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英国人在南非的表现不佳，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战术和训练，使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成为了“欧洲训练最精良、射击技术最好的步兵”。
尽管此时的英军仍然强调建立火线，但同时更加注重灵活性，并开始强调利用地形进行机动和掩护，以尽可能减少被敌人发现。相比之下，德国在日俄战争后所发布的手册中，仍强调刺刀战，并指出利用地形的主要目的是保持行军方向。
不过总体而言，各国也都普遍认识到，步兵队伍需要比传统的队列战术更大的分散度，这种队列战术已经逐渐像方阵一样过时。人们逐渐意识到较小的作战单位，可以以惊人的速度移动。
在大战前夕，英国军队引入了四连制的营编制，与此前的八连制并存。这一变化在战术上变化不大，因为新的营战术仍然符合现有的部署概念；连新编制的四排，取代了过去由两个班组成的排火力单位。通过这一变革，英军的步兵营编制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编制更加一致。
然而，英军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分歧体现在连队的排数上。例如，奥地利、俄罗斯和法国军队的连采用了与英国相同的四排“方形”编制，而德国、日本和比利时则采用了“三角形”编制。
至于关于步兵连是战术单位的共识，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步兵连开始被认为是“能够独立进行战斗或执行简单作战任务的最小单位，其成员为指挥官所熟悉，并且规模足够小，通过口令即可进行控制”。
在1905年至1914年间，步兵连在战斗中的正面宽度约为200米，因此一个由四个连组成的营可以防守约800米的正面，一般分为火力线、支援线，有时还包括预备队。
显然，以这种方式组织和部署的步兵部队，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也不必再惧怕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骑兵。到了这时，速射步枪已经确立了步兵在战场上的无可争议的优势。
事实上，布尔战争的一个错误结论是，经过训练的步兵的快速射击比机枪更可靠，因为机枪严重依赖运输支持和水源弹药的持续供应。各国军队在此期间制定的射击标准十分严格。间接射击和距离估算也开始被重视和教授（例如，所有德国士兵都被要求要能够准确估算800米以内的距离）。
一个优秀的射手应该能够在250米内击中任何站立的目标，在350米内击中采用跪姿敌目标。在防御阵地上，400米的射击范围被认为是最低标准，而壕沟必须确保在3000米的距离上使用望远镜也看不见。
这些标准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600米及以内被视为步枪的“近射程”，而600到1400米被视为“有效射程”的时候，这也反映了对着弹区原理的认知。
步兵防御的核心是带有支援和预备队的战壕线。单兵应在短时间内挖出一个5英尺长、3英尺宽、3英尺深，配有1.5英尺高胸墙的简易火力壕。如果时间允许，壕沟应加深1.5英尺，并加装头部保护，推荐的标准为9到12英寸的泥土。
在500米的准备好的防御阵地上，通常有大约500名士兵在一线壕沟中，每30码部署一人。此外可能还有100到200人作为支援力量，以在受到攻击时增援火线。另有500到700人则充当预备队，预备队的任务不是增援火线，而是发起反攻。
通常，一个营只提供火线和支援线，而预备队——分为地方预备队（营）和总预备队（旅）——则来自其他营。在防御中，连队通常分为火线和支援线，地方预备队由营指挥官直接指挥。
一个旅通常会将其部队的四分之一分配给火线和支援线，另用四分之一作为地方预备队，剩下的一半则作为总预备队或反攻力量。一个独立作战的营通常会将部队分为25%的火线、25%的支援线和50%的地方预备队。
在进攻的情况下，敌人首先会遭遇前方的侦察兵，随即由射击线进行增援。射击线会逐渐增加兵力，直到达到火力优势。目标是接近至500到800米内并“沿整条战线猛烈打击”，步兵战术的核心在于“通过火力持续削弱敌人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抵抗，然后通过突击以彻底击溃之”。
这种战术被称为“进攻展开”，通常旨在达到每米战线一至三人的密度。在一支步枪连中，这意味着射击线上可以有三个排（最初称为班）且其中一个作为支援部队。（班的正面通常为75米，分为左右两个小队。）1914年前的英军中，射击线通常由“半连”的指挥官负责，任务是监督班长的火力应用。连长则通常待在支援线。
