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影“杀死”故乡

走进2024年阿尔勒摄影节24号场馆，一幅三米乘两米的“红色漩涡”在空地中央安静地悬挂着。湍急的水纹，黑色密丛中的枝桠，诡异的淡光，好像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摄影师拉黑将它命名为“从未被钓起的鱼”。

这幅作品来自拉黑近20年对故乡的持续创作——《寺背》。在刚刚过去不久的阿尔勒“迁徙与远行”论坛上，拉黑这样做了开场白：“今天我用中文开场，你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这就像我回到寺背村拍摄，村里的人同样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觉得故乡和远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回到寺背的感受和远行到法国阿尔勒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寺背村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寺背人和全世界的人一样，都在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 

拉黑花了很久才这样理解故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故乡仿佛幽灵一般，不断萦绕着他，成为他创作无法脱离的命题。从最初父亲取名的“罗福平”，到14岁自发易名的“罗鑫”，再到摄影师“拉黑”，每个身份都好像是人生特定阶段的自我显影，拷问着这个从客家土地走出的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于是他迁移、游荡，一遍遍地离开故乡，又走回故乡，在两个世界的缝隙里找寻自己的位置。最终，这只无脚鸟选择放下执念，轻轻地落在风中，“我选择把寺背还给寺背。”

20岁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求学，拉黑开始面对一个精致、优雅、精英主义的世界，一个“罗福平”未曾梦寐的世界。考上复旦中文系的他，07年因为上了顾铮的摄影课大为触动，老师那句“只能够愉悦你眼睛的美，都是很低俗的美”，意外成了他开启影像创作的引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站在高等教育的光环下，用“罗鑫”这个名字和周遭相处。直到身份的割裂感愈演愈烈，拉黑不得不开始审视自己，就像一个被迫照镜子的人，“从拿起相机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拍我身边的人，拍我的家，包括上海的家和寺背的家。五年之间，线索慢慢被梳理出来——从我的村庄，到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家族，爷爷和我的土地、我、梦和日记。

它们最终以摄影手工书的形式呈现，命名为《走失》。用拉黑的话讲，这是一本以“黑色的毫无个性的相册做底”的传统相册，设计让位于所表达的情感，而“文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至今还记得创作《走失》日记部分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东区一所教师公寓租了一间房子，连续闭关两个月，整日整夜放着左小诅咒唱的《我爱这土地》（艾青写的词）和胡德夫的音乐，边听边哭，边用笔写下字迹斑驳的絮语。这本手工书的高潮部分讨论拉黑的爷爷与他的土地的关系，进而延伸至拉黑自己如何面对死亡、家乡、迁徙与生命的流动。

“事实上，我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完全进入了自由职业的阶段。生活没有特别稳定，但很自由，面对家乡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多情感纠结的时刻。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那时候特别想回到母体的状态，就是无、干净的状态。于是拍了很多偏行为的摄影作品，我脱掉衣服和鞋袜、拿掉眼镜，躺在山顶和田地里自拍，有时候还把自己吊在树上——我想把我从外面带回来的一切都从我的身体里面清除干净，就像回到刚出生时那样。”

做完《走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拉黑都没有彻底走出来，一直沉在情绪的漩涡里。他收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共鸣、喜爱，然而始终有种不配得感。艺术家把身体里最感性的那部分抛出去，然后呢？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付出什么。因为这本书，大家喜欢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我没有为我的家乡、我的村子做任何实际的事。以至于那时候很直接的想法是，我要惩罚自己得到了这么多东西，我要惩罚自己的肉身。”

在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内疚里，拉黑尝试转向影像的另一个纬度：用行为来记录、走完从他生活的城市上海到他出生的赣南村落全程1000千米的路途，并在徒步过程中，每一公里便展出一张摄影作品，完成一个1000公里的展览《走回故乡》。

在今年法国阿尔勒的展览上，策展人傅尔得认为这趟旅程就像是奥德赛式的流浪，将其取名为“THE ODYSSEY OF RETURNING HOMETOWN”。

这场奥德赛式的返乡之路，如同一场漫长的苦修。拉黑身挂6、7个相机，肩背接近25公斤的包，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走在那条怎么也看不到头的国道上，脚底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起泡。虽然是冬季，直射的太阳光仍然能让拉黑热得浑身湿透，运气不好遇到下雨则更是苦不堪言。他每晚寻到住处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衣服换掉，烘干挂出来，然后吃饭，开始一天的写作。

