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中的
“青年声音”
每年年末，青年流行文化语的盘点，成为互联网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澎湃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青年十大热词”分别是：未来产业、情绪价值、松弛感、China Travel、Wukong、谷子、夜校、偷感、City不City、班味；《咬文嚼字》公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中，与青年文化有关的就有City不City、硬控、水灵灵地、班味、松弛感、小孩哥/小孩姐等。
这些流行语中，既有对社会新生事物的追踪，也有对新媒介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命名，还有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这些词汇，既试图描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新技术与新力量，也不断敞开青年个体心灵内部的层层奥秘。青年人以再造语词、“刷屏”“玩梗”的社交互动方式，获得一种共同的情感连接，也以此表达在场感与主体意识。
岁末年初，“新力量”专刊特别邀约青年作家、批评家、媒体人，从青年文化流行语中选择关键词进行描述、总结和阐释，探讨一代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从中可以窥见未来可能涌现的观念变迁与艺术变革。
——主持人 康春华
今天，你“代餐”了吗？
李皓颖
“代餐文化”中的“代餐”指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通过“代入”喜欢的人物而获得情感满足的方式。想象一下，当我们听一首情歌时，是不是有时会觉得它仿佛就是在诉说着某个人的经历或心声？由于喜爱某个人，所以会情不自禁地将其代入到某个文本中，这种触动是人之常情。不过，这种情况往往是偶然发生的。而在今天的粉丝文化中，这种行为已经常态化，这就是“代餐文化”。不仅限于歌曲，图片、短视频、影视剧、文学作品等多种媒介的作品片段，都可能成为代餐的对象。粉丝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接受人物原有的叙事，而是主动出击，从广阔的网络资源中搜寻代餐素材，并将其重新构建为自己的情感叙事。
代餐文化能够成为常态，其前提是极大丰富的文艺作品资源。网络环境下海量作品的诞生，为代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文本中的人物往往建立在“设定”的基础上。简单来说，人物设定就是人物按照怎样的规则和逻辑在故事中行动。例如“忠犬”这一人物设定，代表着对所爱之人无条件的坦白和忠诚。即便是一段短视频中，小狗守护小猫的画面，也契合这一设定，成为“忠犬”人设的代餐来源。像这样，粉丝们通过对这些设定的反复操练，掌握了能够轻松地在不同作品中识别出相同的设定的能力，发展出了替换、拼接和改编的技能，从而代入自己喜爱的人物，想象新的叙事文本，从中获得情感满足。
代餐文化与经典文学看似相距甚远，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矛盾。许多经典文本的某些片段、某些意象，形成了一种设定，也因此转化为可用的代餐素材。粉丝将经典文学文本纳入设定的体系，把自己喜爱的人物代入这些情感深处，并在这种过程中实现了对情感与叙事的挖掘、转化和再创造。这一阅读方式在近两年形成风潮。读者借助“代餐”素材与自己喜爱的角色之间的相似要素，使角色得以共享“代餐”所提供的小叙事，同时带来喜爱相同角色的社群内部高效率的同好交流。尽管“代餐”本身不以创作为目的，但并非与创作无关，创作者可以更加自觉地调用为社群所共享的叙事资源，也使得创作与社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文学创作与文学生活更深地彼此交融。
然而，如果粉丝始终局限在“小圈子”内，仅从自己的体系出发去理解文本，而忽视经典文学诞生时的历史语境，就会丧失与历史和传统相连通的可能性。经典文学的深刻内涵，在于其文本不仅表达了普遍的人类情感，还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当下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搜寻、构思和想象来激发创造力，更需要重塑对经典文学的鉴赏能力，回到文本本身及其历史语境中去。这种回归，才能跳出自身视角的局限，与经典文学形成对话，使文学在网络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
