎并不像明朝一样有“夜不收”这样专门的侦察部队。
也就是说，日军在行进时，其侦察力量更多由其本阵派出。
这些人当然也会在日常接受一定程度的侦察训练，但考虑到其有限的马匹和缺乏长期专门的训练，为此其能力让人怀疑。
当然了，早期由于日本战国地形狭小，这一点倒是也不算突出。
但在后来的征朝之战里，某种程度上却也是日军屡屡受挫的原因之一了。
不过与我上面个人揣测不同的是，明《宣宗时录》对于日军的记载则完全不同，下面我们节选几段。
起初，贼军首领清正集结了众多部落的兵力，声称有三十多万人，有的说七、八万人，水陆并进，准备进攻晋州。边境告急，倡义使金千鎰带领三百士兵于六月二十四日驰援晋州。
忠清兵使黄进带领七百士兵，庆尚右兵使崔庆会带领五百士兵，义兵复仇将高从厚带领四百士兵，副将张润带领三百士兵，义兵将李继璉带领一百多士兵，义兵将边士禎派遣副将带领三百士兵，义兵将闵汝云带领二百士兵，已经先一步到达，并与本州牧使徐礼元以及金浚民、李完仁等人商议守城之策。
到了七月十九日，全罗兵使宣居怡和洪季男等人带领兵力来会合，认为贼军众多我军寡少，不如退守内部。金千鎰坚决反对，居怡、季男等人在云峰列阵。二十一日，贼军二百多骑兵出现在东北山上。
二十二日早晨，贼军五百多骑兵登上北山列阵炫耀武力，城中守军按兵不动。到了巳时，贼军大部队到达，分两路，一路在开庆院山腰列阵，一路在乡校前路列阵。初次交战，城中射杀三十多人，贼军收兵撤退。入夜后贼军再次进攻，大战良久，直到二更才撤退。三更时贼军再次进攻，五更时才开始撤退。
城中得知贼军将至，认为城南的矗石楼临江险要，贼军必定不敢侵犯，只有西北方向可以挖掘壕沟，于是挖掘壕沟储水，只有东边是受敌之地。
然而贼军凿开壕沟，待其干涸后，背土填塞，开辟出一条大路。二十三日，三次交战贼军三次撤退，夜里又四次交战四次撤退。贼军乘夜大呼，声震天地，城中乱射，死者无数。
二十四日，贼军增兵五六千人，在马峴列阵，又有五六百人增兵，在东边列阵。二十五日，贼军在东门外堆土建陵，建造土屋，俯视城中，箭矢如雨。
忠清兵使黄进也在城内对筑高陵。从黄昏到夜晚，黄进脱去衣帽，亲自背石，城中男女感动得泪流满面，全力助筑，一夜完成。于是使用玄字铳筒，击破贼军的土屋，贼军随即撤退。当天，三次进攻三次撤退，又四次进攻四次撤退。
二十六日，贼军制作木柜，裹上生皮，各自背负以防箭矢，来毁城。城中以大石滚下，箭矢如雨，贼军于是撤退。贼军又在东门外建两大木，上面设板屋，多放火入城，城内草屋一时燃烧，烟焰冲天。牧使徐礼元因恐惧而倒下，金千鎰以义兵副将张润为假牧使。
当时天下大雨，弓箭都解了，兵力已经困乏。贼军送信入城说：“大国的兵力也已经投降了，你们还敢抵抗吗？”城中回信说：“我们只有死战而已。何况天兵三十万，正在追击你们，不留余力。”贼军嘲讽说：“唐军已经撤退了。”当天三次交战三次撤退，夜里又四次交战四次撤退。
二十七日，贼军在东西两门外筑起五个土阜，结竹为棚，俯视城中，箭矢如雨，城中死亡三百余人。又制作大柜为四轮车，贼军数十人身穿铁甲，推车前进，用大铁锥凿城。
当时金海府使李宗仁力大无穷，在军中无人能比，宗仁连续射杀五名贼兵，其余贼兵逃走。城中之人用火束灌油投掷，倭贼因此被烧死。初更时，贼军再次进攻新北门，宗仁与其手下力战击退贼军。
二十八日黎明，宗仁回到所守的城池，发现徐礼元因不警惕，贼军悄悄来凿城，城墙即将崩塌，宗仁大怒责骂。贼军逼近城下，城中士兵死战，贼军死者众多。
一名贼军首领被射中身亡，其余贼军拖尸离去。黄进俯视城中说：“今天的战斗，贼军死了一千多人。”有一名贼军潜伏城下，仰射铁丸，横穿木板，跳掷中黄进左额。当时黄进、张润最为勇猛，是众将之首，城中依靠他们为重，黄进中丸而死，（有的说黄进中丸未死，是在陷落时被杀）。城中一片恐慌。
二十九日，徐礼元代替黄进成为巡城将领。礼元因恐惧而胆怯，脱下斗笠骑马，边哭边走。兵使崔庆会因礼元惊动军心，想要斩杀他但最终停止，让张润代替他。不久，润也中丸而死。
未时，东门城墙因雨崩塌，众多贼兵如蚂蚁般攀爬上来，宗仁与其亲兵放弃弓箭，直接用枪刀与之搏斗，贼兵死者堆积如山，最终贼军还是撤退了。贼军又在西北方大声突击，倡义使的军队溃散，都聚集在矗石楼上。贼军于是登上城墙，挥剑跳跃，徐礼元先逃跑，其余军队一时溃散，宗仁中丸而死。
左右扶起千鎰，劝他退避，千鎰坚决坐着不起来，说：“我应当死在这里。”于是与他的儿子象乾相拥投江而死。
贼军屠杀城中，将城市夷为平地。城中死者六万余人。（有的说八万余人，有的说三万。后来，監司金玏命令沙斤察访李瀞验视，城中积尸千余，从矗石楼至南江北岸，积尸相枕。从菁川江至玉峰、迁五里，死者堵塞江流而下。）
