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和米格尔·戈麦斯，共度平遥假日

NOWNESS：米格尔导演曾经用《一千零一夜》三部曲讲述故乡葡萄牙的故事，关锦鹏导演的《地下情》《胭脂扣》等作品也记录了故乡香港的城市面貌变迁，能否从你们自身的经验出发，谈谈“这把泥土”、在地文化对个人创作的影响？

关锦鹏：我觉得借着这个主题，可以给年轻电影人一个归根的提醒。“这把泥土”可以是你注入情感的故乡，也可以是给你带来想象和怀念空间的建筑物。我监制的《但愿人长久》，导演的下一个作品就要回归到故乡去，我觉得这种情感是牢不可破的，哪怕你长大后移居到城市里面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不要忘记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拍电影的初心是很重要的，我早期拍《地下情》是讲香港这个现代都市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生活中观察到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放到电影里。现在几十年过去，香港确实发生了更多变化，比如说铜锣湾、湾仔这些过去在夜晚很热闹的街区，现在到晚上9点以后就没有人了，我有很多经营餐饮酒吧的朋友都撑不下去。我觉得这当然跟疫情有关系，还有大环境的改变，的确大家现在并没有生活得很开心，可能没办法回到各行各业都很蓬勃、而且很有朝气的八十年代，但我觉得作为电影人，还是应该重拾那个年代的一些风采。

米格尔·戈麦斯：我认为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的故乡葡萄牙，是欧洲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山西省的人口比世界上的葡萄牙人还多，但哪怕在这个小国家里，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许多人希望离开故乡到大城市发展，原有的村落成为被遗弃的荒地。新一代的电影人可能不太了解自己成长的土地，也不太了解早期的电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遗憾，因为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事物。

我最开始是在葡萄牙的杂志写影评，当脑海中开始冒出几个想法时，就开始去写剧本拍。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好了自己要拍出什么样的电影，这同样是一个不断地被所在土地和社会环境影响的过程。举个例子，2013 年葡萄牙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人们被迫面临经济紧缩的苦日子，整个社会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当时我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不知道自己会讲出什么故事，但很想把它们记录进去，于是找了几位记者一起从日常新闻中获取灵感，我们把它变成了小说、剧本、人物故事线。最后拍出了长达六小时的《一千零一夜》三部曲，去讲述当代葡萄牙的众生相。

NOWNESS：两位今年分别担任藏龙单元和卧虎单元的评审主席，并且进行了中外视角的互换。能分享一下这次的体验吗？

米格尔·戈麦斯：我和贾樟柯导演是在戛纳认识的，后来就收到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邀请邮件，问我想担任哪个部分的评审？我当时客套说都可以，但心里真正想参加的是藏龙单元，因为这样就有机会看到一个中国的肖像和轮廓，不仅仅是一两部，而是很多部电影，通过它们去了解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

关锦鹏：我觉得每次担任评审看片，都会带来一种互动，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但情感可能是相通的。卧虎单元有几部电影特别好，都是讲人物关系，讲角色跟角色之间的互动，哪怕它的空间没有很大，只是在一个家庭或某个建筑里，但是人物的互动跟那个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关系，好几部都是这样子。

NOWNESS：藏龙和卧虎两个单元的作品，分别来自全球的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景观和情感。两位在观看时的评审标准是什么？

米格尔·戈麦斯：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的感受。看电影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即使坐在同一场放映厅，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人会无聊得打瞌睡，有人会感动得哭泣。所以我的标准就是，当我作为这些电影的观众，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不去想它是否会在票房上赚钱，只去想它有没有打动我。

藏龙单元中有很多部作品，都是在讲某个特定村庄或地区的故事。这是电影很有魅力的地方，它可以带观众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域，感受不同的人文面貌。所以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样陌生的，发生在中国某个小镇的故事，也许住在北京的人没听说过；即使住在更遥远的世界另一端，我也许能对其中的某种情绪感同身受。