“我当时跟自己说，要找路上能找得到的条件最好的酒店，因为如果房间太差，衣服是没办法干的。”然而实际上，拉黑一路都没有住过超过300元的房间，他甚至没办法选择，“我需要算好路来找落脚点。有些路段，可能要走30公里，才能走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镇上。最差的时候，我住过15块、30块的旅馆，墙上全是痰，整个房间都是臭的。”

因为每走一公里需要放照片记录坐标，用照片留档，拉黑行进得比正常速度慢很多。但他算好了时间，从正式出发那天起，年底到来年初，走回家正好是除夕将过年。“一开始特别累，到后半程的时候，反而变得很舒服，开始享受整个过程。当你不用处理任何复杂的世俗关系时，可以体验到空间本身。时间好像消失了。”

直到现在，拉黑还能回忆起当时不可思议的感觉，好像突然间就理解了史蒂芬·肖尔当年流连于街道拍摄的空镜，那种近乎出神的时刻，“我能感受到非常多的人、声音，有点像电影特效一样，马路、建筑和两边的人像是自己在往后退，空间在动，而我没有动。”

一路上，拉黑穿过变幻的城市、乡镇、村庄，将这条暗涌着时代变迁痕迹的道路风景留在了底片中，又放还到自然里。他细心观察途经的每一条河流、水路的生态变化，并拍下了照片，见证了从垃圾、塑料袋填满沟壑，到水质逐渐清澈的景况，揪作一团的心情才慢慢纾解。

他还遇见过坐在路上的像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者、在路上试图给予他帮助的老奶奶，在与每一段奇遇擦肩而过的时候，拉黑逐渐感到现实是如此真实，而远处的“故乡”似乎变得暧昧不明，像极了一个语意晦涩的符号。

“走回故乡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故乡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这并不是说家乡不重要，而是故乡这个概念不那么重要。它可能只是文人骚客们想象出来的避风港，一个浪漫的词汇。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是一种规训的手段。”

寺背地处江西南部的丘陵之中，与福建、广东省交界，因村口有一座无名寺庙而得名。“先有寺背村，还是我的先祖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寺背村，现在已不可考。”

山脚下坐北朝南三十几户人家，遍地可见的两层式土砖结构矮房，参差不齐的后山的树，构成了幼年时期拉黑最日常的景观。拉黑的奶奶是通灵的神婆，爷爷是抬棺的“八仙”之一，二叔是红白喜事的乐手，少年时的拉黑也常在丧礼上敲小锣。

“小时候家里穷，敲锣可以赚个八块钱左右。那会儿见识过很多，比如喝农药死的人，水淹死的人，非常离奇。有时候在路边、厕所、河道里还会看到死掉的小孩，特别恐怖。”

死亡的气味弥漫在村子里不为人知的角落，鬼怪传说窸窸窣窣的流传之下，人们仍然晨起暮落地劳作，遵循自然运行的法则。拉黑从未亲眼目睹灵异事件，但总能从父辈邻居们的讲述中，感知到那些不可见、但仍然值得敬畏的事物，“我胆子小，也没有见过鬼。现在想想书上讲万物有灵，可能换成万物皆鬼也挺合适，我小时候经常听长辈们讲石头鬼、梅风鬼什么的，当然还有更常见的水鬼等等。”

耳濡目染下鬼故事听多了，导致拉黑留下了“后遗症”：时常不敢一个人走路，住偏僻或太大的旅馆得开灯睡。摄影不知不觉也成了通灵的魔法，好像只要一回到寺背，那些关于生老病死的仪式、宰杀牛羊与祭祀的场景，就自发地透过底片浮现出来，连缀起来成了一片通灵场。

这些看起来血腥、暴力、略带怪异的画面，曾被人误解，质疑为某种形式的扭曲。拉黑一度十分愤怒，“如果你有在村子里生活的经验，或者跟村民们走得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日常。我到底要拍什么，自己其实没办法去干预。到了那里，闪光灯一架上去，根本不需要思考，它是一种下意识的身体的感觉。”

拉黑并不迷恋于反映肉眼可见的真相，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看不全的，真相是带有偏见的”。而所谓的真相在拉黑看来往往指向一些“普普通通的道理”，比如，“人总是要活着的”“暴力当然是存在的”“人活着，没有资源，他就是会去抢，去争夺”“农村里出现大量屠宰的现场，是因为他要庆祝，庆祝自己的丰收，庆祝一年又过去了，来年会更好”“这些生命的底层逻辑，全世界好像都一样。”

怪异、猎奇，来源于观看视角下的偏差，寺背从来不是异托邦式想象下的产物，在村民和拉黑的感知里，它是客家人日常生活的集合。如何与土地、山川、神灵相处，其中蕴含着极为朴素的哲学观。在敬畏的同时，人们也丝毫不隐藏征服的欲望，但更多的时候，用拉黑的话讲，“有着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务实”。