“二创”:文艺评论的视听表达
罗群
互联网文艺生态中产生了越来越多以视听形式展开的文艺作品解读和评论。比如“弹幕”“解读”类长短视频，以及数量庞大的“二创”短视频。这些视听产品契合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人们得以高效地获取信息、获得娱乐体验，甚至在短时间内成为文学素养深厚或阅片观剧众多的“内行”。
然而，文艺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讲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如何讲故事。就影视剧而言，视听语言的运用、演员表演的加持以及光影之间的考究所凸显的美学风格、意蕴格调，带给人综合性审美享受，显示出影视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色，也寄寓着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三言两语把故事梳理一遍，其间可能还夹杂大量“二创”作者并不准确的理解，原作品的丰富性可能遭遇遮蔽乃至瓦解。一旦对原作素材使用不当，还可能产生侵犯著作权等法律问题。据了解，“二创”侵权的相关判例，已经不少。
行业与社会对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的行为怀有警惕，显然是好事，但是也不必草木皆兵、一竿子掀翻一船人。有些“二创”视频对原作素材的使用比较克制，其内容重心倾向于以鉴赏的视角、夹叙夹议的方式输出观点、品评优劣，其中不乏精彩、犀利的论说。这类“二创”视频可以看作是以视听形式开展的文艺评论。好比论文写作，只要引用比例适当、严格注明出处，便无可厚非。“二创”若能发挥文艺评论吸引兴趣、激浊扬清的功能，让观众在看了“二创”后，产生欣赏原作的兴趣，也是好事。那些水篇幅、水时长、少创意、缺新意的小说、影视剧，在高水平“二创”面前反而相形见绌，这对上游创作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敦促？
在合法合规范围内，“二创”是年轻人一种独特的感受和言说方式。在他们眼中，世界潜藏着巨大的文本间性，参照与指涉、拆解与重组，目的不仅是娱乐，而且包含着他们的认知、判断和表达，游戏化的表象下可能有着强化主体性的诉求，有着探寻意义的努力，也有着同气相求的呼唤。
把连续性的叙事分解成片段的瞬间，在近乎无穷大的“能指”世界中遨游，年轻，的确意味着生机勃勃。但同时，年轻也可能意味着稚嫩。在一个媒介形式多元、特别强调效率的传播环境中，“二创”有快刀斩乱麻的痛快淋漓，但也不适当地将许多认知与体验化繁为简。大千世界、人类社会之丰富，本质上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深度认知与复杂体验的缺席，有可能让人误以为任何对象都能够甚至都应该在很短时间内被清楚地认识、完善地把握。这种错觉容易在实际上伤害人们的耐心、恒心、专注力，甚至降低思维水平、削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创”挺好玩，不要越界，拍拍、看看都无妨。但别忘了，“二创”之外的世界更丰富、更精彩。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以人类之心，运AI之笔
覃皓珺
越来越多人用AI，越来越多故事讲AI。像一场不可阻挡的大洪水，AI席卷并渗透着人类的生活，有些人乘机登船远航，有些人选择淡然观望。但谁也不可否认，过去看似遥不可及的科幻故事，已然与当下的生活现实高度重叠。
调查才有发言权，试过方知水多深。笔者询问过身边从事创作的朋友相关看法。大家或多或少尝试过与AI“交友”或“交手”，有人觉得用它搜集资料、校对文字省时省力，有人认为它不过是基于算法的内容搬运工，有人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它拆解得七零八落重新兜售。当然，还有很多人坚定不移地表示，AI将重塑人类文艺创作的未来。而AI的回应，我们最后再谈。
笔者看来，从骨雕石刻，到笔墨光影，再到镜头键盘，人类创造艺术的工具愈来愈先进和高效，AI也不过其中最年轻的一种。相较于一般工具，AI可以运用算法穷尽所能汲取的资源，实现对人类思维与实践成果的深度学习与模仿，再根据指令检索、整合、生成。笔者通过AI检索到一些由AI参与生成的小说、诗歌及绘画作品，短短几秒汇总的内容，通过眼睛、经由大脑，就需要数十分钟来审视与消化。其中，一些人机共创的作品已然相当成熟，但完全由AI生成的艺术作品仍较易分辨。
