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成渝地区小说专辑 | 野海：谎桥

文摘 2024-07-08 10:02 重庆

作家风采

野海（陈小勇），重庆酉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桶子里的张九一》等。

前言

谎桥，一座看上去“如同被遗弃的谎言”般存在的石拱桥。故事从修桥人——石匠杨光洋身上展开。杨光洋年轻时无意与“仇人”的女儿结识，但最终女人不告而别，二人错过。几年后，二人又在他乡再见。故事以遗憾开头，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小说跨越人生数十年，其间世事变幻，只有这座拱桥依然存在，见证曾经汹涌的情感。

谎桥（中篇小说）

文/野海

我不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更不是一个害怕被抛弃的人，但我仍然想离开已经习惯了的生活与熟悉的城市，离开自己，在那个女人的世界如同死去了一样空无。得偿所愿始于2021年5月28日，我受派远走，进入武陵山腹地，任白马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死去活来，一切都可以在那深山重新开始，我对全新的工作与生活充满了热情。

6月1日，我在十三村民小组境内发现一座奇怪的石拱桥。拱桥工艺精湛，没有名字，长五米有余，宽三米，不知有多高，因为桥礅的绝大部分埋在地下。不是河床下。桥下没有河。连一条沟也没有。桥的周边也没有河，是一片撂荒的田地。桥面上和桥体有缝的地方挤满了刺李、火棘和杂草，让它看上去如同一个被人遗弃的谎言。之后，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谎桥。7月中旬，我意外发现，这拱桥每块石头上的錾痕都具有相同特征，由此，我推断这桥是一个人独立修建完成的。同年9月，因为修村史，我对该桥的建造背景和主要动机展开了调查。无果。10月19日，我通过錾痕特点，去新寨找到了修桥人的徒弟田石匠。次日，在乌江镇敬老院前檐下的一张长木椅上，我找到了那个修桥的男人。

那个男人名叫杨光洋，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安排在贵州省沿河县林业科工作。不到两年，因为一个误会，被遣回原籍，去雷打崖公社接受教育。他本来是德江县人，参军前是个石匠，打小随师父生活，1960年春天去世的师父才是雷打崖人。1978年晚春时节的一天下午，县林业科科长张献工到雷打崖公社，要组织山民为焦家煤矿厂采伐木材，顺便通知杨光洋回原单位报到工作。杨光洋出门就挺胸，见人就打招呼、点头微笑。他刚笑着爬上拖拉机，公社主任突然喊，说县里摇来电话，通知张科长马上动身去铜仁学习。张献工招手，让他下车。三个人临时开会，决定由杨光洋牵头，公社协助，选调一批懂行的社员去飞水岩下面伐木，算是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张科长临走时叮嘱，伐完木材后，要好生照看，别让人偷，等他学习回来，再组织人放木下水出山，运往焦家。

人多，活儿熟，两百来方木头，一周就砍好码好了。杨光洋和伐木的山民出了林子，在岔路口分了手。他半路上坐了坐，又回到林子里去。都走了，他得回去看守公家的东西。当时雷打崖的林子和现在差不多大，加上山高路远，听不见人的声音。第三天，杨光洋想走。走不到三百米，站高处四周望了望，坐下来抓自己的头皮。他不担心站着的树，只怕坏人偷走砍倒在地的木材，因为倒下的都是公家的，很好偷，只要掀下河，然后到下游等着，捞上岸，就是浮财。没有谁追究打捞浮财的人，但一定有人追究不坚守岗位的他。他又回到公家的木头身边。

不晓得过了多少天，仍然不见张献工去找，也没人带个什么口信进山，杨光洋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带进山的干粮早就吃完了，好在山大，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后来，他发觉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小。再后来，连爬树都吃力了，才想起该弄点好东西吃。他偷岩蜂的蜜，被蜂子蜇过，这是小事。之后劈柴找老木虫，翻木头时，一条岩蛟蛇抬头咬了他一口。咬的是左手食指。他知道那蛇毒得要命，一斧斩下了被咬伤的手指头。没到晚上，他的手还是肿了，钻心痛。第二天，他左臂黑了。第三天，他死了。不知过了多久，又活过来。他活过来就发现，敷裹着七叶一枝花的食指已经臭了。不两天，那手指骨肉分离，刺眼。他上过战场，真血真肉地干过，还立过功。虽然是集体功，也是功，是真正的勇敢。他绝对这样想过，所以才有勇气齐根剜掉食指。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没有闲空等着那痛停下来，稍稍有了点精神，他把左手绑在胸前，下到沟底，去河里砸鱼。那时的鱼是傻子，用斧头砸水中的石板，再翻开石板，鱼已经晕了。

