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种族困境，也可以淡淡地反抗

在房间里，一位身穿蓝色连衣裙的黑人躺卧于沙发上，过了一会，她开始四处走动，不时洗水果、煮开水、泡茶，或是上楼、停留一会，再取一本书下来。

这是哪里？她在等待谁？待在房间里杀时间有什么好看的？

对艺术家黛博拉-乔伊斯·霍尔曼（Deborah-Joyce Holman）而言，这是他面对权力时淡淡的反抗态度。他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展出的影像作品“特写/密语空间”，正是通过对日常无聊细节的捕捉和记录，表达一种政治主张：在剥去了个性后，房间就是政治困境的隐喻；而房间中的宁静，亦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反抗。

“我一直在探索摄影机、荧幕上的人物、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这就像一个三角形，”他说，“因此在不同的空间呈现这个作品的方式总是不同的。”

展出中的一组影像由演员提亚·班农（Tia Bannon）主演，在16分33秒里记录了盥洗、发呆等日常碎片。另一组作品时长8分16秒，恰好是前个作品的一半。它是两段同时播放的影像：同一位演员身穿朴素的黑色线衫和蓝色牛仔裤，在房间中静静等待。

在摄影机、荧幕角色与观众的三角关系中，霍尔曼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说到底，导演拥有巨大的权力，而站在摄影机前的人处在极端脆弱的位置上。”摄像机就如同一双眼睛，紧紧盯视着镜头前的演员，仿佛凝视本身就将会让演员无所遁形。

但演员并非无力保护自己，尤其对于职业演员来说。出现在“特写/密语空间”中女性迪亚·班农（Tia Bannon）曾出演过多部电影。演员受过的专业训练，成为了霍尔曼创作这个作品时的起点之一。拍摄前，霍尔曼和班农讨论了许多，也彩排了许多次。“职业演员在荧幕上就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角色。或者说，他们把自己带到了角色身上。我想这是演员才能施展的玩笑。”霍尔曼说，“演员因此得以在影像和观众之间创造保护性屏障。观众既然无法区分面前的影像是记录性的还是虚构性的，那么他们就无法控制演员、无法对演员作出评价。”

当观众来到影像之前，首先感受到的可能正是这些影像难以解读。而难以解读的背面，同样可理解为影像本身拒绝观众解读。

“通常人们会认为在政治中，自由或和平，来自于理解、透明，来自于一切都是可知的。如此，人们可以认识你、了解你，”霍尔曼说，“但我试图推拒这一概念。拒绝、保留（withdrawal）也同样是自由、存续（preservation）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霍尔曼从美国学者凯文·夸尔辛（Kevin Quashie）的书《宁静中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Quiet）中汲取了关于拒绝、保留的概念。这位非洲裔美国人研究学者认为，人们通常将非裔美国人文化理解为外向的、夸张的、甚至是逾矩的，然而宁静（quiet）也同样是非裔美国人文化的重要表达，能够用来捕捉人们的欲望、野心、饥饿、脆弱、甚至是恐惧。

宁静是内心生活的一种隐喻，拒绝和保留由此成为了一种表达的两面。当影像中的角色在屏幕上动作但却一言不发，它一方面表达了对外界的拒绝，也传递了对内心的坚持。

同时，作品中拒绝与保留也并不仅仅针对作品的观众，也同样是政治性的。霍尔曼认为，一切都是政治性的，“任何个人的、私密的东西，也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政治性的含义。”

除了主角，影像的背景同样是霍尔曼隐喻的一环。

“特写/密语空间”中呈现的房屋，最初是英国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兴建大量这样的房屋，作为工人宿舍，廉价提供给工人阶级。但后来工人阶级整体衰落，伦敦以及整个英国转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些工人宿舍于是流向市场。中产阶级将他们买走，进而改造成为现代主义风格——一种剥离了历史审美的，强调简洁、实用，并且便于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审美风格。如果观众了解这一部分历史，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更多东西。“如果不了解，这也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和阐释。”

除了房屋隐含的福利社会政策，霍尔曼将他更想要传达的部分，放在了视觉上更显眼的部分，即整个空间的风格。它表现在绿色的皮质沙发、蓝色的裙子、造型夸张的水壶、铺在地上的虎皮纹路地毯等等。现代主义在二战后突然于全欧洲兴盛起来，与当时的民族建构以及国家重建联系在一起，似乎形成了新的“品牌”。现代主义风格与历史完全断裂，也代表了一种面对自然时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电影中常常将其用于反派角色的住所。“因为现代主义似乎完全剥离了人的个性，因此可以围绕着它去建立角色形象。”霍尔曼说。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解读为黑人、女性居住于现代主义房屋中，代表了他们被男权白人社会剥离了个性，成为一种压迫。但同时霍尔曼也想引用哲学家、诗人艾德瓦多·格里松（Édouard Glissant）提出的概念“不透明性”（opacity）——格里松认为被压迫者有权保持“不透明”，即不被压迫者所理解和解读，并借此获得另一种对压迫的反抗。

