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应邀在做苏军战役法的内容，所以公众号更新给耽误了。而在后台的留言中，有朋友问帝林，究竟现代战争的战果统计和军功评定系统，还靠不靠谱？
之所有这个疑问
是因为一般来说，现代战争的火力密度大.故而多数时候,士兵往往都被炸成渣了。由此一些朋友认为，战场上的统计已不符现实情况.
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FPV等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和身管炮兵射程的增大，反而使得大部分的战果统计，能较二战等传统机械化战争更为准确。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贴切呢？
首先，要彻底搞明白这点，我们先得从古代说起。
如果要论及大规模泛民化的军功制度，那或许春秋战国时的秦魏两国，可算是最早开展此项制度的。其中，尤以秦商鞅的十七级军功制传播最广。
最早，秦变法前的军功爵制，自公士至列侯，共有二十级。而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包括一级公士在内则有十七级。不过若从二级上造算起的话，至大良造则只有十六级。
其详细划分如下，1公士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候 20彻候
为奖励军功，商鞅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未立军功者，也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且不得拥有爵位。
具体来说，秦军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 、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为此也就是说，斩杀的首级越多，则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不过在秦初，军功制虽然已在秦国生根，但实际上普通士兵最多到第八级“公乘”时，就需要将额外的军功数转给其他的子侄兄弟，而无法继续晋升。这之中，商鞅最大的突破还在于，他事实上促进了秦早期军功爵制度的升级，使得士兵们能按军功逐级晋升。
而以斩获首级来作为军功评定的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仍在使用。《战国策·韩策一》就说：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头来作为战功并非中国所独有，如古代的日本和西方也广泛采用。其优点是，古代多数时候，因部队机动能力的束缚，故而鲜少有大规模的战略追击。为此，以人头来评定军功，就相对较为公平和准确。
但缺点也很明显，随着战争烈度的升级、土地的大规模封赏以及骑兵的广泛使用。以人头来统计战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
其第一个问题在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而人口不断增加。原有以军功封赏土地，就会被日益稀释其人头含金量。由此导致人头的获取越发困难。
而这一点，又往往会直接影响士兵在战场上的发挥。
因为理论上，士兵们想要最好的收集人头，需要在战斗结束，敌军开始溃逃之时来进行。但随着战争的烈度增加，不管是追歼的需要，还是会战的时间的延长，都使得要办到这点颇为不易。
比如汉末的官渡之战，袁绍自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正月宣布出兵讨伐曹操，而至建安六年十一月才决出最终胜负，其跨时接近一年有余。
当然了，有朋友会说
会战可能旷日持久，但决定性的战斗通常在一天之内就会决定。即如上面的官渡之役。曹军在奇袭袁军粮草重地乌巢后，击败其余的袁军主力，事实上从记载看，也并未超过24小时（指最后攻打袁军大本营时）。
且在每次的非决定性战斗后，双方都会有默契的让彼此士兵出来打扫战场。故此来说，以斩首为军功似乎并无太大问题。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古代战场上，多数的伤亡更多来自于一方崩溃后的追击中。故而若非事前规定，则难免矛盾丛生。
典型的案例，如日本战国的关原会战之中，武士可儿才藏作为东军出战。这一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大败以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
上报战果时，可儿才藏表示，自己一个人砍了十七个首级。
初听之时，众人都觉得这未免夸张了，一定是可儿才藏谎报军功。结果可儿才藏气愤的表示，自己在砍下的每个脑袋上都插了竹签。后来据查，事实还真如可儿才藏所说，由此使得可儿才藏有了竹之才藏的外号。
再又如织田信长的桶狭间之战中，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突袭的效果。战前，信长一反常态，严令士兵不得去争砍敌军首级。而这种命令，据闻信长一生只下过这么一次。但战斗的结果也很喜人，今川军大败。
