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训练中为何要重视独立作战能力的培养?

文摘   2024-11-11 09:03   贵州  

接上文

以色列中东战争,如何塑造现代步兵战场?


作者:布鲁斯·I·古德门德森   译者:帝林


对和平时期陷入沉睡的军队来说,深入学习过去的战争教训,是为未来冲突做严肃准备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虽然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会与另一场完全相同,但对历史研究的启发,常常能为探讨遥远的战场迷雾提供了有用的指引。


20世纪的战争中,步兵发挥了比以往普遍认识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步兵仍可能继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帝林:作者写这本书是在1981年)。


而步兵的双重支柱,无疑是其技术装备与战术能力。正如能够击败骑兵的机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体现了“步兵集中的力量”。


如今的反坦克导弹(ATGM)也增强了步兵击败坦克的的能力。

然而,正如之前的章节所揭示的。步兵部队在战场上,主要依赖于士兵们的战术能力和智慧。也就是说,步兵的训练、动机和作战能力往往决定了战争的关键问题。



随着技术的进步,改进战术和训练方法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战术控制的分散化。在当今复杂且常常混乱的战场环境中,只有最小的作战群体才可能保持凝聚力,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个体往往会服从领导者的指挥。但事实上,在步兵内部,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对小规模战斗群体及其指挥官的重视,通常更能提升步兵的整体效能。


1940年法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过于集权式的指挥体制,几乎压制了所有基层领导的作用。一些本可继续战斗的小规模作战单位,由于通信不畅,最终选择投降。


显然,军队越先进,就越容易受到瘫痪的威胁,以及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摩擦”影响,其中一切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帝林:就是说系统越复杂,越容易问题)。


考虑到苏联当前的电子战能力,北约国家在未来战争中,完全可能会遭遇类似的通信中断。


因此,军队的指挥不应过度集中。小规模的作战群体及其领导者,必须能够像绝望突击队一样独立作战。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步兵的优异表现,往往也与这些基本作战群体的行动有关。


就这点来说,赎罪日战争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地面部队必须能够独立应对所有问题,而不能全依赖空军。


从二战法国和苏联的类似经验也能看出,一个既无能力也不愿意独立作战的步兵部队,几乎不配称之为步兵。


也正因为此,本书的一个主题即是强调小单位和基本步兵战术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在文中看到的,战斗的本质,是由排和班来进行的。


有充分理由指出,班排指挥官是步兵营战斗效能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应更加重视部队的基本战斗训练。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使班和排的训练,变得像步枪连的训练一样有趣和富有挑战性。优秀的班级造就优秀的排和连,进而使得它们能在战场上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一影响,用一位曾朝鲜作战的加拿大军官的话来说:加平战役的成功主要归功于高昂的士气以及优秀的连、排和班指挥官……这是我们在军事训练中永远不应忽视的。

太多的军官训练被集中在高层指挥,而在连排层级的训练却不足。可实际上,在低层级积累一定的经验后,任何人都可以胜任更高层级的指挥。


许多能力差的指挥官得以在旅或师一级的指挥岗位上留任,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参谋团队。而在排或连级别,一个能力差的指挥官在第一天就会被发现。

所以我说,一个师可以在糟糕的指挥官下生存一段时间,但在排或连则不行。


因此,不要只是随意地在地图上用手指移动师部队进行左勾拳、右勾拳的演练,而应集中在班、排和连的战术上。


从经验中学习,了解人类能忍受多大的艰苦并继续作战。学会在你所在的指挥层级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一旦在连级指挥上取得成功,那指挥一个营将变得容易得多。”


通过加强班级训练,可显著提高排和连的整体效能。将班长视为其上级指挥官的方式来对待,是一个明智且实际的改进方法。


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要求高且贴近实战的班级训练上,不仅可以增强基本战斗群体的凝聚力,还能更好地让个体适应战场上孤独的现实。


在现行的训练方法下,我们的士兵太习惯于周围有大量的人和装备。他在阅兵场上看到大军的力量,这增强了他的信心。但他几乎没意识到,这也已经成为了他士气中的一个因素。


直到他身处真实战场时,荒凉的空虚才让他感到血液凝固,“喉咙里的苹果变得坚硬”。他期待着战斗,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接受过小规模作战群体的训练,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的战友是否在身边(帝林:从俄乌战场的角度来看,这点是很有远见的,无人机和炮兵的进一步升级,使得各级分队的作战正面和纵深都远较以往更为宽广)。