在交火过程中，射击线通过一系列冲锋推进，并根据需要挖掘战壕以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一旦射击线取得火力优势，总预备队就会尽可能隐秘地移动到指挥官选定的地点，在炮火支援下发起“决定性攻击”。
在德军的战术中，“决定性攻击”通常会针对侧翼作为主要攻击，而正面或“展开进攻”则作为次要的牵制行动。这与法军的战术明显不同，法军认为正面攻击同样可以决定胜负，因为它“无法事先预知”。
在执行这种突击时，大多数军队会在距离敌方阵地200米处上刺刀，并在100米处发动最终的冲锋。普遍看来，如果正面进攻的兵力密度小于每码战线三至五人的深度，那么攻击成功的机率就会很少。
与此同时，尽管火力越来越重要，但“集群攻击”的理论仍然主导着欧洲的军事思想。与进攻主义相结合，这种理论尽管有相反的警告信号，但它却获得了莫名其妙的神秘动力支持（帝林：指一战前夕法军的进攻崇拜）。
1887年，一份法军条令要求将一个师的攻击正面从2800米缩减至1600米，并声称：“勇敢且指挥有力的步兵可以在最猛烈的火力下，甚至对防守良好的战壕进行夺控。”
法国后来的名将福煦，作为“集群”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如果2000名持有步枪的士兵每分钟能射击一次，攻击1000名敌军，攻击方就会有1000发子弹的优势。而任何枪械上的改进，例如将射速提高到每分钟十发，则只会将攻击的力量放大十倍甚至更多。
对于“集群攻击”的绝对优势的信仰，最终极大地影响了法军的思维，尤其是福煦及其得意门生路易·德·格朗德梅松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甚至到1911年，格朗德梅松还宣称“除了立即且全面的攻击，别无他法……在战斗中，总是需要做些冷静状态下的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例如在火力下前进”。反对这种想法的人，常常被视为软弱和指挥无能的表现。
“战斗的胜利，就是绝不承认失败”这一进攻主义格言，在西线那场恐怖的泥潭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则主要是步兵的生命。格朗德梅松上校的“全面进攻迷梦”最终在机关枪的交错打击下，被打得彻底崩溃。
有关这点，法国当时的野战条令计算得出，步兵可以在20秒内冲过50米，而敌军步兵在此期间无法完成架枪、瞄准和射击。
但事实上，机关枪在8秒内打破了这种数学计算。单凭“勇气”或“意志力”便能取胜的想法也迅速被打破，正如进攻方的子弹无效地从敌军步兵头顶飞过，击碎了福煦的数学推论。
唯一的亮点是英军“卑鄙的小部队”在蒙斯战役（1914年8月23日）中所展现出的出色射击能力，其精准且快速的火力令德军认为，对面的所有英国士兵都配备了机关枪。
除此之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铁路的兴起确实为步兵提供了新的战略机动性，但步兵所携带的大量个人装备极大限制了其战术机动性。因此讽刺的是，大规模军队的运用实际上削弱了单位和个人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
例如，在1914至1915年间，四连制的步兵营通常需要覆盖1,200至1,500码的正面——也即大约每10码就有一个士兵。而糟糕的是，步兵携带的最低装备重量达60磅，包括一把完全不合适的“小锄头”。
随着机枪数量的增加，从1914年的每团或旅配备六到八挺机枪，到1917年增加到约144挺机枪，负重沉重的步兵在火线上愈加无助。
到1914年底，战争通过大规模机动行动迅速决出胜负的战前预想，已被工业技术的无情打击所摧毁。随着士兵为逃避速射炮和机枪的致命火力，不断向下挖掘，战场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曾经作为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侧翼，几乎消失了，因为分散的壕沟逐渐变成了从瑞士到海岸的连续战线。
机枪的火力往往会使进攻陷入停滞，为了击碎防御阵线，逐渐需要更强大的炮火。而炮兵部队虽然也被迫在地下或山丘后面寻找掩护，但随着火炮射程的增加和间接射击的采用，炮兵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战场几乎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炮战。
贝当格言：“炮兵征服，步兵占领。”
步兵的任务逐渐被降格为“清理战场”。
