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上文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1942年2月马来亚的沦陷，是英国军事史上一段惨痛篇章。英印澳三军共85,000人在新加坡向规模较小的日军投降，这与美军在菲律宾的英勇防御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这两次战败是西方武装力量的巨大挫折：一次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西方在黄种人手中遭受的最惨痛失败”，另一次则是美国历史上最灾难性的失利。
但回顾来看，它们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告，亚洲人民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军事时代，并具备了给欧洲军队上课的能力。
讽刺的是，英国人起初认为日军不过是二流部队，但随后又极力夸大其不可战胜的超人般的作战能力。这种看法直到1944年底才在英国军队中逐渐消退。
与日本在太平洋和缅甸的战争呈现出多面的特性。除了主要的陆地战役，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海军、两栖作战和空中行动，才能将日军驱逐出他们占领的地区。
这场战争在很多方面是最现代化的战争，涵盖了广泛的技术领域。然而，战争同时也具有某种原始性。因为日军士兵的战斗素质和太平洋岛屿与缅甸丛林的地形，使得这场战争主要成为步兵的斗争。
科希马-因帕尔战役的战场在许多方面与帕森达尔相似。帕森达尔战役期间，英军在45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损失了37万人，平均每平方英里8,222人。而在硫磺岛，28年后的伤亡比例也差不多，双方总共每平方英里损失5,500人。
令人震惊的是，在25,000名驻守硫磺岛的日军中，只有216人被俘。到1944年初——当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成为战俘——所有战区内未受伤的日军俘虏总数尚不足100人。而在缅甸战场，这一数字估计为六人。
当日本投降时，太平洋战区仅有27个美军师。即使到了菲律宾海战（1944年6月19-20日）时，美国地面部队的数量仍不比对抗日军的英联邦部队多。
此外，日本自1937年起就已在与中国作战，其战场地形与阿拉干和瓜达尔卡纳尔的丛林大不相同。而日本也从未放松对其老对手俄罗斯的警惕。
这清楚表明，日军远非仅仅是一支丛林部队。实际上，它最初与英美军队一样，更多地是一支通用型军队。
传统上，日军是为对抗俄罗斯的进攻而准备的，但自1937年“卢沟桥事件”以来，它逐渐陷入了与中国的持久战。与苏军的冲突——如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罕事件——不仅增强了日本对苏军的尊重，还促成了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最终决定。
在日本陆军内部，德国的军事模式一直是效仿的对象。闪电战的成功自然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这一选择的信心，尽管直到1941年4月才建立了机械化司令部。
而诺门罕事件（或哈拉哈河战役）的经验促使日本提出要组建十个装备齐全的坦克师的想法。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部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并未激活。
到1941年时，日本陆军确实拥有51个师（每个约18,000人）和四个坦克团。这些师的武器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队多年与装备简陋但顽强的中国军队进行的机动作战，使日本军队越来越依赖轻型迫击炮、轻型坦克、自行车以及在交通不便地区的本地运输和补给。
战术层面上，在新加坡战役中，这一特点最初带来了优势。装备轻便、机动性强的日本士兵在行动中明显比负重过多的英国士兵灵活得多，因为后者携带着欧洲战争中的各种装备，如钢盔和防毒面具。
有趣的是，被派往马来亚的日军部队，此前甚至只曾在满洲的寒冷气候下作战。日本步兵装备的特点是轻型口径武器多且便于操作，这导致日本在总体炮兵组织上相对较弱。
由于缺乏精细的协同作战能力，日本步兵的进攻通常依赖速度和行动力。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战役中，日军的行动速度远超预期，主要归功于士兵装备轻便、体能强健以及简单的口粮。
在弹药补给之外，日本步兵相对自给自足。每个士兵随身携带一日的应急口粮和五日的米粮。由于士兵们通常以班为单位自行做饭，他们无需等待热食的运送。
日军没有提供炊具，并鼓励士兵依靠当地资源生存。日军士兵以严酷的训练著称，尤其是行军训练。经过八个月的训练后，士兵能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每天行军25英里。此外，刺刀训练也是重点，每个士兵都渴望成为全连最优秀的刺刀手。
在伪装和渗透方面，日本步兵也是大师。他们中的许多人携带与地形颜色相近的垫子，在弯腰跑步时几乎无法通过武器瞄准镜发现。
再者，日军擅长挖掘个人掩体，这些掩体通常呈倒置的靴子形状，前方是射击台，后方是防护深处，以保护士兵免受炮弹和迫击炮的轰炸。在武器操作方面，日军士兵在使用迫击炮时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和胆识，迫击炮是他们最喜爱的武器。