倭贼攻陷晋州，金千鎰、崔庆会等人战死。当时，晋州告急，李如松在京城，传令列屯的众将刘綎、吴惟忠、骆尚志等进兵救援，但众将畏惧贼军的势力，不敢前进。
贼军集结了所有屯兵，号称三十万，直扑晋州，焚烧掠夺宜宁诸县，烟焰冲天。权慄与李薲退守咸阳，仍进入南原，郭再祐放弃鼎津撤退。当月二十一日，贼军开始进攻晋城，分兵傍县，以阻挡外援，围困本城百匝，四面数百里弥漫。洪季男等人登高望见，旌旗遮天蔽日，呼喊声震动大地，晋城被围困，如同大海中的孤舟，恐惧不敢前进。
二十二日，贼军开始攻城，城中射退一阵，入夜后贼军再次进攻，大战良久，直到五更才停止。先前，城中认为城南矗石楼临江险要，贼军必定不敢侵犯，只在西北方向挖掘壕沟储水，只有东边是受敌之地。然而贼军决开壕沟填土，开辟出大路，又直接挖掘城墙底部，运出城墙上的大石。
城上矢石乱下，贼军冒死聚集，一定要毁掉城墙才停止。第二天三次交战三次撤退，夜里四次交战四次撤退。第二天又是如此，双方箭矢交锋，城内外死者无数。
贼军在东门外堆土建山，上面建屋，俯视城中放箭。城中对筑高阜，黄进亲自背土，城中士兵和妇女竭力助筑，一夜完成，于是对放玄字铳，击破土屋，贼军于是撤退。接下来的夜里，双方再次大战，直到天亮才停止。贼军又制作木柜，裹上牛皮，各自背负以防箭矢，专门毁城。
城上射箭如雨，滚下大石以破之。贼军又在东门外立两大木，上面建板屋，多放火入城，城内草屋一时燃烧。黄进又对建木屋，设板放铳，贼军于是停止。徐礼元因恐惧而倒。
从上文来看，似乎日军是擅于组织骑兵进行先导侦察的。
不过，考虑到这时候已经是日本侵朝时期，其国内已基本统一。
为此，似乎又不能代表战国前中期各大名的情况，故而怎么看，就全凭大家喜好了。
再往下，大名在每个军团都会设立本阵。
本阵，作为军队的核心指挥部，这里由军团的主要指挥官坐镇汇集了一支精干且职能分明的精英团队，每一位成员各司其职，共同维系着整个战局的运转与指挥系统的高效运作。其中，核心人物如下：
一、总大将：犹如砥柱中流，坐镇本阵之首，是全军的最高统帅。他深谋远虑，肩负着战略决策与全局指挥的重大责任。
二、副将：作为总大将的左膀右臂，副将既是辅弼良佐，又是关键时刻能够独当一面的可靠力量。
三、军师：智囊之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军师精通兵法韬略，洞察敌我形势，为总大将提供战略建议与作战方案。
四、佑笔（执笔）：战场上的记录者与传令官，肩负着记载战况、传达命令的重任。
五、军奉行：犹如军队的行政总管和参谋长，统筹协调各项后勤事务。他麾下设有旗奉行、弓奉行、枪奉行、小荷驮奉行、兵粮奉行等专项负责人，分别负责旗帜标识、弓箭装备、枪械维护、物资运输、粮草供给等关键环节，确保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顺畅运行。
六、军目付：犹如鹰眼般的监察官，时刻警惕军纪整肃，监督各级将领执行命令的情况，防止军心涣散、纪律松弛。
七、使番与物见番头：使番作为使者，负责对外联络与信息传递，确保与友军、盟友乃至敌方的沟通渠道畅通；物见番头则担当侦查重任，潜行于敌阵前沿，刺探敌情，为总大将提供实时情报，助力决策。
此外，本阵中还配置了各类保障人员，如马回、小姓、药师、祈祷僧等，他们各司其职，为军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
马回，专司总大将及重要将领的贴身护卫，他们身手矫健，忠诚无畏，确保核心指挥层的安全无虞。
小姓，既是总大将的生活助理，也是其精神支柱，他们陪伴左右，照料日常起居。
药师，战场上的生命守护者，精通医术，携带各类药材，随时准备救治伤患，最大限度减少伤亡，保障军队战斗力。
祈祷僧，虔诚的信仰守护者，以诵经祈福安抚军心。
具体兵种配置上，军团士兵主要分为骑士、步卒两种。步卒即“足轻”，分为弓箭兵、火枪兵、长枪兵三个兵种。作战时阵列排列方式是，火枪兵在前，弓箭兵居中，用作最后突击的骑士位后。
军事指挥官中分为“军奉行”、“军监”、“侍大将”、“足轻大将”、“弓大将”、“长柄大将”、“火枪大将”、“海贼众头”、“枪奉行”、“恺奉行”、“旗奉行”、“使番”等各种头衔并用以管理对应的兵种。
另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海贼众事实上即是水军运输司令，同时也是水军主力舰队司令本身。而且一定程度上，海贼还担负有类似后世海军陆战队的功能，具备一定的两栖登陆战能力。