至于德军，虽然德国人和盟军一样没有预见到漫长的壕沟战，但他们却在马恩河战役撤退后明智的转入防御并挖壕固守。与盟军不同的是，德国人显然意识到试图恢复机动作战的无效性。
有意思的是，德国军队开战时就为攻克比利时的要塞做了精心策划和更好的准备，并因此有意识的将重型榴弹炮、迫击炮和手榴弹列入装备序列。但此时这些东西却更使得他们附有了防御上的优势。这一行动的明智之处，很快变得到了验证。
1915年西线，虽然盟军将领对德国的挖壕决策感到完全意外，但英法仍被迫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意愿发动进攻。尽管盟军此时在局部战场上兵力优势达到五比一，但他们从未突破过德军的前线（1915年盟军有140个师对抗90个德军师，1916年是160对120，1917年是180对140）。
此外，在进攻主义的影响下，盟军的战术显得缺乏想象力。最初，炮火准备经常被忽视，步兵在仅有稀疏的炮击后，就发起进攻。
比如1915年9月26日，两支新组建的英军师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卢斯地区投入战斗。轰炸仅持续了20分钟，似乎没有给德军造成任何伤亡，接着是大约半小时的停火。然后，12个营的1万名士兵才开始向敌人的战壕发起进攻，而这些战壕前的铁丝网甚至都没有被清理干净。
在1500码的距离上，英军遭遇了猛烈的机枪火力，在大约三个半小时内，385名军官和7,861名士兵被击毙。当英军步兵的残部踉跄地撤退时，德军出于同情停止了射击。这一仗，德军在 几乎同一时段内处于完全的0伤亡。
紧接着，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引入并完善了“徐进弹幕”战术。“这是一道保护性火力屏障，即炮火按预定时间表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通常由榴霰弹组成，在推进中的步兵前方不到100码的距离上滚动推进。这是1915年提升炮火的改进版，
至于基础的步兵战术，仍遵循射击线的理念，步兵以每三到八分钟推进100码的速度，以“波次”中前进，每个波次间隔50到100码，每个步兵通常相隔两到三码。
一个四连制的营通常以两到四个波次推进，刘易斯机枪手（每挺机枪两人）主要部署在前线。步兵被鼓励尽全力保持在炮火50码内，当炮火抵达目标后，会推进到目标前方200到300码，形成一道“固定”保护火力屏障。
英军认为，徐进弹幕”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步兵可以以行进的步伐推进，而不必进行短距离的冲锋。但德国的战术最终证明，他们比盟军更加珍惜士兵的生命，甚至在壕沟设计上，德国人也保持着优势。
到索姆河战役时，尽管此时法军已开始强调通过小组冲锋推进的小分队战术，但英军仍然认为这种“火力与机动”战术难以教授，至少“对基钦纳师来说这太难了”。
因此，直到帕森达尔战役（1917年），英军仍然采取波次攻击的方式，这使得某些德军感到，英军步兵的战术处理甚至比俄军还要糟糕。
当然，使用这种大规模战术的问题在于，最初很难使用像排这样的战术单位。这一弱点因““徐进弹幕”的局限性而进一步恶化。
炮火往往无法彻底摧毁或压制敌人的抵抗力量，尤其是那些躲在地堡或弹坑中的机枪手和步兵。他们会在炮火过去后重新出现，并给随后的攻击波次带来致命打击。
而这些进攻方的步兵，在陷入炮火造成的泥泞和破坏的战场中，除了就地隐蔽外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保护他们的炮火渐行渐远。
为了更好地说明大规模炮击的双刃剑性质，英军在帕森达尔前线发射的约400万枚炮弹，反而创造了一个由“液态泥浆”组成的自制障碍，使英军的进攻几乎在发起前就注定了失败。
而在索姆河战役中，在很多情况下，德军确实成功击退了敌军进攻，但这通常也要以巨大的人力代价为代价，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将大批部队集中在前线密集阵型中，暴露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
为此，德军认识到，与其试图在一两道战壕线上击退进攻，不如吸收攻击方的冲击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将步兵部署得足够靠后，以避开敌军炮火，并将炮兵梯次部署得更深，那么敌军步兵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了，德军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反击的机会更大；不仅敌军步兵将在更为熟悉的防御地形上作战，而且很可能在炮火支援的末尾阶段进行。