霍尔曼欢迎与他意图完全不同的解读：“作品本身是循环的，我也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元素。其中确实存在我自己的叙事结构，但我更希望能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观众自己阐释。就观众而言，唯一能够谈论作品的方式，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诠释来谈论。借此，观众也能够把自身带入到作品当中。”

霍尔曼是加纳裔瑞士人，如今生活工作于英国伦敦和瑞士两地。2018年，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的高等艺术设计学院（Haute École des Arts et de Design）获得艺术学术学位（BA Fine Arts），此后又在名为诺丁汉当代（Nottingham Contemporary）的艺术教育机构参与为期一年的独立项目。他曾作为伦敦Auto Italia美术馆的策展人。期间，他不断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并最终在2022年全情投入于艺术创作当中。

他的个人网站上的作品陈列中，最早的来自于2018年。他用接发作为材料，制成生字，从展厅的房梁中延伸而下，期间有人造丝制成的小块布料，上面印有不同的语句和图片。作品的名字解释了他们的来源，“这些笔记散布在我标记过但从未重读的富文本文档、Instagram和网页上”。这幅作品充满了互联网时代的印记和嘲讽。

霍尔曼早期热衷以“牙齿”为主题。在2019年的作品《柔软的螺旋》（The Soft Spiral）中，他在PVC网布上印上了绘制的牙齿图案，并且让这些网布与接发缠绕在一起。牙齿可以是多重的象征。当人类说话时，语言从牙齿间穿过。当人类成长时，牙齿是承载DNA的一种载体。牙齿蕴含的丰富象征意义，促使霍尔曼创作了这些作品。他为此写了一首散文诗《我的牙齿是世界展开的起点》（My Tooth Is The Point From Which The World Unfolds），其中写道：“我的牙齿，是语言和身体相遇之处，他们融化，成缠绕重叠的意义。”

霍尔曼画画、拍摄影像、制作装置艺术，但他认为媒介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了许多强调身份、强调人物的作品和纪录片，他们希望为特定的社区发声等等。”霍尔曼说，“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在媒介与身份相关的方面，我希望强调的是边界模糊、有所保留、并且边界本身可能是流动的。”

对于霍尔曼来说，这些零零总总的艺术作品最终都试图指向现实、指向政治。被引入作品中的概念，无论是拒绝、保留，还是不透明性的概念，其背后都映射着实在的黑人经验。

在霍尔曼切身的经验中，种族歧视状况在欧洲并不比在美国更轻微。两地都有同样系统性的种族压迫问题。在瑞士，据他所知，近年来就有至少五起黑人男性被警察杀害的案例。然而，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并最终引发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相比，非洲裔欧洲人被静默了（silencing）。黑人男性被杀案很少会引起媒体关注。即使媒体报道了，他们也会强调受害者参与毒品交易。

欧洲人在谈论种族主义问题时，霍尔曼面临的痛苦是，他们需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欧洲真的有种族主义吗？”对于霍尔曼来说，答案是绝对的肯定，欧洲当然有种族主义。但许多欧洲人却否认这一点。“如果每次都需要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需要论证欧洲确实存在种族主义。然后我们就会陷入循环。最终，我们从未抵达真正的问题，即欧洲确实有种族主义，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欧洲人甚至对非洲裔采取无视的态度。霍尔曼给了这样一个例子，已经至少有两代非洲裔人士定居在瑞士。然而，当瑞士人见到非洲裔人士时，他们总是会问，你们从哪里来？“这就好像在瑞士人眼中，瑞士从来不会有非洲裔人口一样。”

艺术作品能帮助非洲裔突破这些困境吗？霍尔曼承认他有些摇摆。他期待艺术作品能够将不同的人带到一起，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最终形成对话。但近年来发生的事情，让她觉得艺术作品所能够做的东西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不过，在我们与霍尔曼对话的最后，他决定更乐观地看待一切。在这个世界上，艺术总是扮演着一些角色，并且正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性的，艺术所作也总能汇入到政治当中，或许能够带来一些改变。“我不会担心，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必须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表达。而从我的角度，我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去创造人们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