至于如果军团规模较大的话，那这时为了方便指挥，则又会组建除本阵军团外的独立部队，或者说独立的军团。
这类军团一般由侍大将进行指挥，其一般下辖足轻大将、铁炮大将、弓大将等兵种指挥官来分别管理军中的弓兵、长枪兵等。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后者更多是将各大名征召兵重新编组和分配后的“基础战术单位”。
除此之外，军团也会编有一些游势，或者说游击队。
此种单位类似《冰与火之歌》提利昂在绿叉河之战招募的野人兵，其一般主要由浪人、山贼、当地土豪等构成。主打就是一个骚扰和袭击。
不过，广义上来看，日本战国时期的军队主要还是分为直辖军和非直辖军两种。以织田信长为例，信长的直辖军是由织田家一族(“御连枝”)统率的部队。
其核心是织田信忠(长子)和织田信雄(次子)，他们掌握着尾张(今爱知县)、美浓(今岐阜县)、伊势(今三重县)等织田家发迹之地的武士团。
在编成上，直辖军中包括近卫军 “御马迥”(帐前武士)、“御小姓众”(勤务兵)、“御弓众”(弓箭手)、“御铁炮众”(火枪手)等组成。
这些部队随信长权势的增长而不断变化，早期像发迹前的信长其直辖可能不过千余人，等到后期包括关原之战时的德川，直辖部队往往就都已超过了一万人的规模。
而除直辖军外，非直辖军数量最大，同时他们也是信长军的主力。各个军团的人员构成，既包括军团指挥官原有的直属家臣团成员，也包括征服地服属武士团成员。
信长将后者交由如柴田胜家、丹羽长秀、佐久间信盛、明智光秀、羽柴秀吉(丰臣秀吉)等一些心腹部将指挥。这样，织田信长就同心腹部将以及同征服地服属武士团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当然了，作为回报以及管理，信长也会和这些家臣进行广泛的联姻，并将其子女收到帐下。一方面是作为联谊，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作为人质，以避免不愉快的发生。
军费的获取与使用
在日本战国时期，军费主要是以米来作为支付方式的。
但同时为便于管理，也会发放贯文等货币作为支付部队的酬劳。
而在战国各地不同的诸侯身上，用来获取军费的方法也多有不同。
以甲斐的武田信玄来说，由于其领内开采出黑穿金山、富士金山、白云山金山、川靠金山、黄金泽金山、金泽金山、两台山金山、紫三金山等等大量金矿，使得早期的武田家一度颇为阔绰。
但和一般认为不同的是，金矿这种资源是建立在广泛的市场化认可以及交易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对面和你铁了心打贸易战，那完全可以通过关闭交易来锁死你的金矿价值。毕竟金子再多，这玩意儿它是不能直接转换成食物和武器的不是。
也为此，回过味来的武田家，很快制定了流通中的黄金的规格，以官方发行的钣金和契金，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黄金的开采与提炼流程，并稳定国内物价。
同时，武田信玄更广泛组织种植庐树、漆树这种经济类树种来拓展税源。而且，信玄在农业领域也颇为重视，使得其军队的粮食供应不至于完全依靠商贸获得。
然而某种意义上，武田家死也死在这。
恰恰因为金矿收为“国有”，而狭小的领地又没有更多的粮食用于支付士兵的酬劳。为此武田家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各地设卡来给税收开源，另外一方面则强力将领地内的百姓绑定在土地上。
可事实上，这却又一定程度限制了“金矿”作为商业资源的自由运作，变相抑制了武田家可用来刺激经济和增长人口的能力。
而织田信长获取军费，首先采用的是开放领内交易的手段。在这点上，织田家刚好卡在了金矿佬武田家和京都权贵的中间位置，这使得信长作为中间商可以通过左进右出的倒手赚取其中差价。且美浓平原相对发展农业更为容易，这也使得织田家在粮食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便宜。
其次，信长则主要采取强行征收的方式来获得军费。如是1568年信长进京，十月便先后向摄津、和泉两国课要求“矢钱”，并摊派给本愿寺5000贯、堺南北庄2万贯，课大和法隆寺银子1000贯。
而除此之外，织田和后来的丰臣政权还有另外一项收入来自于海外贸易。此时虽然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大明帝国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十分保守，可来自日本的银矿却是大明所无法拒绝的。