此外，他们在机枪使用上也展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有时甚至将机枪安装在树上以延长射击距离。在其他情况下，机枪被挖入地面，配合步枪火力的掩护，使得对其进攻的步兵陷入死亡陷阱。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日军步兵以射击不精准著称，甚至他们的狙击手也只接受了300码射程内的训练（帝林：？？？）
在组织上，日军步兵排由42人组成，分为四个班，每个班10人。排由一名少尉指挥，辅以一名通信军士，负责通过旗语或传令兵在各班之间保持联系。
前三个班为步枪班，每个班有七名步枪手，配备6.5毫米或7.7毫米步枪，以及一挺6.5毫米南部轻机枪，由一名机枪手和两名弹药手负责操作。
第四班为“掷弹筒”班，配备三门掷弹筒，每门由一名士兵操作，两名步枪手提供弹药支持。排长负责所有的战术指挥。
日本的步兵连由三个步枪排组成，连由一名上尉指挥。三连加上一支机枪连组成一个步兵营，由少校指挥。
机枪连下辖三个排，每排有两个班，每班10人，装备一挺1932年式7.7毫米重机枪。三个营再加上一门75毫米步兵炮连、一门47毫米反坦克炮连和一个总部，组成一个约2,000人的团，由一名上校指挥，副手为一名中校。
在战术上，当日军步兵排与敌军接触时，前两个班通常正面牵制敌军，而第三个步枪班从侧翼进行进攻。由于担心友军交叉火力误伤，日军较少执行双翼包抄战术。“膝迫击炮”班通常位于中央后方，提供额外的火力支援。
在连级作战中，前导排通常由六名侦察兵先行，保持约350码的距离。一旦与敌军接触，后续的两个排通常会试图执行双翼包抄。这种战术通常通过渗透实现，而日军步兵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正如缅甸的战斗所表明的那样，日军“与丛林作战，而英军则依赖道路作战。”斯利姆将军认为，日军在丛林中的机动性远胜于依赖机械化运输的英军，使得日军占据了“应得的优势”。为此，他的解决方案是学会轻装行军，以摆脱机械运输的束缚。
很难说日本的战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英国作战方式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认为“应通过侧翼包抄和包围来寻求迅速而决定性的战斗”。
此外，日本人观察到，英国在防御时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正面，这进一步强调了侧翼包抄和包围的必要性。
夜战，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的专长，也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因为英国人不被认为擅长夜间作战。
由于日本人还认为英国人在进攻时过于谨慎且往往耗时过长，在进行包围时动作迟缓，因此日本提倡采用突然的反击措施，如破坏性袭击和“反包围敌方包围部队”的战术。
日本的侧翼包抄和包围战术，最初可能是从德国模式中借鉴的，后来被斯利姆将军称为“路障战术”，并被认为这主导了英国在马来亚和缅甸失败时期的所有军事行动。
斯利姆将军在回忆这段时期时写道：“在战术上，我们完全被超越了。日本人能够做很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战术方法就是‘迂回包抄’。他们的标准战术是，在正面牵制我们的同时，派出一支以步兵为主的机动部队，绕过我们侧翼，在丛林中进行宽范围的迂回行动，进入我们的交通线。
通常，他们会在唯一的道路上设置路障，而我们所有的补给、弹药和增援都必须通过这条道路。有时，他们会用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来实施路障。
我们几乎没有后备部队——所有的部队都在前线，因此每当路障出现时，我们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队清理路障。在这个关键时刻，敌军会加大对我们已经削弱的正面的压力，直到我们的防线崩溃。”
在马来亚和爪哇，日军部队经常进行三英里宽、四到六英里深的扫荡行动。通常情况下，先头部队以小分队的形式推进，通常是排级规模，最多不超过连级，试图在敌军阵地之间穿插，以到达敌军防线的后方。
每支小分队都有明确的任务，例如占领某一特定地点或攻击已发现的指挥部或侧翼。当遭到反击时，这些小分队往往会按兵不动，待敌军通过后再从后方和侧翼发起攻击。
在很多情况下，日本连队甚至会在沼泽和河流中潜伏到颈部，以等待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
尽管日军崇尚进攻，但他们也以强大的防御能力赢得了声誉。日本人非常信奉积极防御，通常会在遭受敌军炮火轰击时匍匐靠近敌军阵地，既提高了自身的安全性，也使他们能够使用轻型迫击炮对敌军进行反击。
机枪无疑是日军防御作战的主要武器，重型机枪通常被部署在前沿阵地，以覆盖主要的进攻路线。反斜面阵地和深度防御系统也被广泛应用，所有的战壕和阵地都尽可能地相互支援。
斯利姆曾表示，日军防御战术的精髓在于，他们不会正面迎敌，而是倾向于从侧翼作战，并依赖邻近的掩体来保护自己，同时也为邻近的掩体提供掩护。这种战术需要高度的训练和纪律，但也充分发挥了火力的最大效用。其军队的力量并非来自高层领导，而是源自每个士兵的拼死奋斗精神。“他们战斗到死。”
最初，斯利姆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作战，使士兵逐渐恢复信心，打破了对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他的指挥下，英军逐渐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巡逻技巧，明白了机动性与生存是密不可分的。