然而以人头记功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那就是容易诱使军队杀良冒功，电影《大明劫》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所反映。
也正因为此，后来的军功制中，除了不再分发土地，而改由货币酒肉等物质奖励外。同时也增加了如“先登”、“陷阵”、“持纛”等等更为具象化的奖励标准。比如先登即是指，在攻城时第一个登上敌城楼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
事实上，虽然一般认为古代战争由于会战时间短，而军队有充分时间来打扫战场，故而以人头为军功标准会更科学。但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误会。否则的话，后来也不会演变成更为具象化的奖励标准。
而当时间来到热兵器时代，尤其是二战时。
对于战功的统计，则出现了几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是，随着炮兵火力密度和射程的不断增加。
说难听点，人都轰成渣了，你怎么来统计实际的战损？
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就曾出现我军炮兵某部，炮观发现远处，敌疑似有数门迫击炮正在运动，为此进行了效力射击，成功命中。起初，该部上报时是以目测和敌编制表，认为歼敌规模为两个120迫击炮排。但据后来的抵近侦察才发现，为若干无后坐力炮的残骸。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战争的火力密度大，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各军兵种往往强调形成交叉和绵密的火力网。甚至即便在一张连排的防御部署图中，我们也会发现。当大规模进攻开始时，敌军尤其是敌步兵在歼敌区被击倒时，其实一般是很难确认实际击杀者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
明明实际对方只倒下了一个人，但班里排里都会重复记录，以致战斗总结的数据失真。那么，能不能由其他人，比如班长，来专门负责战时统计人头呢？
实际上，这个也是办不到的，且不说战斗时候班长还要负责指挥和自身安全。即便这个班长战狼附身，他也不可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清楚记录下每个士兵的射击成果。
再一个情况是，击倒并不意味着击毙。
著名电影《兄弟连》第三集的卡灵顿之战的末尾，被卡罗伊击中的那个德军，也是爬行了好一段路才死去。更何况，也许有些人就是单纯跑动中歪了脚呢。。。。。。。。。。
正因为此，在早期我军的战报里，还有击毙和击伤的区别。
由此，那是不是说所有的战果统计，就都当不得真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内部的报告和对外的报告，通常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倒并不完全是数据统计的困难，同时也是要综合考虑军心士气和宣传因素。
最典型的，就当属二战日军的大本营战报了。
那数据让人看了，日本没打赢二战，完全是遇到了哥斯拉。
其次则是各连队的阵中日志、战斗详报、死伤表以及不同层级军官的回忆材料等等。不过通常来说，尽管后者是直接参与人，但有时候受限于记忆和连队在特殊环境下的荣誉考虑，这个数字也很难说没有水分。
也因此，一般有经验的战史学者，会在结合上述内容的基础上。
更多选择去看部队的减员表、死亡证明以及野战医院的卫生统计。其中减员数据相对能比较准确判断，一个部队在战斗中的实际战况与表现。
但实质上，这仍有瑕疵。
比如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在不同国家的概念里，就并不完全统一。如是朝鲜战争中，因为出车祸死掉的美军将领沃克，按美军的标准，它得算非战斗减员。但如果换在志愿军序列，则可能会列入阵亡的名册里。
我这么说并非毫无根据，比如1953年志愿军第19团在一个防空洞开会时，因为美军飞机轰炸，导致洞口坍塌，有近百名与会的战士不幸牺牲。战后，志司将其全体列入阵亡。但说起来，有谁会觉得这个安排没有道理呢？
当然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想借此就说什么美军的战斗统计更为详细和准确。事实上，这主要是不同国家和军队文化，对于事务的不同认知罢了。
就像美军在今天，仍还保留有一个战俘勋章。
其专门就是用来颁发给在战争期间，被俘后品行高洁、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人员。
从东方文化来讲，也许，我们会对此表示不解。
都成俘虏了，还发什么勋章，这不扯淡吗？
但事实上，战争中是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的。
就像很多战史上的俘虏，他们未必都是主动投降的叛徒，也有很多人是在战斗中重伤昏迷等情况下被俘的。
另外美军这个勋章，也并非是乱发的。我印象美军越战里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上尉唐纳德·库克。这个人是在重伤被俘后，于战俘营里组织战俘，积极向越军争取好的食物和医疗待遇，最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
