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正如前文所述，在1920年和1930年代初，由于保守派步兵和骑兵军官对机械化的对抗态度，以及坦克支持者的极端主义立场。英国装甲部队的理念大多仍倾向于“全坦克”战略。
这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当时“机械化的年轻派”在英国陆军中并非主流，直到敦刻尔克战役后，他们才获得足够的资历将“全坦克”观念付诸实践。
德国
在海峡另一边，德军战后内部分也出现了类似分歧。部分军官逐渐意识到装甲车辆的重要意义。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军队中的保守派选择了缓和，而非完全反对机械化的激进理念。
像维尔纳·冯·弗里奇和路德维希·贝克这样的将军，在坦克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验证时，选择了保留意见。
贝克深受施里芬和老毛奇的影响，他不仅希望拥有能够迅速完成包围战的军队，还期望拥有足够的“质量和防御火力”，以赢得必然伴随包围的“歼灭战”。
但尽管贝克并不是反动派，他仍被归类为德国“反坦克学派”的代表。而实际上，他在平衡德国闪电战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也可能是最关键的。
贝克尤其认为，传统步兵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如果说，贝克代表了当时德国陆军中的“反坦克”势力，那么古德里安无疑是机械化学派最直言不讳的积极分子。
很难确定古德里安从外国理论家那里受到了多少影响。尽管在战后出版的《坦克前进》一书中，他提到了富勒、利德尔·哈特和马特尔的书籍和文章。
但在1937年关于闪电战的作品《注意！坦克！》中，古德里安只提到了富勒、马特尔和戴高乐的作品。古德里安曾告诉利德尔·哈特，戴高乐的《职业军队》“太过幻想”，因此几乎没有被重视。
尽管如此，古德里安表示他在1923-1924年期间首次阅读了利德尔·哈特的文章。根据布莱恩·邦德的说法，古德里安提到利德尔·哈特的频率之高，以至于贝克曾抱怨希望“有六个月，不想再听到利德尔·哈特的名字”。
而除了对步兵的出色分析外，利德尔·哈特对德国的整体影响，可能并不如富勒那样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将军路德维希·冯·艾曼斯伯格通过其著作《坦克战争》第二版，对战间期德国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强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是他最早提出了“坦克”一词。
1922年4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柏林运输部队监察部的参谋官。他是一个有无线电经验的步枪团军官，并早已意识到无线电在战术操作控制中的潜力。
到1929年，古德里安确信“坦克单独作战或步兵单独作战，都无法取得决定性作用。”为此，他认为坦克的效能，应随步兵和其他兵种能够在各类地形下伴随坦克而提高。
根据梅伦廷将军的说法，德军的战术理论在那时已经超越了英国。因为，德国的装甲师自其成立之初，便是一个独立的全兵种平衡力量，而英国直到1942年才达到这一状态。
在间战期，即二战前夕的德国军队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探索的群体，为新思想的植入或成熟想法的发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规模小却训练精良的德国陆军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巅峰，其大量精力被投入到研究最细微的战术。
起初，德国陆军当局专注于整合主要部队，以备随时服务，后来则转向对最小的作战单位（如连队、中队和炮兵队）的详细训练。
随着1935年3月征兵制度的实施，许多像贝克将军（General Beck）一样的人开始提倡逐步扩军，以保持小型部队在作战中的高效性。
然而，即使在新的条件下，基本的原则也未被遗忘，所有层级仍强调个性化训练和智力研究的重要性。
在间战期，德国陆军面临的最棘手的步兵问题之一是所谓的“最后300码the last 300 yards（帝林：即林彪元帅所说，200米内真功夫）。
如何让步兵在这段距离内存活下来，在一战时变得愈发困难，而机械化似乎加剧了这一问题。
因此，德国调查人员开始研究，1914年前德法两国军队的射击训练。当时德国专注于目标射击”（target shooting），而法国则强调“齐射”（volley fire）。