用马歇尔的话来说,战争中最简单的真理之一就是:“使步兵能够继续带着武器作战的,是他近在咫尺的战友。

因此,步兵应被训练成,在预期的战斗中,战友往往会像敌人一样难以见到。更广泛的小规模战斗群体训练,也将有助于打破士兵对大规模集体行动的依赖。

而这点对世界各地的军队来说,教训都是明确的:小规模的作战群体必须被允许发展出内在的凝聚力——即战场上维持自我生存所需的相互依赖。


一个强烈的建议是:“所有步兵训练都应以培养每个士兵,在夜间独自行动的信心为目标。现代步兵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练习跟踪技能和武器操作。只有最高标准的个人伪装才应被接受,且训练也应在模拟敌方空中优势的场景中进行。

与此同时,尽管步兵应具备远距离抵抗敌人的能力。但他们也必须做好,应对近距离战斗等严酷条件下制胜的本事。


帝林:从俄乌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预见。21世纪初远程投送火力和无人机的使用,一度让人们误认为传统的步兵不再重要。为此如俄军军改之时,均大幅度消减了军校和骨架单位,结果却给其 22年的动员带来了一系列困难。

此外,有鉴于在欧洲全面的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森林和城市战斗,不训练步兵在这些环境中作战将是短视的。


在这方面,步兵应被教导如何攻击并摧毁设防据点。例如,每个步兵都应知道如何准备杆式炸药,并接受更好的爆破训练,这些技能在城市战斗中十分实用。


他还应具备在近距离摧毁坦克的能力。虽然他可能不常用到这种作战技能,但这种训练将有助于克服步兵对坦克的天生恐惧,并促进其整体的进攻精神。

在东线战场上,“坦克恐惧症”就一直被双方军队视为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严重疾病。为此,如何训练士兵承受战场上常见的噪声冲击,也是一个重大军事问题。


引用一位二战步兵军官的话:“士兵的神经应该像他的头脑和身体一样,认真地为战斗做准备。


在训练中,如果他能提前接触到炸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炮弹的尖啸声,那么他在实际战斗中遇到这些情况时,就会更容易应对。”

而如果1940年的法军,能够进行这样的训练,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不堪一击(帝林:又辱法了)。


然而,对于更有经验的老兵来说,“战斗接触(即以‘尽量不打中’的方式向你开火)……几乎没有意义”。


更好的系统,是教士兵如何通过声音来辨别各种武器,并学会区分布伦机枪和施潘道机枪、通过子弹的爆裂声来判断它的远近。


当然啦,所有这些训练的真正目标,是让普通步兵在心理上更容易向敌人还击。正如隆美尔所说,能够“用火力覆盖对手”就几乎赢得了一半以上的胜利。


而在马歇尔看来,士兵普遍不愿意向敌人开火,反映的是训练的不足。主动向敌人开火的行为应被视为“战场上的高度主动性”,而不是“指挥官长期以来认为的……良好训练带来的衍生物”。


也因此,在训练早期,强调火力纪律是本末倒置。更好的方法,是让士兵不受限制的开始射击,然后再来控制他们的火力。


让班级指挥官带领小分队在训练场上自由活动一段时间,像任何打猎探险一样,根据常识来使用武器。那么,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也不会轻易的去挑战他们。


以这样的基础开始,火力和机动可以很自然地跟进。因为有“开火习惯”的士兵,总会寻找更有利的地形发挥其火力。而掌握正确射击原则的士兵,也总会自主的前进。

人如此,部队亦如此。


马歇尔还倡导,在战场现实需要的是“能够根据自身处境进行思考,并坚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士兵”。


而这种经过自发性训练的士兵,是不能在坚持本能反应是理想士兵信念的学校中所培养出来的。


教导士兵如何思考,而不是教他们具体要思考什么,是为他们准备迎接战争中的意外情况的更好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与常见的训练观念和操练无关的纪律。


虽然文盲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也能够完成任务,尤其是在他们拥有良好的天生智慧、身体健康并被分配到适当的岗位时。