从始至终，作为军官的库克坚决不曾透露一丝美军的情报给越军，以致他遭受了越军普遍的殴打和虐待。据事后和库克一起被俘的同僚说，库克是那种“如果知道越军会拿他的粪便去施肥，就坚决不再拉屎的主”。由此可见，美军这个战俘勋章，也不是谁都能获得的。
从正面来说，美军这种精细化的统计方法，对于研究和改进军队的各种管理和战斗力是有帮助的。比如在美军的医疗勤务制度中，就属于是少有率先将口腔疾病列入管理的国家之一。牙疼这种事你没亲自得过，一般真的很难体会它对战斗力的影响。
但偶尔，这种精细化的管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因素。
即比如拿毙敌数来说，越战的美军就深受其害。当时整个越战美国战略指导一度混乱，以至于美军始终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究竟是彻底摧毁北越政权为主（实际上也办不到），还是仿照朝鲜模式，使得越南能保持南北对立的局面。
再加上越南的特殊地形，导致美军有限的资源被分散在，一个又一个孤立的军事据点中。且因为这时候，军队战略规划的错误，使得美军开始贯彻一种被称为body count尸体数的策略。
这个策略的逻辑，简单来说即是基于美军火力强大，但受限于几个孤立据点的现实情况。为此，美军需要能通过以旺盛的火力，造成敌我伤亡比的不断扩大，最终迫使北越人屈服。
而要达成上面这个目标
最简单来说，就是躲在据点里面，对一切来犯之敌进行无情的火力打击，然后打完再出去收尸。
现在想来，推行这个策略的美军将领威斯特摩兰，和之前在俄乌巴赫穆特战场上，那些为俄军以火力换伤亡而欢呼的人是一样的。即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在每一次战斗中的伤亡比，都能远较敌方少。那最终，胜利就一定站在我这边。
但实际上，美军后来也发现了。
首先这使得在大多数战斗中，美军基本都牺牲了战役和战斗的主动权。以至于，越军往往可以广泛的集中兵力对美军的各个节点展开攻击。而即便在战斗失利后，当美军由营垒中走出去时，则越军早已经带走了其战友的尸体和武器。
再一个问题是，为了贯彻高层脑袋里的这个KPI，美军过于依赖于旺盛的火力。但越军的袭击却未必都需要采用大规模的进攻，这就使得不仅美军的大量火力被浪费了，且收益也未必好看。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诱发不少部队为了满足指标，而进行的杀良冒功。毕竟说难听点，当军队以尸体数做为统计指标时，拿平民充数是要远胜过与准军事武装干仗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司令部原希望通过扩大伤亡比来赢得战争。但恰因为此，当基层为了自身的安全和KPI而将一系列不实的数据提交后，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美军高层的战略误判。最终，当时间来到1975年时，美国佬才反映过来，自己早已失去了战争。
而即便我们说一支军队作风优良，那仍还会有以下因素导致战果统计上的失真。
其第一个点在于，不同的战斗形态。
比如通常来说，伏击战较防御战容易统计敌方的伤亡。
因为和电影里不同，多数情况下，守军在击退敌人后，不太容易能清点出几百米乃至1公里以上的尸体数。再说在双方的炮击中，一些尸体早已成了碎片。而伏击战相对来说，则部队会有一定时间可以用来打扫战场。
比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在目前国内较为统一的官方口径中，认为歼敌数在1000左右。而按旅日教授姜克实，通过日军资料的考证，则认为该役，日军的实际损失在200人之间。
当然了，关于平型关大捷的实际情况，我会专门另作他文。
单此我只想说，对于平型关尤其是桥沟方向的伏击战而言，即便在这样比较彻底的歼灭战中。由于战事紧急，部队实际能用于打扫战场、清点敌军伤亡的时间十分有限。外加上战后宣传等一系列因素，这就使得战果统计存在偏差。
而在不成功的例子，或者时间更紧凑之时，则战果统计就更能保证了。比如在失败的防御战中，尤其当部队被逐出阵地后。
即便其后来重新得以夺回阵地，那实际战果的统计，也未必切实有效了。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
虽然军队中没有完全取消，以人头（现代以毙敌）作为军功统计的方法。但实际上，更多仍主要以在各种具象化任务中的表现，以及服役年限来作为评估的核心。
比如在二战德军中，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的条件是：在战斗中表现出一次非同寻常的勇敢行为，且完成了自己使命的人。
而要授予一级EK1铁十字勋章，必须先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或在战斗中有三到五次的英勇行为，且完成了自己使命的任何军衔的德国国防军、武装党卫队及其他辅助力量中的成员。
我印象里，苏联二战时期的军功章，还有以击毁坦克、毙敌50名以上的不同奖励，但时间太久，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本资料了。