调查发现，这两种系统各有其优势，关键在于所使用步枪的准确瞄准。奥地利人的实验表明，即使士兵接受的射击训练较少，只要使用精良步枪，仍能比熟练的射手在相同的靶位上，获得更多的命中率。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炮火支援的噪音下，人类自然倾向于射击过高。
此时，目标射手的命中率超过了齐射射手。此外，研究还指出，炮火的支援往往会促使进攻中的敌方步兵迅速向前冲刺，以躲避敌方炮弹。
这种意外的组合理论，增加了德国人在进攻中的机会。因为受过齐射训练的法国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射得过高。
当然，这一理论在1914年并非完全对德国有利，因为它无法应对机械化的机枪火力，而机枪可以沿预定或固定的线路射击。但最终，法国步兵也停止了齐射的训练。
到了 1918年，随着德国炮兵的技术提高。德国人已到了可以在进攻前，就打哑法国大炮的程度。
因此德国步兵不再因敌方炮火而被迫前进，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躲过”法国步兵的火力。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强调士兵的勇气和耐力，在这种火力面前已不再合理。需要其他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将三分之一的进攻步兵，装备小口径自动手枪；较轻的弹药意味着能够携带更多，从而确保在最后300码的关键时刻提供足够的压制性火力支持。
到1939年，德军班长装备了冲锋枪，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MG34轻机枪被设计为主要的班组武器。
在这些研究中，德国人最终还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即使用便携式的迫击炮以提供压制性火力。
1939年，50毫米迫击炮被下发到排一级。随后，德国人精研迫击炮的使用，成为其高效的作战工具。
当然了，尽管有上述进展，单兵射击技能仍然是德军中被高度重视的项目。在某些部队中，神枪手的名字将被永久刻在营房入口处，而另一些部队则为射击成绩优异者，颁发荣誉证书。
德国步兵的单兵训练进步与其整体的良好组织感相辅相成。标准的步兵团包括三个营、炮兵支援和庞大的通信分队。
每个营通常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步兵连分则为三个排，这种“三组”组织结构有助于在指挥官脑海中形成关于机动、集中和作战力度变化的观念。
“四组”编制则被认为会导致战术灵活性不足，因为部队的布置总是成对进行的，从而否定了集中作战的和机动的原则(帝林：即一个连长在有 4 个排时，通常会下意识将其分为两个平均的部分，来相互配合。而在只有三个排时，则往往以两个排做牵制，一个排进行迂回)
然而，尽管德国对步兵给予了诸多重视，但他们仍是追随装甲理论最远的国家。
哪怕是 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让许多观察家得出反坦克火炮已经超过坦克的结论，但这都并未阻止德国关于机械化的发展。
这一点也法国人恰恰相反，西班牙内战强化了法国认为坦克应只用于支援步兵的观点，但德国人仍继续相信坦克是一种决定性武器。
至于同期意大利装甲部队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的失败，则被德国人归咎于意大利的无能，而不是机械化作战方法的弱点。
然而，像贝克将军这样的德国军官，对于坦克作为决战武器的价值仍持保留态度，尤其关于燃料供应、武器效率和组织及指挥方法的问题，也尚没有得出满意的回答。
幸运的是，贝克要求调整了古德里安的采购优先级，确保德国步兵师在战争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反坦克武器。
此外，在贝克的影响下，德军还组建了四个摩托化步兵师，与新组建的装甲师密切配合。因此，德国装甲部队不仅仅由坦克组成，而是建立了由步兵师支援的“全兵种”部队。
追根溯源来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军事思想和实践进步，可能受到其自身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军事历史的影响远大于外国军事理论家的影响。
德国人似乎比其他任何国家，能都更早发现，在军队中制度化对提高军事效能的秘诀。
而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重炮和飞机，还将德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96,000名士兵和4,000名军官内（即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