斯利姆强调，由具有坚强纪律和坚韧体魄的士兵组成的部队是战胜日本军队的关键，他还大幅减少了运输和装备的比例，使得印度师每天仅需120吨补给，而不是通常的400吨。
斯利姆在总结时表示，减少机械化装备让部队更轻装上阵，反而能够走得更远、更快。他对此表示欣慰，因为加入他的部队在放弃机械化装备后，发现他们的机动性大大提高了。
在实际作战中，下级指挥官被赋予了更大的战术自由。连队，甚至排级单位，由基层指挥官领导，成为丛林战中的基本作战单位。这些单位通常互相看不到、联系不上，因山地阻隔而无线电失效，他们只能独立作战。
部队在侧翼被包围时不会撤退，而是倾向于撤入“堡垒”或日军称之为“蜂巢”的据点，英军通过空投补给维持运作，类似于铁砧，而敌军的入侵则由机动预备队来打击。
日军从因帕尔-科希马战役的失败中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而这一失败显著的是由正规陆军部队造成的。
有意思的是，斯利姆本人非常反对特种部队的组建，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对于一位往往严重缺乏最重要的资源——步兵——的指挥官来说，这一观点并不令人意外：“这些特种部队的结果无疑是降低了整个军队，尤其是步兵的整体质量，不仅因为它们从中筛选出最精锐的士兵，而且还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某些常规作战行动难度太大，只有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才能承担这些任务。
军队不是靠少数超级士兵取胜的，而是靠普通部队的整体质量……突击队所需要的主动性、个体训练和武器技能固然令人钦佩，但不应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小单位。任何经过良好训练的步兵营都应该能够完成突击队能完成的任务；在第十四集团军中，他们确实做到了。”
随着日军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咄咄逼人的推进，缅甸战役逐渐被日本人忽视。
在战略上，美军采用了两条战线并进的方式，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役以较低的伤亡率和卓越的战术，与中太平洋地区的正面进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太平洋战区的美军战术难以称为迂回、巧妙或“诡计多端”。与日军通过突袭进行登陆不同，美军往往凭借强大的海空火力，在正面发起“强袭登陆”。
通常，他们享有2:1或5:1的兵力优势：在阿图岛和吉尔伯特群岛，这一比率为5:1；在塞班岛为2.5:1；在关岛为2:1。麦克阿瑟批评中太平洋的战术，认为许多美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牺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他主张，在冲绳岛战役中，一旦美军占领了足够的地区，指挥官们本应让部队采取防御姿态，等待日军前来，利用防御阵地消灭他们，而这会更加容易并减少伤亡。
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尤其考虑到此时日军已经逐渐放弃了他们的战术优势——例如他们擅长的夜战能力，而转向了不现实的军事传统，即自杀式的“万岁冲锋”。
这一战术，以及许多日军指挥官采用的“誓死防守”政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军与日军之间战斗伤亡数字的巨大差异。
尽管美军在太平洋的胜利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但陆战基本上还是由步兵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战区，实际上存在两种美军步兵：陆军步兵和海军陆战队。两者在武器装备上均远超日军，但在组织结构上有显著差异。
陆军步兵为了便于作战，被组织得与欧洲战区的步兵相同；而海军陆战队则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并在战争期间不断进化。因此，海军陆战队的组织结构将会更详细地讨论。
在20世纪初的尼加拉瓜行动中，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动步枪作为火力基础的重要性。1938年在上海参与平息街头骚乱时，海军陆战队采用了四人作战小组作为防暴连队的基本单位。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军陆战队步兵排由7人的指挥部、一个8人的BAR（勃朗宁自动步枪）小队和三个9人的步枪小队组成。每个小队有一名小队长、一个BAR手、六名步枪手和一名手榴弹发射手。
步枪手使用的是M1903春田步枪。直到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后，M1步枪才装备海军陆战队。
然而，以上的排级组织并不完全适用于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因为小队是最低级别的火力控制单位，无法进一步拆分成更小的战术单元。
此时，传统的海军陆战队经验和兴趣发挥了作用，导致了海军陆战队组织结构上的“戏剧性革命”。在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引入了三种新的组织模式，其中步枪小队的组织受到了海军陆战队将领们的详细审查。