手慢慢褪了黑，消了肿，换了皮，伤疤处开始发痒了，他还在吃鱼。吃鱼快吃吐了，但习惯让他照旧下河。有次走到了河的中间，对岸突然一声枪响。他哗一声卧倒在水中，手里的鱼跑了，才想起不是在战场。他站起身来望对岸，对岸以前属于四川省，现在属于重庆市。不管它属于哪个省市，彼岸的树林都比此岸的大，几天几夜也走不到边。他看不见人影，听不见人声，也就不过界。第二天，他又下坡，又走到河中间。这次没有枪响，但他还是没过界。他只是想听见人弄出的响动。

不见响动，他就在河里摸些螃蟹吃，然后到河边石头上晒太阳。小阳春暖人，他睡着了。突然鼻孔痒，打了个喷嚏，听到什么东西唿一声从自己脑袋边跑开。弹起身来一看，是条豺狼。豺狼侧着身子站在几步外看着他。它站姿很讲究，是他老班长曾经教过的步形，转身、进退都快捷。这豺狼留有退路，胆小。不光胆小，还是个办事不利索的家伙，悄悄来舔他的脸，却把胡子弄进了他的鼻孔。但是它在几步外站住了，还露出了尖牙，是个敢亮刀子的家伙。他亮出手里的斧头，和豺狼对视。对峙了很久，那豺狼拿他没有办法，慢沓沓地走开了。这时，他真想走了，想离开他的任务了。可是他一开步就感觉不对：身子软得很。

他飚了一通汗，没力气了。养了一夜精神，又决定不走了。为什么河里涨了十三次水，仍然没人进山放木？既然恢复工作了，为什么没人入林找他？他不敢再胡思乱想，捡石头垒在小山洞洞口，用木棍和树枝缠绑成个门，找些干草和树叶翻新了自己的窝。

入夏之前进的山，稀里糊涂地，枫树红了叶，决明子开了花，左手食指根干了伤疤。几场雨后，天气越来越冷，后来下了一场大雪。雪化完，他望见河对面山坡上野梅花开。一树挨着一树，开得热闹，他高兴，为梅花编了一首山歌。再后来，岩磬里的蟾呀蛙呀出来，在清亮的水沟里结婚，一只背着另一只，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他就对自己说，春天马上要到了。果然没几天，陆陆续续的，野樱桃开了花，野李子开了花，野桃子也开了花。山里一天天暖和，他算着过不多久就有好果子吃了，更高兴。高高兴兴地过着，他没数过日子。有一天，大太阳，他编个花环戴在头上，爬上树掏鸟蛋，然后坐在树丫上偷看另一棵树上的鸟。那鸟黑，不大容易看到。最不容易看到的是它鸣叫时的样子。不晓得它叫的是“薅草包谷”，还是“关公好哭”，或者“光棍好苦”。不管是哭还是苦，都好听，都拨心。那鸟把脑壳转过去转过来，脖子一耸，就在离他不远的树丫上开了叫。它在取笑杨光洋，叫的是“光洋好哭”。杨光洋本来有个漂亮的丑名，参军时登记姓名，负责登记的干部也姓杨，论起来是他的高辈，就以长辈的身份说他名字上不了台面、不贵气，非得给改成一个银圆名字。光洋光洋杨光洋，结果是为了让只鸟来取笑。光洋有啥好哭的呢？可是他那几天正在生病，正在发烧，在林子里找柴胡，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确实有点想哭。“是个说真话的下流东西”，杨光洋望着那鸟骂道。没过一会儿，那鸟改了口，叫的是“光洋哥哥，光洋哥哥”。他一笑，头脑就清醒了。是有人在远处喊他。确实是人在喊，喊“光洋哥”。他激了一动，跟着那鸟蹲身蹬腿要起飞，差点摔下高树。他拉紧树枝，定住了神，想起自己不是一只鸟，是一个人。

他高兴又伤心，使劲答应。他忘记了自己天天晚上醒来和自己说话、喊山歌，早已经把嗓子弄“哑”了，但一听那喊声转了方向，就晓得那人没听见自己的回应。他后腰上取下斧头砍树。数不完的鸟，炸了一样，全飞了。那人收到他让飞鸟带出去的信号，终于找到了他。