这是德国军队的低谷时期，但这种弱势最终反而成为了它的优势；在如此小的兵力规模下，军队不遗余力地鼓励智力活动和专业军事知识的追求，军官和士兵的素质迅速提升，质量最终取代了数量。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陆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1921-1926年期间担任陆军指挥官），领导军队重新将机动战作为其基本战略理念。
早在1916年，塞克特就曾在东线作战，他参与了由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将军指挥的一次进攻。这一仗，德军步兵部队利用卡车进行快速突袭，以迅速击败了罗马尼亚。
塞克特是一位坚信所有兵种精细协调作战的人，他认为“战争的未来”在于“使用相对较小但高质量的机动部队，且通过加入空军将其效能显著提升”。
虽然他倾向于从骑兵而非装甲的角度，来思考地面机动打击部。，但他在发展攻势航空方面，却表现出极大的洞察力。
在塞克特的指导下，德军总参谋部开始研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的原因。最初的调查从1914年的作战计划及其执行展开，最终涵盖了许多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方面。
战后评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德国接受了施里芬计划的基本原则，其中强调包围战术。灵活的火力与运也被视为对速射武器的合理应用。
然而，人们注意到，初期进攻的有效性，往往由于后续行动的迟缓而大打折扣。
前线的步兵通常会不自觉的超越其炮兵支援，而后者（与后勤补给部队一样）在穿越无人区和战场残骸时，则会遇到许多困难。
塞克特和其他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改善战场机动性，但他们并未立即将坦克视为解决方案。
在一支主要以步兵为核心的军队中，由于德国人对步兵的传统偏好，使用飞机来将火力向前投射的“软点”战术更受青睐。
因此，赛克特战术的基本要素仍然是：通过小规模部队的突然袭击和渗透行动来破坏敌人。
不过总体而言，德军始终受到普鲁士包围战的巨大影响，这一学说由施里芬灌输进了德国军事的各个层面。“决定性的胜利不应在敌人的正面寻求，而是在敌人的后方或至少一个侧翼被攻击时获得。压制敌人的侧翼，不仅仅是从正面发起攻击，而是从敌人整个纵深和延伸线上实施。”
这一学说在德国的所有战术思维中都得到了应用。因此，德国人在发展闪电战理论时，将从小规模战术扩展到大的战术和战略层面，就像包围战学说自上而下，最终影响了整个战术体系一样。
有证据表明，德国人早已认识到通过心理上瓦解敌人的价值。富勒的《1919计划》可能在这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就明确指出，摧毁敌方指挥系统为摧毁敌方士兵铺平了道路。
据肯尼思·马克西所述，一旦德国人接受了机械化战争的理论，他们便始终认为坦克的作用在于攻击士气，而英法则更倾向于视其为攻击物资手段的工具。
法国
当德国陆军在发展其独特的“全兵种”作战学说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沿着各自的路线演变。
在这个时期，法国陆军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和训练最好的军队，但法国面临着出生率严重下降的挑战。
尤其在经历了一战的巨大损失后，法国的精神和军事领导力，似乎都被埋葬在了凡尔登的“死亡之丘上”。
正如英国肯尼迪将军所说，1938年的法国军队看上去“依然威严”，依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无论是在人力、坦克还是火炮方面”。
但实际上其士气和装备已经“腐烂到了核心”。比如其不少单位，就还保留了大量 1918 年的装备。
而一战遗留下来的战术观念，也让法国军队相信，未来的战争趋势将是大规模军队的阵地线性战争。
法国军队自一战 后，几乎完全抛弃了福煦将军（Foch）的进攻学说，顽固的坚信步炮协同作战才是不可战胜的法宝。
尽管此时的戴高乐一再提倡，法国应建立一支规模大约为10万人的“专业的机械化部队”。
也正因此，法国人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以马奇诺防线为代表的防御战上，这条防线于1934年建成，耗资3000万英镑。
法国军队的防御思维，高度重视火力的主导作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火力的“金属重量”被认为是压倒性的。
这种防御性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法军编制中得到了体现。