首先，BAR小队从排中消失，步枪小队人数增加到12人；小队编制为一名小队长、一名副小队长、六名M1步枪手、两名副BAR手（配备M1步枪）和两名BAR手。如此组织的步枪小队可以分为两个六人小组，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支自动步枪和五支半自动步枪。
在1943年7月的潘德尔顿军营（Camp Pendleton）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基于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最终演变出的组织结构（1944年3月）是一个由13人组成的小队，分为三个由BAR（勃朗宁自动步枪）为核心的四人作战小组。这种组织方式在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并被证明是更能适应战斗伤亡并易于控制的结构。
形成的步枪班似乎赋予了指挥官必要的控制力和额外的火力，而这些在丛林和岛屿战斗中显得至关重要。
在布干维尔和新不列颠的灌木丛覆盖地形中，小单位的独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时任海军陆战队计划与政策主任的杰拉尔德·C·托马斯将军（Gerald C. Thomas）表示，转向火力小组的原因是“因为在战斗中一名指挥官无法控制七个人，更不用说控制十二个人了。”
在火力小组的概念下，班长负责全班的训练、控制和总体行为。他需要协调火力小组的使用，以完成排长分配的任务。同时，班长还负责火力小组的火力控制、火力纪律和机动。而火力小组的组长也同样对其小组负有责任。
通过将指挥权分配给班长和火力小组长，海军陆战队认为这将有助于更广泛地传播军事领导能力，并使步枪班变得更加积极和高效。
随着海军陆战队对火力，特别是低级别自动武器的重视，步枪连的规模从1942年的183人增长到1945年的242人。
这种增长部分是由于营机枪连的三个排被永久分配给步枪连。到1945年，步枪连由三个排组成（每排有三个13人小队和一个6人指挥部）、一个56人的机枪排（装备14挺轻重机枪）和一个包含三个60毫米迫击炮的20人连指挥部。三个这样的步枪连，再加上一个58人的81毫米迫击炮排（12门迫击炮）、一个55人的突击排和一个指挥部组成了一个营。
突击排是为了避免步枪连人员因削弱日军据点而不得不分流而设立的。
突击排由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两个7人小组，配有一名小组长、火焰喷射器小组（两人）、火箭筒射手及助手，以及两名爆破手。
三个营再加上两个37毫米炮排、一个105毫米（原为75毫米）自行榴弹炮排、一个后勤连和一个指挥部组成了一个拥有3,412名士兵的海军陆战队团。
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无疑将两栖作战推向了战术上的巅峰，成为这种战争形式的世界顶级专家。
战时担任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霍兰德·M·史密斯将军（Holland M. Smith）甚至被称为“两栖作战之父”。
显然，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作战方式，需要大量的详细规划和全兵种的协调，也需要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在中太平洋战役中，针对强固防御阵地的海上突袭在宏观上展示了“真正的彻底两栖战争”。
然而，正如塔拉瓦和佩莱利乌的经验所示，登陆后，攻克坚固据点和碉堡的漫长而代价高昂的进攻成为了行动的标志。
在小单位层面上，“风暴式”登陆要求从舰艇、炮兵和飞机上获得最大火力支援，此外还需与坦克和爆破小组进行最密切的协调。
然而，一旦步兵离开专用登陆艇的保护，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去，他们也必须向前投射最大限度的小武器和机枪火力。
由于海军陆战队配备了大量自动武器，他们在这一方面远远优于普通的陆军单位。这些行动中的大多数呈现正面作战的特征，因此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海军陆战队的战术思维。
传奇的海军陆战队将军刘易斯·B·普勒（Lewis B. Puller）甚至建议，在师级以下，“花哨的战术”空间非常有限。
他的观点是：“敌人在山上，你就去拿下他们。最终，你会节省更多。虽然有时候你不得不侧翼包抄，但别忘了，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
在佩莱利乌岛的进攻中，日军首次在沙滩上和纵深阵地进行防御，普勒的第一海军陆战团损失了总兵力的56%，这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团级单位有史以来最大的伤亡记录。
然而，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抵抗异常激烈，特别是在“血腥山脊”乌姆布罗加尔岭，因此高伤亡率不能简单归因于正面进攻的偏好。
海军陆战队在丛林战中并不陌生，他们倾向于将丛林战战术视为在热带地形和植被中应用标准战术原则和方法的常识。
无论是在满洲还是瓜达尔卡纳尔，步兵作战的方式似乎都大同小异。根据马歇尔的说法，海军陆战队至少在携带基本战斗必需品方面优于陆军。
总体而言，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斗中表现出色，通常他们造成的敌军伤亡超过了自己的伤亡。这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也得到了验证，他们面对的是同样曾击败日本的东方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