来找杨光洋的人是田嘉杰。

田嘉杰是杨光洋的战友，转业后在龚滩码头搬运站工作。他们十来岁就认识，是师兄弟，后来分开了。解放后都参军，都去了东北，又碰上了，并且在同一个连队，转业后仍然亲兄弟一般好，每年都有来往。去年冬月初四，田嘉杰去雷打崖看望杨光洋，想和他说说心事，听说杨光洋已经恢复工作，就高高兴兴地跑到县城去找。林业科的人说杨光洋还没去报到，他没有多余的闲时间，就回去了。春节后再去探望，仍然没见着。雷打崖已经换了干部，公社没人晓得杨光洋领队伐木的事。又过了两个月，不放心，再去县里问，说还是没见杨光洋回去报到。田嘉杰问通知了没，说是张献工同志通知的，问张献工呢，说调到政府办去了。去县政府打听，说张献工同志到贵阳开会去了，不知道哪天回来。田嘉杰慌了，去找杨光洋的亲戚打听。杨光洋只有个姐姐，住在乌江边上的黑獭公社。田嘉杰找去时，杨光洋的姐姐已经病逝半年。杨光洋的姐夫蒸了十三个洋芋给田嘉杰吃，说有二十一年没见过杨光洋了，让他给杨光洋带口信：姐姐葬在江边，坟头朝上游，迎着老家的方向。他又跑到杨光洋的老家德江去问。开了口，老家早已经忘了他，寨子里的人都没听说过杨光洋。田嘉杰回家筹钱，要到贵阳去找张献工。临行前去打听张献工在哪个单位开会，被问的恰好就是刚回来两天的张献工。张献工一拍脑袋，说工作忙，加上调了工作单位，把安排杨光洋进山伐木的事忘记了。

田嘉杰看着杨光洋，衣角抖得厉害。

杨光洋说，你把我带走了没人看这些木材。

田嘉杰黑着脸说，狗屁木材，老子要去两斧劈了他。

他们第二天上午才走出山林。杨光洋看到村寨边的土坟，听到了村寨里的鸡叫，就不怎么生气了。他本来就没生气，是田嘉杰让他觉得自己应该生气。上了大路，田嘉杰塞两块七毛钱和五斤粮票在杨光洋手里，转身迈开大步加快了速度。阳光扒开浅灰色的云缝，照在路边水田里，突然反了个光在田嘉杰手中的斧头上。他叫住田嘉杰问：真要杀人？田嘉杰在战场上杀过敌人，当时太阳光照在他刺刀上，和照在斧头上的光一样冷。杨光洋跑上去拦住田嘉杰，说要杀人也是自己动手。田嘉杰看着杨光洋的眼睛仍然不说话。杨光洋自然知道田嘉杰心里在说，“又不是一天一日晓得你，说你是心慈，其实就是个胆小鬼，是个软东西。”杨光洋恼怒田嘉杰从来看不起自己，就大声说：你等我一夜，我找身衣服穿，找碗熟食吃，看我明天砍他一个长血流。

田嘉杰带着杨光洋进了稻田尽头处的寨子，找到生产队长。队长是田嘉杰的远房亲戚。吃了几个红苕，田嘉杰要赶路。杨光洋站在饭桌边，等着生产队长回应自己的客气话。队长看着他叹气，轻声说自己没有多余的衣服。到了门口，生产队长的老婆突然拍自己的大腿，说她爹生前留有一件衣服。她解释说，是她爹四十多年前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捡回来的，没人敢穿，没人敢要，也没舍得扔。生产队长出屋，去了好一阵才提着个陈旧的棕色牛皮挎包回来。他用衣袖揩了揩包上的锯木腐渣和木炭灰，把包递给杨光洋。包里有件土黄色皮衣，杨光洋当时不晓得那种衣服叫皮夹克。夹克口袋里有个别着水笔的小本子，杨光洋没翻看，把本子放进牛皮包，又换上生产队长送他的裤子。裤子是条半旧的抄裆裤，大小合适，但生产队长没有杨光洋高，裤脚才齐到杨光洋的小脚肚子。队长的老婆抿着嘴笑，说杨光洋突然间长高了八寸，又说，不剪头发胡子，杨光洋像个穿着衣服的大猴子。田嘉杰不等红了脸的杨光洋打理头发胡子。田嘉杰说，去砍个人，不是去娶媳妇儿。

都不说话，两个家伙一人一把斧头别在后腰上，一进县城就去找张献工。他们在县政府对门的街边蹲着。路过的女人和路边的女人好看得很，杨光洋脚都蹲麻了，他准备坐到拦马石上去。一位好看的妇女在他身后大叫了一声，妇女从供销社冲出来，在杨光洋身边抓住一个男孩。那孩子正说着脏话撕扯手中蜻蜓的翅膀。妇女把男孩的裤子拉下去，露出瘦小的屁股。她警告男孩不要跑，然后转过身去柜台上拿鸡毛掸子。田嘉杰探过头朝那孩子轻声说：快点跑，快点跑，你妈打你屁股来了。那男孩提起裤子就跑。跑了几步，回头和拿着鸡毛掸子的女人商量：妈妈，你不打我，我不说脏话了。虽然杨光洋失望那对母子的冲突只是因为脏话，而不是蜻蜓的翅膀，但仍然忍不住笑。结果，两个男人都没冲过街去砍人。说实话，让自己作主，在有孩子出没的地方砍个人，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都别想骗谁，谁都能看见对方望向那母子的眼神有多柔软。杨光洋回过头来说：要不然先去报到，问单位要间房子，先住下来，从长计议？田嘉杰说：好，两斧劈死太便宜他了，吃饱了慢慢收拾他。