其防御思维基于火力优势，但概念上仍然是线性的。同时，火力优势被认为是全线的优势，而不是像德国那样试图创造局部火力优势。
具体防御战术因此十分强调中央控制和保护两翼，而反坦克武器也都部署于前线。
一个标准的法军师由3至4个步兵团组成，每个团包括3个营，并由两个炮兵团提供支援。
不过尽管理论上每个师在1940年应该配备52门反坦克炮，但实际上却往往只有12门。
步兵营则由3个步枪连和一个支援连组成，后者包括反坦克炮和迫击炮。在步枪连中，有4个排，每个排分为三个班。
整个师的战斗部署通常被分为三个梯队：战斗梯队由师步兵指挥官指挥；炮兵主力由师炮兵指挥官指挥；师预备队则作为后备支援。
这一结构更像是一台刚性的作战机器，炮兵被公认为决定性兵种，而非灵活的作战工具。
至于法国步兵的核心作战单位，则是“战斗小组”（groupe de combat），这是他们在一战中引入的创新，每个小组有12人。
这个小组成员几乎都依赖于轻机枪，作战时每个人的职责都是围绕着机枪展开：要么移动机枪，要么操作机枪，要么提供弹药，要么为机枪提供保护。
此外，法国步兵战术训练的重点，是通过自动武器的火力来压制敌人，以掩护步兵推进。而步枪则被视为次要武器，其射击标准普遍较低。
相比之下，德国步兵班采用的是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战术，法国小组则主要是先火力压制再进行移动。
最后，法国几乎没有对城市进行防御工事的建设，这与1917-1918年德国在反坦克防御中依赖于村庄和城市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富勒所言：“没有什么反坦克障碍，比一座大城市更可怕的了。”如果法国在1940年能够将巴黎和其他重要城市要塞化并坚守，那后果很可能大不相同。
在进攻行动中，法国军队拒绝采用“突击部队”的战术，而是主张在300到800米的狭窄正面上集中火力，以确保形成密集的火力输出。法国军队强调“通过逐步将预备队融入火力梯队，来持续保持部队的进攻力量。”
这一学说反映出法国军队在进攻方面的保守态度，倾向于直接增援而不是通过迂回来进行进攻，这也体现了法国军队在必须进行进攻时更偏向于采取审慎的方式。
实际上这是重新回到了“加强火力线”的传统战术。小型部队的主动权，被限制到了最小程度。
在这种作战理念中，坦克的作用通常在步兵被压制或接近攻击距离时才开始发挥作用。尽管坦克通常由较高层次的指挥机构（如军）来控制，但它们本质上仍被视为步兵的附属力量。
到 1937 年，由于坦克面临反坦克威胁，法军手册中明确指出，坦克不应离开炮兵火力支援的范围。因此，法军通常会将一个坦克连（包括三个五车排）分配给步兵团，以提供其额外的火力支援。
坦克的任务通常是摧毁步兵遭遇的抵抗中心。在进攻中，坦克会在步兵前方推进，而步兵则“以荣誉为重”，不允许珍贵的坦克落入敌手。法军因此将坦克视为装上履带、跟随步兵前进的“装甲碉堡”。
这种思维在法国军队中持续存在，直至二战前夕，法军才匆忙组建了三支重装甲师。
然而，在此之前，三支已经存在的骑兵机械化师，仍然被用作传统的侦察和防御力量，尽管编制上他们已经相当于对面的德军装甲师了。
意大利
如果说凡尔登战役撼动了法国的灵魂，那么卡波雷托战役对意大利的影响则近乎相同。即使在墨索里尼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激励下，意大利军队也深受堑壕战的影响。
阿尔卑斯山的险峻边界和严重的石油短缺使得意大利的局势独特，坦克的发展因此最初被忽视。
相反，意大利将重点放在训练射击精准、身手敏捷的轻步兵上，这支部队也被用于墨索里尼的大规模殖民计划。
1927年秋，利德尔·哈特访问意大利时，他对意大利军队的印象是，他们正在训练一支“人形猎豹”部队，士兵的体能训练“远远超过了他所见过的一切。”
他对意大利士兵的行军耐力感到“惊讶”，特别是在他们当时粮食配给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为增加机动性，意大利士兵还配备了可以背在身上的自行车。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步兵营通常由三个步枪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和平时期配备6挺机枪，战争时期增加到12挺。
每个步枪连分为三个排，每排有两个20人的班。每个班配备一挺轻机枪。但与法国军队做法不同的是，意大利步兵班的战斗，并没有如此依赖轻机枪。
在进攻中，意大利排以两个长队形前进，每个队的轻机枪位于前端。当遇到敌人有效火力时，班的步枪手会分别向左右两侧展开，尝试从两翼迂回。如果需要，还会从两侧进行攻击。
每个20人的班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战斗小组，以便于更好的控制和灵活的行动。