与此同时，正在尝试大航海的欧洲人也开始和日本大名们有了更多的交流。故而织丰时期这两大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前代的室盯幕府时期。
按不完全统计，在1589年五月，丰臣秀吉在聚乐第举行一次金银分配会中，一共分给同族、大名、公卿等与会者10两大型黄金币6000枚、白银(10两)2500枚。
按1984年的日本米价计算,1石米至少值6万日元，黄金一枚当时可买30一60石米。那末，1枚黄金就值现代日币的180-360万元，等于秀吉在一日之内就分掉了300亿日元。其富有可见一斑。
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就是日本战国军费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在战国时代，日本大名们并不是完全由自己出资来供养士兵。而是通常由各大名进行分摊。
良心一点的主君，往往让家臣们将部队按时集结到某处，此前他们的一切消耗由家臣们自行垫付。而后进行征伐时，再由主君的“国库”来负责提供消耗。
至于抠搜一点的，那就完全将花费摊牌给每一个家臣了。
毕竟作为家臣，谁叫你领了人家的土地不是？
而除了用于士兵日常的军粮开支外，军费也往往担负有装备维修、工程建筑、民夫征集等等问题。不过其中经常容易被忽视的，是战争中关于战死者的抚恤和战功者的奖赏上。
前者虽然资料最为稀少，但考虑到不对战死者抚恤必然会引起士兵的强烈反弹，为此只要不是脑筋秀逗了，那一般大名们还是会对战死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抚恤。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抚恤主要是针对于在村户籍上被登记在册的适龄人口。如果你只是难民和各地临时抓来的壮丁，那很可能从此就真的物理毁灭了。
而后者，在战功的奖赏方面，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绝大多数时候，日本战国时期的战果都是以对方的首级作为对象。但在比如桶狭间等特殊战斗中，也会因为主将临时的处置，而使得军功的确认有新的调整。
不过通常战功的审核要在军师带领下，首先将敌军杂兵首级和大将首级分别聚集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优先处置的当然是对方大人物的脑袋。这个方面无可厚非，谁干掉的谁最大。
但亦如我们前面所说，于不同情况甚至不同老爷们手上，这其实也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等式。比如在桶狭间之战中，优先刺伤敌军大将今川义元的是服部小平太、率先砍下今川脑袋的是毛利新介。可后来信长仍然把第一功，奖赏给了此战中正确告之今川本人所在的粱田出羽守。
而后来的关原之战中，可儿才藏为了能更多人头，也是以在对方身上扎竹叶作为标记。为此可以说，战国时的日本甚至同期东亚各个地方，都将斩首作为勇武和大功的象征。
而除此之外，在辨认其他功劳时，日本战国的资本家们还是进一步想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来减少自己手上钱财的消耗。为此接下来，我们即可以看到持太刀冲阵的“一番太刀之功”，也能看到担任殿后的“殿枪之功”。
不过客观的说，我觉得后者更多是针对于武士名臣们的。
要不然真要人手算一个，那战国大名们那点军费儿怎么可能分得够。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杂兵们来说，能砍个把首级固然是光宗耀祖的事。可相比起平常吃饱穿暖、战时铠甲附身的贵族老爷们来说，还是活下来更有可能性得多。
所以大多数时候，杂兵们的尸身甚至不配被妥善的安葬。
尤其对于战败方来说，将大量杂兵的尸体爆尸于野，不仅减少己方体力消耗，同时也能更好震慑对手。
最最后，本文并未涉及到战国时期日本盔甲或者说具足的生产、火器的研发、水军的组织以及攻城器械方面的应用等等。毕竟从我看来，这更多属于装备问题了。而如果你也想知道相关内容，欢迎更多关注学社，我是帝林，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