不过总体来说，从近现代开始，勋章更多是以记功的方式进行。其中既有表彰战斗中做出杰出贡献军人的（比如美国的荣誉勋章），也有用来表彰指挥员杰出功绩的（比如解放战争期间的一级解放勋章）。除此之外像我们上面说的战俘勋章，以及伤病员也有勋章（比如美国的紫星勋章）。
当然了，对于我军来说
大伙最为熟悉的还是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勋章，以及解放初的特等功。其中来说，三等功级别最小，除了用来表彰和平期间有重大杰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外，在军区年度师级的军事比武大会中荣获名次的，最低也会被授予三等功。
至于战时，则比如在敌火威胁下，勇敢成功清理雷场并开辟通路的，就有资格被直接提名评选三等功。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从三等功到一等功的评选，一般分别由团、师、集团军三级审核批准方予确认。也就是说，并非是你所在连队把你报上去了，你就可以当选，期间还需要通过更上一级来确认。
以连为例，和平时期按惯例，每年各连都可以有一个三等功的名额上报。但实际上这并非一定就能获得的。而在特殊年份或者特殊事件中（比如抗震救灾），一个班荣获集体三等功也是常见的。
由三等往上，二等功和一等功所需要付出的，那就不仅仅是努力和成绩了。比如在抗美援朝时，整个三年战争中，我军参战官兵近达百万人，但荣获一等功的也不过154名，许多人甚至来自于追授，你可想此中的困难程度。
不过我们说这个是为了讲什么呢？
即在近现代以后，军功的评选标准在任务目标之外，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或者说可操作性。而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纯粹以杀人数量，为唯一参考指标。
这里面，拿美国著名狙击手克里斯凯尔为例。凯尔在伊拉克服役十年，号称击毙武装分子达255名（其中160人被确认），接近一个营的兵力。但就这样的战绩，凯尔也不过获得2枚银星勋章和6枚紫星勋章（也有说法是3枚银星和5枚铜星）。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回到最初的问题。
在俄乌战场今天卫星和无人机满天飞的情况下，究竟军队战果的统计是更为准确了呢，还是更为模糊了呢？
首先，近现代以来，事实上战斗中技术兵器的统计，是要远比人员统计更为重要的。因为人员统计我们已经说过了，热力兵器时代其实要精确计算非常不易，即便是军方的参谋部或者资深的战史学家，也需要结合敌方的阵中日志、医疗勤务等资料来确认其大致的减员情况（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是减员，而不是伤亡）。
再一个问题是，现代战场上步兵虽然不可替代，但其重要性确实要相对各种炮兵、坦克等技术兵器偏低。为此，统计敌方的重要技术兵器，反而是衡量对手攻防能力的一大关键。
在这点上，诸如FPV、精确制导炸弹以及网络传播的因素，的确会让技术兵器的损耗和统计有了更为便利的方法。而这也使得甚至部分民间的开源情报机构，能获得不亚于军方的统计结果。
但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战争的推进，一旦各国在信息管制上更为顺手。那单单是依靠网络上流传出来的视频，就很难再保证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了。
事实上，俄乌开战以来我们能明显发现的趋势就是。随着第二年战争的深入，双方技术装备的损失由于信息管制，导致此前诸如国外的许多民间智库，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因为最早，他们的统计方法，都主要来自于比对视频资料和卫星地图。
除此之外，战役态势以及维修勤务，也会带来数据统计的偏差。
典型的战例，如二战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前期尽管德军处于进攻的一方，但由于其维修勤务较苏军出色，且坦克单车性能也更优。故而德军前期部分受损的坦克，得以被拖回到后方进行维修。
而在中后期，随着苏军反攻的开始，德军开始逐渐败退。
由此大量战斗中失能、失动的坦克只能遗弃，而苏军则刚好反过来，由此使得战役后期阶段里，德军坦克的损失直线飙升。
就这个层面来说，俄乌战场上的道理也一样。
比如我们看大量FPV主动攻击的案例，虽然的确有一发入魂的。
但事实上在其他缺乏旁证的战例中，我们是很难确认FPV的命中，究竟是否彻底摧毁了对方的坦克与装甲车辆。
要知道，从车辆损伤来说，失能、失动、歼灭都是常有的事。
甚至于在命中敌方的武器系统后，究竟瘫痪的是对方的主炮还是高射机枪，或者发烟管，那都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更何况，如果对方此时握有战场主动权，那还可以将车辆拖回去修理。
也就这点来说，想要单纯依靠卫星视图和FPV的影像资料，来精确统计双方的战损伤亡，仍会存在相当困难，尤其对于民间则更是如此。
而军方的统计虽然较为准确，但彼此国防部披露的伤亡情况，大多还是要打上不少折扣的。一般来说，在其原有数据上增加2-3倍，那是列国常态。
这无关道德
有哪个傻比，愿意在战场上把自己的真实伤亡透露出去呢？
我非常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