整个交战过程中，班的轻机枪由后方重机枪支援，负责压制敌人火力。意大利战术的一个原则是，重机枪的火力压制，对于步兵的推进至关重要。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战术手册建议排的进攻正面为50码，营的进攻正面为400码。利德尔·哈特认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种分配方式可能只是遗尸累累。
总体来看，意大利这一时期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风。虽然比法国稍微灵活些，但意大利战术的火力却远不及法国，来足以支撑其战术计划。
举例来说，法国一个包含九个步兵营的师，就配备有一个野战炮兵团和一个野战榴弹炮团。而意大利在战时编制中的11个步兵营师，却仅有一个混编的野战炮兵团。
战术能力和火力的缺乏，最终在意大利军队的未来表现中显示出其重要性，而身体素质的提升也并未给意大利人带来显著优势。
英国
如同法国和意大利，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也表现出了一种由堑壕战带来的视野局限。尽管富勒、利德尔·哈特等人提出了一些战术上的革命性建议，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些开明思想之上。
坦克在英国军队中的地位因传统、财政紧缩以及军事政策等多种因素而被搁置，步兵依然被优先考虑。在财政大臣的眼中，步兵明显比坦克便宜，并且也被认为更适合防御任务。
此外，英国军队在战间期大量参与了国际警察行动和殖民事务，而这些任务在大多数士兵看来，都是理想的步兵任务。
简而言之，在间战期的英国军队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尽管其改革者几乎都属于极端“全坦克派”，但这支以骑兵和步兵为主的军队总体上依然固守保守主义。
相对较少的步兵改革者中，以利德尔·哈特最为突出，但可惜他们的建议也未得到采纳。
1921年，马克斯对此描述道：“我们现在的步兵情况实在令人担忧。我们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战术演练，反而更多地扮演警察、家政工、勤务员、园丁甚至是马夫的角色。”
不过具体来说，一个主要的步兵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战术体系中为路易斯轻机枪找到合适的位置。
与德国人在1918年将轻自动武器作为进攻战术的核心不同，英国人的做法是更为经验主义式的，并随着需要的增加逐渐引入更多的路易斯机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由于堑壕战的特殊要求，英国排被重组为一个路易斯枪班、一个投弹班、一个步枪榴弹班和一个步枪班。在引入第二挺路易斯枪后，形成了两个轻机枪班。
战后，步兵排的编制确定为两个路易斯枪班和两个步枪班，每个班由一个指挥官和六名士兵组成。然而，这种编制导致了在战术机动性方面的问题。
利德尔·哈特在1925年对英国军队演习的印象中提到：“排的行动不像是由各自独立机动的班组成，反而像是一群密集的人堆，若防守者使用实弹射击，这些人堆几乎成了人形靶子。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排的战术任务过于复杂——这是由于排的混合编制所致。”
为应对这一问题，改革者们尝试将连重组为三个步枪排和一个路易斯机枪排的模式，但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倒退到了过去。
部分进步人士认为，路易斯机枪应该被视为自动步枪，主要用于增强排的机动火力，而不是像传统的重机枪那样来作为防御火力。
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和法国人都领先于英国人。直到1937年，当步兵排被重新组织为三个班时，英国《步兵训练手册》仍提到“所有的班都将被训练为步枪班或轻机枪班”。
此外，英国步兵在战地演习框架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大量演习高度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即两个阵地相对排列，仅留下很少的空间用于小规模战术机动（帝林：其实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
尽管各个小队会尝试利用路径上的掩护，但这与1914年的做法并无不同。他们很少有时间或空间，像偷猎者或猎人那样谨慎行动。
而随着推进至近距离，他们逐渐形成难以与1914年的“火线”区分的密集阵型。更甚的是，他们比1914年时更容易成为机枪的收割对象。
尽管此时各国已普遍放弃了“人海战术”的旧观念，但实际上仍然在不断重复。典型的营级或更大规模的进攻，常常迅速演变为1914年那种线性的进攻队列。