关锦鹏：我觉得哪怕我们对一个地方完全陌生，也可以有客观的感受。比方说，一个外来的导演来拍香港，会有他自己对香港的独特看法，这肯定跟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的感受不一样，并没有说一定要多熟悉、土生土长才见得可以拍这个地方，当然前提是你也要去了解它。

我的评审标准是一定要真诚。我并不觉得拍电影是一项好像要完成课堂作业的事，导演对于人物关系也好，对空间、时间也好，都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你非说不可、非讲不可、非把它拍出来不可，那种诚恳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关锦鹏：我觉得前期的调研工作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比如说拍《人在纽约》的时候，剧组还没开始筹备，我就一个人先到纽约住了半年，去感受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不同生活体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情绪，去看这群人和一座城市会发生什么关系。这很重要，不光是文字上的调研，影像上的调研，有时候生活经验会带给我们更有趣的东西。

米格尔·戈麦斯：拍一个熟悉的国家，和拍一个陌生的国家，当然会有很多不同，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是我想说一下它们的共同点。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它们的美丽和独特的一面，不管是中国还是缅甸，还是葡萄牙的乡村，都会有美好的风景和人物，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美好的事物保持敏感，去捕捉它们当中的共性，然后拍成电影。

关锦鹏：我自己是从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成长起来，在TVB的时候跟着许鞍华、谭家明等导演，大家都有一致的目标，专注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们没有手把手地教我，但是我从他们调教演员的方式、和工作人员的沟通中学到很多，这是很宝贵的经验。

但现在年轻导演所处的客观环境，还是不一样了。也许现在学电影的门槛低了一点，机会多了一点，但问题是资源和预算其实非常有限，找投资真的不容易。和八九十年代那么多大电影公司投资相比，现在哪怕青年导演拿到了香港政府的创意奖金，要经营一个项目也是蛮吃力的，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去开拓大一点的市场。

米格尔·戈麦斯：我不太擅长给出建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觉得在大师班现场，真正重要的是在台下听的人，而不是在台上讲话的人，所以我更期待青年导演会和我交流什么样的想法。

对我而言，我年轻时会主动去看大量的电影，中国的，亚洲的，欧洲的，不同年代和风格的电影都看。了解某人某个时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是如何拍摄的，对提升自己的技能很有帮助。

关锦鹏：我觉得电影始终跟小说不一样。当然，好的小说常常是文字都会自带画面的，但我觉得改编原著不见得一定要100%传达原著的内容，你可以有自己的章法。

我觉得还是要抓住最重要的人物关系，《长恨歌》和《蓝宇》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大改编。我的下一部《蓝宇2》是发生在中年的故事，我觉得人随着年纪的长大，会挖掘到和年轻时候不一样的地方，人物关系和想法感受也会改变，这是我下一部电影要捕捉的东西。

米格尔·戈麦斯：这取决于具体的书和电影，但我们肯定不是要还原书中的内容，因为书已经在那里了。

比如我下一部要改编的是巴西作家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如果光看原著，第一部分在科普巴西某个地区的地质和植物，第二部分讲住在那里的人和社群，第三部分是战争纪实，你根本不可能一一拍完，我觉得重点是要抓住作者试图表达的精神。

米格尔·戈麦斯：我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葡萄牙看到关导的电影《阮玲玉》，它的结构和剪辑真的独树一帜，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它是世界上剪辑最好的电影之一。

据我所知，香港电影是非常商业和工业化的产业，但是在观众口味如此强势的地方，一个导演还可以选择自由地去创作不同类型的作品，这样的主动精神是很可贵的。我欣赏也期待类似的新作品，它可以让观众更深层次地了解电影和世界。

关锦鹏：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是，跟不同的年轻导演合作，去监制他们的作品，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截然不同的个性，也会带给我继续创作的冲动。

但是我也常常对青年导演说要“既远扯近，既近扯远”，也许我们不要把故事讲得太个人化，年轻人也应该有责任去关注社会议题，我也觉得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对自己想说的故事去做自我审查。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做自我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