单位给杨光洋分配了住房，还发了些钱。领导拍了拍杨光洋的肩膀，说要是有时间，真想为他大哭一场。杨光洋说，老子又没死。领导的眼睛一张，脸上的笑就不见了，然后给杨光洋安排工作。杨光洋回到单位接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解放思想，休息两个月，严肃认真地把身体养起来。杨光洋置办了被褥，买了锅碗瓢盆和食物，理了发，修了边幅，还买了一把指甲刀。酒足饭饱，醉到天亮，他和田嘉杰又出门，买了两身新衣服。都换上了笔挺的中山装，腰上再系一条黑丝帕，丝帕间再别一把斧头，实在难看。他们互相朝对方摇头，决定再休息几天。阳光一天比一天明媚，春风无时无刻不在奋力驱散杨光洋房里的霉味。过了五天，张献工受到了组织处分，田嘉杰的脸色仍然不开，觉得不亲自收拾一下张献工，过不了心里的坎。他们决定去张献工家。

单位分给杨光洋的住房在花花桥左近坡上，上行二十来米，过石梯，进巷子第一道门就是张献工家。下行不远是乌江码头。码头上，那个要打孩子屁股的女人正牵着孩子的手走下渡船，要赶去供销社上班。杨光洋匆匆换回那件陈旧又结实的黄皮衣，随田嘉杰出门。此时的杨光洋只是想吓吓张献工，让张献工明白每个人都是人，无论是谁，都不该把他忘记在深山里有话无处说。杨光洋没带斧头。他出门就把田嘉杰手中的斧头拿到了自己手里，没想到刚进张家的门，田嘉杰就闪了个电一样快地把斧头拿了回去，砰一声砍在张献工额头前的柏木桌面上。

张献工骇得一抽。他把嘴里的麦面嗖一声吸进喉咙，站起身来一声大吼：搞哪样？

这时，从厨房出来一个年轻女子。

据杨光洋回忆，那女子系一条蓝布围腰。蜂腰。手脸白净，看得到脖子皮肤里面的血管，整个人像一叶营养不良的兰草。是株病秧子。田嘉杰也傻了一样看着那女子。女子平静，清清楚楚地问：你们在做哪样？田嘉杰新兵蛋子遇见了首长一样紧张，一颗颗把新中山服扣子扣上，手指停在已经扣好的风纪扣上，抬头望着那女子怯怯地说：给你们送把劈柴的斧头来。田嘉杰伸手取斧头，新衣袖假装无意地在桌面舞了一圈，但是被他一斧劈开的裂缝仍然还在眼前。他强装镇静，右手拇指在斧头刃口上刮了几下，点了点头，说：我磨了一个早工。他把斧头送到厨房门口，靠放在那女子脚边的墙根，回手指了一下杨光洋，轻声说：他住在斜对面，砍钝了找他，让他帮你们磨。没人应声，田嘉杰又说：他会木工，让他给你们换张新桌面。还是没人应他，他转身找门。张献工阴沉沉地问：不坐会儿？田嘉杰说：出门好些天了，再坐一会儿，肩膀上的茧子要耍脱皮了，该回去上班了。

田嘉杰不回屋就往码头走。杨光洋跟在后面问他：怎么了？田嘉杰说：撞鬼了。之后不再说话。田嘉杰搭船去了龚滩镇，杨光洋不晓得田嘉杰和那女子有什么关系，疑问让他心烦。有天下午，他见那女子坐在门外，就走过去，想问个明白。女子是张献工的女儿，说自己和田嘉杰不认识。她在他面前不急不躁地缝着一把新蒲扇的包边，根本不怕他，问他是不是又去砍她父亲。原来人家早已经知道他们那天上午是去行凶。杨光洋不好正面回答，就问那斧头锋不锋利，劈柴趁不趁手。女子也不回答杨光洋，只说她父亲又到贵阳给她捡药去了。问她得了什么病，说是早晚和天气凉下来时哮喘。说着，她就喘了起来。杨光洋看着那女子喘，莫名其妙地心痛，想拍拍她后背，替她揉揉胸口，又不好下手。没有办法，他搓着手看着她。

（节选自《红岩》2024年第4期，全文见“红岩文学”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