拉黑从小便目睹家人们工作的艰辛，汗水换来微薄的报酬，他于是深刻理解了那句“只有读书能改变命运”。他努力变成了品学兼优的罗鑫，买房在杭州定居，但罗福平的影子在他的身体里挥之不去。

2018年，拉黑回到寺背，在罗福平玩耍的地方，拍摄赤脚身穿西服的罗鑫，罗福平的记忆开始苏醒。“罗福平、罗鑫、拉黑，开始站在了一起。”

寺背无言，只是作为背景沉默地矗立着。

“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他依旧无数次地踏入这片自然的领地，寺背的风景也无时不刻不在变幻。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使他几乎如同诗人一样把影像写出来：山谷、暴雨与农药，是为偶遇的一个浑身湿透、被蜜蜂蜇得眼睛肿起来的人所作的注脚。绿色的水稻田，废墟房子，祀堂，黄土里的新娘，零落的生命……

村里的每一个角落拉黑都无比熟悉，甚至知道在什么光线会有哪棵草长出来，或是哪只小狗经过。“你会觉得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寺背它自己在说话。”

正式采访那天，拉黑告诉我们他刚从寺背回来。“在杭州累了，我可能回老家待几天。拍拍照，看到人就闲聊两句，或者劳动也可以。有时候一块石头都能够拍半天。”他现在很享受这种“来回跑的状态”，不再觉得是被迫悬浮在城市和乡野之间，两边都无法落脚，“用很时髦的话讲，就是游牧的状态。之前是身不由己，但现在这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是自己选择的，反而成为某种力量的源泉。”

如果说《走失》《走回故乡》《罗福平》是拉黑从客家游民的视角，试图解决自己在面对故乡与记忆时，身份、心理和精神等所陷入的困境，那么从《寺背》开始，他便完全摒弃了个人化的感伤叙事。某种程度上，拉黑觉得自己更理解寺背了。

“理解不一定等同于找到归属感，对吧？这几年，尤其是到了法国阿尔勒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更理解了它，觉得更应该让别人都去那看看。”他发觉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寺背村，自己都面临着有些相似的处境，很难被真正理解在做什么。其中有语言的隔阂，也有文化的差异。但这并不令他气馁，“对我来说，回到故乡和远行是一样的。回到那里的时候我能理解它，离它更远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它。”

在无数次离开和回归里，拉黑读懂寺背，自己在寺背的位置也愈发清晰。他看到了寺背人民的朴质、辛勤，也看到了他们植根于骨子里无意识的攀比，以及对于考学、升官、社会阶级的仰慕。“我带了个头，从山里走出去，虽然没有完全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也活得还算体面。我就要利用他们的攀比，有责任慢慢地用行动告诉他们，不是非要做公务员、老板，你当个无业游民，快快乐乐也可以。”他更看到了“寺背和东南亚、印度、美国的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每个人都在努力坚强地活着，面对着自己的问题”。

谈话进行到即将尾声的时候，我们问拉黑，寺背有可能消失吗？

他用近乎笃定的语气告诉我们，寺背的消失是必然的。2018年以后，他见证了同辈人渐渐离开村子，去往县城生活，见证了农房如何被一点点拆除，装上新的窗户，替换成高楼，后山的树此消彼长，仿佛定格动画一样，时间咔哒咔哒地留下痕迹。“可能再过50年就没了。”

拉黑总想为寺背做些什么，除了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赣南村落，他想切实地“还给寺背一些”。他对艺术的社会功能感到失望，就发起了《走回故乡》，给寺背村小学筹集资金，改善教学条件。

拉黑的另一身份是策展人，他希望未来可以把家里的新房子装修好，开展一个关于寺背的工作坊，工作坊的利润会拿30-50%出来做艺术家驻地，请艺术家去村里，“就留一点东西在那儿，打印出来挂着，那老百姓看了以后，会想别人怎么对我们感兴趣呢？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差，慢慢慢慢就会更好。”

前段时间，由于《寺背》在法国阿尔勒展出，拉黑去了趟巴黎。此前，《寺背》已获得集美·阿尔勒发现奖。这一次，他为展陈做了减法，替换了一些新的作品，也更注重讨论摄影本身。他不再大肆谈论故乡，因为故乡就在他身体里，此处、彼处，流动不歇。它酝酿阵痛，也制造美梦。拉黑还记得那个背着相机的下午，他在半山腰的草丛里睡着了，醒来后却丝毫不感到恍惚。

虚幻的故乡被杀死了，寺背就在眼前。“你很确定，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