但他们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受到不利影响。足够的教育被认为是“有效履行军事职责的首要条件”。


因此,最有效的士兵,似乎是那些具有心智资源、且具备一定创造力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具有创造力并不意味着要适应某种特定的模式,而是指拥有必要的独立思维能力,并能够独立行动。


毕竟大家也要知道,战场上“混乱的警报和逃亡”正是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的理想环境。


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拒绝“战术蓝图”,转而组建突击队就是这种实践的一个例子(帝林:就是说不应该规划宏伟图上计划,而是应地制宜的打破常规,组建新单位和新战术,类似岳武穆所说,运用纯乎一心)。

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曾说过:“各级指挥官的活动都包含着创造的元素。做出作战决策和完成任何任务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思维,因为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作战情况。”


而德国的“任务指挥”概念亦旨在鼓励负责指挥官进行创造性思考。因为他们常常需要独立行动。


为此,战场环境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和创新解决方案的实施。很自然咯,这些创造性思维大多来自个体,而不是群体。


为在步兵中推广这种创造性思维,还应尽可能抑制集体化的“群体思维”倾向。群体思维往往会导致妥协和平庸,成为指挥官果断行动的障碍。


有人建议,那些最容易受“群体思维”影响的人,通常是那些害怕不被认可或被拒绝的人。这类人往往优先选择维护友好的关系,而不是为了小组的工作任务取得成功。


相反,那些直言不讳的个人主义者,往往是最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官的人。


但一个悖论的地方是,如果他不能保持沉默,就有可能被同僚排斥。为此,他显然无法在群体环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帝林:这点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拿破仑这类天才,大多情况下,他们往往是不被理解和孤独的。但作者上述说法也多少带有些个人色彩,毕竟谁能说善于搞好关系,就一定是庸才呢?譬如《兄弟连》里的温斯特。


此外,在前几章中,我们讨论了许多缺乏想象力的战术方法。比如较强的火力或“金属重量”都并不能自动决定战场的胜负。

而现代的火力排,除了营级以下,也被德国和俄罗斯渗透作战的成功所否定。


事实上,仅凭火力无法决定战术问题;它需要与机动功能相结合,才能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发挥作用。


因此,在制定任何基本战术原则或框架时,都必须包括机动。虽然教科书上的“防守”和“打击”都暗示了机动的必要性,但它们并没有给予机动应有的重视。


帝林:其实这点亦是我想吐槽的,无论外军还是我军,班排战术中一个最典型的操练科目,即是通过设定一个明确的假想敌阵地,然后再利用火力压制和迂回去消灭它。


客观来说,这的确是关于班组战术最好的范例展示。但实际的战场上,即便以俄乌为例,其战术背景却多种多样。


但在实兵演练中,战术背景的丰富程度,却往往受限于大家的场地和经费有限,而万年如一日。长远看,未尝不是种遗憾。


此外,在二战中,德军和以军的常见做法,是将其机动部队分为三个功能组件:压制单元、突击单元和追击/拓展单元


因为“只有能够在三条战线作战的部队,才能被视为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步兵班也应组织成三个单元,分别负责防守、打击和机动(帝林:别说,有点林彪三三制的味道)。


考虑到现代战场上的更大分散性和整体更高的教育水平,这种选择不会比鲁登道夫所面临的风险更大。


而一旦步兵班和其指挥官,都具有了足够重视机动的意识,那自杀式的正面进攻心态,就可能会从军队的思维中消除。


而如果说我的这项研究表明了什么,那就是指挥官有道义保护他士兵的性命。任何人都没理由,让部队去直接攻击守在坚固阵地上的敌人。


要知道,在现代条件下,甚至只需十二把突击步枪,就能在最后几百码内每分钟射出6,000发子弹的猛烈火力。而在这种火力幕布之前,进攻者还得面对火炮和迫击炮的密集攻击。


在这种条件下,步兵是无法发起进攻的。们唯一的选择,是机动至可以用火力消灭敌人的位置,或者如富勒多年前所建议的那样,切断敌人的退路,来迫使对付投降。


“战役的取胜之道,是在战略上沿着最意料之外的路线行动,而在战术上则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