许多方案和演习目，标似乎是为了发展高级指挥层次的顺畅战术流程，而不是提升真正的战术。
利德尔·哈特尤其认为，英国当时的指挥官更擅长战争技术，而不是战争艺术。他呼吁停止这种做法，以便战术能再次在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
同时，哈特指出，步兵小队倾向于回归“冲锋战术”的问题，步兵以冲锋波进攻时，基本的火力与机动战术被迫重新启用，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会吸引敌军注意，进而冒着遭受火力打击的风险。
而早在布尔战争时，布尔人就已经向英国佬展示了另一种更好的战术，即“通过潜行方法进行隐秘且无法察觉的推进”。然而，不知何故，“单点渗透战术”在间战期似乎都被忽视了。
因此，当利德尔·哈特的“扩展洪流”理论出现在英国军队中时，并未得到太多进展。
实际上，利德尔·哈特的战术理论，对许多职业军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营指挥官汤姆·温特林汉对此态度感到愤慨。他认为，拒绝采用渗透战术和弹性防御战术，就像“建造城墙堡垒一样过时”。
他指出，英国军官对渗透战术存在明显的反感，类似于1918年法国军方禁止战地记者使用这一术语的态度。
当然，温特林汉也承认，英国军队开始逐渐采用渗透战术的一些片段，但他担心片面理解这些概念，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出现。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采用了捕获的德国手册中提倡的弹性防御措施，但却忽略了其最重要的要素，即反击部队。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底英国还是对步兵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一过程始于1936年，当时路易斯枪被捷克设计的布伦轻机枪所取代。
步兵排的编制从四个班减少为三个，每个班配备一挺布伦轻机枪，并拥有一名下士和七名士兵。
此外，每个步兵排还配备了一门2英寸轻型迫击炮（仅配备烟雾弹）和一支波伊斯反坦克步枪。
标准的步兵连也从四个排减少为三个。由于缺少合格的初级军官，新的三级军士军衔被引入，排军士长则负责指挥两个步兵排。
与此同时，随着布伦机枪的引入，火力与机动在步兵排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训练中有一句打趣的话是：“如果步枪手在移动，那布伦轻机枪就应该是脚踏实地的一方。”
此外，步兵营还增设了一个载具排，配备十辆布伦机枪履带运输车，目的是为营指挥官提供一支能够穿越火力区域的火力预备队。
英军步兵营还配备了两门3英寸迫击炮，而重型反坦克炮和重机枪则由旅和师的资源提供。
1937年《步兵训练手册》试图容纳这些新发展，强调火力与机动，而非通过增援来依靠数量取得胜利。但该手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在防御作战中，它仍然建议进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类似的“快速且大规模的挖掘”作业。
其防御作战图表基本上还是以线性正面防御为主。不过尽管如此，该手册还是代表了英国军事思想现代化的一小步。
不幸的是，此时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英国陆军的准备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完成，军队主要依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期间开发的武器和装备参战。
更糟糕的是，许多正规士兵在1939年参战前，甚至从未见过他们将用来作战的大部分关键武器。尽管英军能够每日行军20到30英里，并用刺刀刺入装满稻草的麻袋。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出征时，依旧强调旧式的稳重攻击与防御方法。这些方法甚至不如加拿大军团和澳大利亚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用的战术先进。
根据富勒的说法，当时的思维方式让人感觉“像生活在精神病院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似乎耗尽了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一切都在为“地道战”做准备时，英国军队也终变得如鼹鼠一般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