因此，德军最终引入了一种基于反击的新防御体系。这一体系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明显的、固定的战壕线，而是以多个防御区域为基础，且具备“弹性”或纵深机动防御能力。
过去的指挥官必须坚守阵线，而现在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选择抵抗或撤退，以攻防结合的方式进行作战。德军对自己作战地形比对手更为熟悉，因此可以在这些地形上进行预备和演练。敌军攻击越深入，越有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防御。
整体而言，防御战被设想为一系列不断扩大的反击行动，其最终目标是保持对所有原有阵地的控制。为了在德军内部推广这一体系，1916年12月，德国陆军发布了一本名为《防御战》的手册，由马克斯·鲍尔上校和赫尔曼·盖耶上尉编写，并得到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批准。鲁登道夫对基本战术技术非常感兴趣，甚至亲自干预和提倡这些新方法。
从索姆河战役到1918年3月，西线的德军再次采取了防御姿态。他们将原来的四团编制（两个旅）调整为更具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的三团编制，并开始重新审视其防御理论。
不出所料，这一新学说迅速引发了激烈的战术争论。尽管旧普鲁士格言“守住你被命令守住的”逐渐让位于纵深防御的概念，但它仍然影响着如何在前线战斗的战术思维。
一些最早意识到弹性防御优势的年轻参谋军官认为，战斗最好在前线后方进行，而更为保守且经验丰富的军官如弗里茨·冯·洛斯贝格上校则坚决反对，认为不应给予敌军“轻易进入”的机会。
洛斯贝格认为，前线战壕的驻军应该只被允许侧向移动或前进，而“弹性撤退”有可能导致战术上的几乎彻底混乱。鲁登道夫展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远见，不仅允许洛斯贝格将其相反的学说分发给所有部队，还将他的思想纳入了一本新的《步兵战斗训练手册》。
随后的辩论中，洛斯贝格最终被说服，虽然他仍持有一些小的保留意见。不过讽刺的是，他倒是第一个将弹性防御付诸实践的人，最终他的名字也与这一战术体系联系在了一起。
冯·洛斯贝格（von Lossberg）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接受了“防守与反击”的原则，或是用一种积极的、机动的防御代替了僵化的被动防御。更重要的是，他对战术控制中适当分权的认同。
当然了，在扩大营指挥官的战术范围和权力这方面，冯·洛斯贝格虽然未必真的愿意不愿将控制权分散到营以下的级别。然而，由于战斗单位被迫分散并孤立作战，加之允许它们自由撤退，这都使得营指挥官，甚至连排的指挥官，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战斗的进程。为此，冯·洛斯贝格最终还是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线控制。
幸运的是，德军拥有大量和平时期经过训练的优质军士（NCOs），这些人传统上是所有征兵制军队的骨干力量。战争前许多聪明的军官曾坚持强调的班组，一个军士和十一名士兵组成的“班”（gruppe），现在正式成为步兵新的战术单位。军士作为班组指挥官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战术越来越趋向个体化。
而鲁登道夫（Ludendorff），虽然也像冯·洛斯贝格一样担心战斗中的失序，但作为一名更具有革命性思维的军事家，他仍然支持这种分权化。
一个新体系也被逐渐制定出来，虽然目标是在战斗结束时仍然控制阵地，但步兵此时已不再需要：‘我要死守在这里’。在一定范围内，下级步兵单位有权在强大的敌军火力面前撤退任何方向。而通过纵深分布、松散队形和反击的采用，使得维持一种更为主动的防御成为可能。
在冯·洛斯贝格建立的防御体系中，防御分为前哨区、主战区和后方战区。前哨区的纵深从一英里到一英里半不等，取决于地形，并且仅部署了10%到12%的前线部队。
它们通常以棋盘式布置，形成相互支援的防守据点和机枪掩体，目的既是发出预警，同时也通过Wiederstandsnester即“抵抗巢穴”来延缓敌人的进攻。前哨区可以弹性防守，反击由小组的突击队执行，若部队遭到强敌压迫，则可以撤退。
主抵抗线通常位于反斜面上，既可是前哨区的后方，又是主战区的前线。它的双重功能是防御炮兵观察所，并在敌军突破阵地时作为反击目标。