渗透技术的优势显而易见。俄军通过挖掘战壕逼近敌人阵地的做法,就像谢尔曼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有效战术一样。事实上,是子弹而不是堑壕,让进攻方止步的。


此外,为最大限度发挥步兵的机动能力,步兵部队还不应被束缚在,严格适应坦克的移动或炮火轰击的节奏上。


如果将步兵的任务仅仅限制为守住阵地或保护坦克,那可能将无法充分利用步兵强大的进攻能力和步兵的特殊价值


须知,现代战争越是呈现出一系列局部行动,而不是“主战场”的形式。战术就越应以“瘫痪”敌人,而不是物理上“消灭”敌人为目标。


在此基础上,步兵利用地形,主要是为了获得免受敌人火力的安全性,并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而其主要任务,亦是强调在心理上扰乱并瓦解敌人的抵抗,并为决定性的胜利做准备。


失去希望而非失去生命,才是决定战争、战斗甚至最小规模战斗的关键因素。


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试图让每个德国士兵都感觉自己处于俄罗斯枪口之下,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点。


然而,要使步兵在这种角色中真正发挥效能,他们还必须既脚步轻盈,又思维敏捷。无论他是通过步兵战车(MICV)还是直升机运输到战场,机动性都是最为重要的。


军队为战胜敌人,常常倾向于增加更强的武器装备、更多的运输和复杂的通讯系统——但这些需求往往在内部拖慢了其机动性。

但快速灵活的移动,加上迅捷和智能化的战术灵活性,却是步兵的核心要素。有鉴于恐惧与疲劳之间的联系已被明确证明,必须采取极大努力来确保步兵不被过度负载。


必须防止参谋和团级军官为“求稳”,而给士兵配备应对各种可能紧急情况的所有装备。必须设立一个负荷上限,并通过严格的检查制度来强制执行。


马歇尔曾建议采用训练负荷的五分之四(大约40磅)值得认真考虑。由于过度负载在战争中会导致士兵死亡,必须在和平时期无情地消除这一习惯。步兵像骡子一样,值得这样的保护。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精简且善于行军的步兵,能从一个其他地方臃肿的军队中诞生。


西方军队尤其通过其生活标准和对高科技的依赖,几乎变得难以行动。此外,武器系统越复杂,其发生故障的概率就越高,且越脆弱。


约翰·斯莱索爵士在几年前就曾担心,北约可能已经装备了他们永远无法使用的武器。他警告过度现代化的危险,并呼吁回归“靴子的机动性”(帝林:即指徒步行军)。


利德尔·哈特也曾指出,“俄国人从他们的人力资源中获得了更多的作战师……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西方军队的组织是否低效且浪费”。


再一个出现的问题是,军队往往不愿超越威慑的框架。然而,如果所有军事训练的真正目的,都在于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那么,我们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帝林:这话有一定合理性,现代美军因为普遍机械化,单兵负往往过于沉重。


也因此,其陆军高度依赖于良好的道路和交通网,而一旦陷入到复杂地形比如阿富汗山区或城市中时,为保护这些重新装备,某种意义上确实也限制了其步兵的灵活性和打击距离。


与此同时,如ABCT等重型单位,其攻坚能力固然可观,但因为装备复杂、组建经费高昂。某种意义上对于面临全面战争时的大规模组建,是亦有很大影响的不过这点仁者见仁了。

二战中的德国人似乎就特别理解这点:德军的补充系统往往朝着这一方向运作。一个师的所有人员会同时从前线撤回,并与补充兵员一起作为一个单位重新装备。


新成员是在师脱离前线时才加入的,因此他们有机会融入群体,然后再作为一个整体被派往前线。


这一补员系统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并解释了德国军队在面对盟军的压倒性兵力和物资优势时,为何仍能长期保持作战能力的原因。


不过要注意的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步兵的“大兵团理论"是无用的。


因为现代战场已十分复杂,而任何有效的步兵均需优越的耐力和技战术训练,方才能应对战场的实际情况。否则的话,他们不过是一群送死的炮灰罢了。


最后的最后,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迹象来看,明日战场上仍将有步兵及其传统技能的一席之地。


然而为了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战胜更为庞大的敌军,西方步兵将不得不依赖于他的脑力与武器发挥同等作用。


需知,现代步兵必须学会的,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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