主战区深约一英里半，主要用于阻止敌人的大部分攻击。其后是炮兵保护线，炮兵和重要的快速反应师驻扎在后方战区，主要承担反击任务。在主战区，反击通常由突击连或突击营进行。
弹性防御的优势显而易见。在防御敌方炮火时，它远优于“平面防御”，“平面防御”那种容易辨识、极为显眼的防线变成了驻防士兵的死亡陷阱，因为它们面临着越来越猛烈的炮火袭击。
而由前线、支援线和预备线组成的一系列弹性防御线。正如突击队员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将其比作一根“钢筋”，弹性防御的初衷是面对进攻时能够弯曲和后退，随后反弹回去，将精疲力竭的进攻者扫除。
随着弹性防御的进一步完善，防御阵地变得更加分散，因而也更不易受到敌军炮击的打击；原先部署在前线打击进攻的机枪现在则主要用于支援反击，这也使防御部队能够更好地将进攻步兵与其徐进弹幕隔离开来。
英国人称这种防御方式为“斑点防御体系”（blob system），因为弹性防御形式的战场上遍布着无数的碉堡和据点，最终这一体系被双方采纳。
法国版本的防御体系由若干个相互连接的“抵抗中心”组成，这些中心是由若干“强点”组合而成，其最基本的单位是使用自动武器的战斗小组。法国人认为，“战斗小组”的形成是其防御体系的核心创新。
然而，英国对此持稍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历史中提到，英国士兵不喜欢在孤立的“鸟笼”中作战。当然，英国人是否完全理解在纵深防御中配置反击部队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疑问。
而且英国的进攻方式也不同于德国，因为它依赖笨拙的“接力式”推进，即从一个目标跳跃到另一个目标，从而防止炮火过快脱离进攻部队。
相比之下，在突破堑壕僵局时，德国人显得更具创造性。他们意识到，火力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削弱了突袭的效果，并破坏了指挥链条，因此他们开始将弹性防御的分散战术转化为新的进攻战术。
为此，与其选择有限的目标由炮兵征服并由步兵占领，德国将步兵的角色扩展到通过自身手段打破敌人抵抗的任务，而不再只是占领和防守阵地。
此外，在寻求解决堑壕战难题的战术方案时，德国人得到了法国军官安德烈·拉法尔格上尉的经验启发。他曾参与1915年5月在维米岭的一次进攻，注意到两挺机枪阻挡了推进中的数个营，而炮兵无法上前压制它们。
拉法尔格在其题为《进攻研究》（L'Etude sur l'attaque）的手册中建议，轻型火炮应与步兵一起前进。他还倡导将机枪和自动步枪尽可能推进到前线，并使用迫击炮压制敌方堑壕防御；对于第一波精确射击的散兵巡逻队，前进不应设限，它们应大胆穿透敌军防线的空隙，或者“偷偷穿过”敌军防御以“通过突袭将敌军打乱”。削弱敌军抵抗口袋的任务交由后续的进攻波次完成。
拉法尔格的建议与当时的堑壕进攻常规做法有所不同，后者是横向展开，依次从一个堑壕段炸到另一个堑壕段，沿着战壕逐步推进。这种方式代价高昂且笨拙，削弱了进攻的动能。
不幸的是，拉法尔格的思想在法军中基本上被忽视了，他的手册也未被英国翻译。然而，德国人捕获了一份副本，并认为其战术思想与他们的作战理念非常契合，因此立即将其翻译并作为官方训练手册发布。甚至有证据表明，这后来成为了盖耶上尉编写的《堑壕战进攻》手册的基础。
不过无论如何把，总之，拉法尔格提出的机动与火力相结合的理念，旨在对抗决定性的防御武器——部署良好的机枪，这也正是1917-1918年德国渗透战术的标志性特点。
与此时的英法步兵不同，德国渗透步兵不仅仅是“清理”炮火效果；他们还在利用炮火的同时，使用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来推进，这标志着回归了所有军队此前遵循的原则，即火力与机动相结合。
但德国的渗透战术的精髓在于其高度的指挥分散化。与传统的波次进攻针对“有限”且坚硬的目标不同，德军进攻中的步兵以小组形式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寻找敌方防御中的“软点”进行突破。
为达到最大的出其不意，进攻通常以短暂而猛烈的预备炮击开始，这种炮击持续数小时，而不是数天。这种炮击方式由乔治·布鲁赫穆勒上校在东线设计和完善。
炮火准备的目标并非摧毁前方的防御工事，而是瘫痪敌方的通信和炮兵系统。在为进攻部队提供近距离间接火力支援的同时，它还具有保持地面完整的优势，便于步兵通过。
步兵的主要进攻由特种突击部队——突击队（**Stosstruppen**或 **Sturmtruppen**，即“风暴部队”）发起，他们像潮水一样，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不断向前推进，任务是绕过坚固据点，渗透到敌方防线内部的小组中，直至到达敌军炮兵阵地。
通常情况下，突击营会配备来自同伴随师的额外步兵，这些步兵的任务是探索敌方阵地的位置。突击连和火焰喷射兵会在前进部队250米之后跟进，试图通过较软的区域包围这些阵地。
突击营的重武器和师级资源再跟进150米，提供火力和侧翼支援。跟进的步兵和预备队则在进展最顺利的地方投入战斗，清除被突击单位绕过的敌方抵抗口袋，击退敌方的反击，并维持进攻的势头。
然而，任何障碍都不应阻止他们前进，他们必须尽可能紧跟着突击部队。其他预备队则负责消灭突击部队绕过的任何敌方抵抗。突袭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因此部队集结必须保密，大部分行动在夜间进行。并通过佯攻和欺骗手段，进一步迷惑敌人。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突击队通常是临时组织，但它们由各普通部队中最年轻、最健壮、最有经验的士兵组成，事实上，它们为其他德国步兵树立了标准。
像罗尔突击营这样的突击单位，作为训练骨干，教授突击单位的战术技巧和新战术理论给精选的小分队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再在各自的编制中建立突击单位。
突击队必须严格遵循无限目标的理论，与实施弹性防御时所要求的相比，这种进攻战术对初级指挥官的要求更高。像其他德军步兵一样，他们的基本战术单位是由10到12人组成的战斗小组**（Gruppe），配备一挺轻机枪（或自动步枪）和轻型迫击炮，作为火力支援。
轻机枪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步兵的进攻与防御能力，也促使德国对其最小的步兵作战单位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轻机枪既可以在进攻时使用，也能在反击时用于自卫。
根据鲁登道夫的观点，步兵连必须“配备新的轻机枪，并由尽可能少的人操作”。之前，德国的最小战术单位是由七人组成的班Trupp，班长带领全班行动；而现在，单位改为战斗小组Gruppe，其中包括一个由四人组成的轻机枪班（两人负责机枪，两人负责弹药）和一个七人组成的突击班Stosstrupp，由步枪手组成。
战斗小组的各班可以根据需要分离或与其他小组联合行动，但重要的是，德国步兵的最小作战单元中同时包含了进攻和防御的必要元素：轻机枪班进行防御，而突击班负责进攻。
德国首次尝试渗透战术是在凡尔登战役中，当时通过较短时间的炮火轰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在这次行动中，成千上万的士兵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以长而不间断的战线向敌人推进，而是小股步兵作为渗透小队向前推进，寻找敌人的薄弱点。然而，这一战术仅在狭窄的战线上执行，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1917年1月，英国亚瑟·柯里爵士将军被派往凡尔登战场考察，研究并确定可以从中汲取的经验。回国后，他建议停止波次攻击政策，建立较小且更不易受攻击的排作为基本机动单位，并将其用于进攻的先锋。
进一步，他主张在进攻中应为排和班分配易于识别的目标，并使用火力与机动战术来实现这些目标。然而，不幸的是，柯里的大多数进步性建议并未立即被采纳。
1917年9月1日，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指挥的德军第八集团军突然使用突击队“软点”战术进攻里加，城市在两天内陷落。德军参谋部此时确信他们找到了打破堑壕僵局的解决方案。类似的战术在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取得了巨大成功，1917年11月30日，又在康布雷战役中成功抵挡了英国坦克的进攻。
最终，1918年3月，德军发起了他们最后一次试图赢得战争的进攻。新战术的成功远超预期，特别是在“突袭之使徒”胡蒂尔将军的战区，他的部队毫无阻碍地向前推进，俘虏了5万名敌军，击溃了英国第五集团军，并在英法军队之间楔入了一个楔子。
幸运的是，对于协约国来说，此时鲁登道夫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失误。他在进攻中使用的三支军队中，只有胡蒂尔的军队继续取得进展；然而，鲁登道夫未能通过重新调整其他两支军队的进攻方向来充分利用胡蒂尔的成功。如果鲁登道夫这样做，可能早在22年前，他就可以分裂法军和英军，甚至取得类似于后来色当战役的胜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