无数作品一次次讨论，工具与人之间所不同的“灵”究竟是什么？作家刘慈欣曾以小说《诗云》讨论技术制造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当仰慕诗仙李白的外星文明，以消耗整个太阳系的资源为代价，用技术制造出一片直径一百亿公里、包含着全部可能的诗词的“诗云”，却最终无法真正理解并抵达人类诗歌蕴含的真意。
所有的影像与绘画不过是色彩的排列组合，所有的故事总会有讲完的一天，理论上，只要数据体量够大、运算时间够长、资源消耗够多，一切不过是周而复始对最初原型的戏仿。然而，人类是如此异彩斑斓、多愁善感，彼此交织出那么多不精确的命运轨迹。唯有人类之心，才能于无穷变量中凝聚生命共识，以生命共鸣解码一缕灵犀。然而，正如作家周立波曾说，“假花是不打动人的”，目前AI组合的光影和文字可以无比精准，却难以再现生命的芬芳。至少在目前阶段，AI借由海量数据点撑起的艺术皮囊，只能机械性伪装人类心灵的轮廓。因为创造与制作终究不同，工具在人类的使用下，可以精雕细琢由心而生的思维具象。而被设定好目标的工具，只能制作出一件件标准化的产品，这或许是人类创作与AI生成间最大的差异。
面对AI的快速发展，人类也要反思，是否一些所谓由人类开展的艺术创作，实际上已经处于技术构筑的茧房中。比如，一些创作者脱离生活、远离大众，借由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进行素材改编，依靠大数据分析出的受众喜好一味投其所好，宛如一台人类形态的创作机器，在功利性与低水平重复中丧失了创作的初心。
作家格非曾说过：“一个作家面对电脑、稿纸进行写作，他需要全力以赴，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地，这当中有点像在黑暗中寻找道路。”人类可以借助AI的力量，但必须是在强健自我精神力量基础上，心中无力便运笔无神。当一切太过精准，从目标反向推演创作之路，便失去了人类之心作为情感之源、创造之根的支撑。
笔者向某AI工具提问，“以人类之心，运AI之笔”意味着什么？它回答：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工具，按照人类的情感、价值观与创造力来进行创作和决策。或许，此后我会一次次向它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期待新的答案。或许，这篇文章也将成为它回应同类问题的资源，向更多后来人复刻笔者此刻的心思。
也许终有一天，AI能够了解文字背后，那些人类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情感、价值观与创造力。所谓的人类之心，亦如人类之新，在生生不息中新益求新。我相信，那时的人类，已经比如今的更好。
拂去历史纷繁的尘埃，人类总能与时俱进、破立并举地创作和决策，既往无前地开拓出文明共生的新路。让我们超越时空，与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创作者一起，感受人类之心，握紧AI的笔，满怀愿景地创造属于我们的新篇章。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媒体人）
电子篝火旁的山鲁·佐德
贾想
叙事危机了吗？这个问句就像希利斯·米勒那句“文学死了吗”一样醒目和唬人。
古往今来，给文学寄死亡通知书的那些人一一死了，文学还大张旗鼓地活着，活得千姿百态、风生水起。文学的根本是语言，是人之情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只要人心仍旧跳动，嘴巴仍想说话，文学就不会死掉，只不过金蝉脱壳、“七十二变”了。
叙事同样如此，那是人类为人生的短促和宇宙的神秘寻求安慰和解释的结果。对世界、对人心的好奇，创造了篝火边、床边、耳边的叙事。只要人类的好奇心没有枯竭，人之生命有限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悬头顶，叙事的一千零一个夜晚就永远不够用，就永远需要新的山鲁·佐德，把叙事的命给续下去。
需求制造供给，需求不枯竭，叙事的生产力就不会过剩。然而，从本雅明到韩炳哲，这些忧心忡忡的优秀大脑，都给叙事下达过病危通知。他们认为，“时间”和“空间”上的权威，是前现代时期故事讲述者的主要权威来源。年长者因为活得长、经历丰富而具有“年长者权威”，远行的人因为走得远、见多识广而具有“远行者权威”。但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发生和深入，人类时空经验的压缩、破碎与原子化，一切坚固的东西——包括过往叙事的发生学基础，都烟消云散了。过去的事情和远方的事情上网就可以掌握，“年长者权威”与“远行者权威”已经不能引起这个时代读者的兴趣。那么，聪明的山鲁·佐德们，你们的手里还剩下什么？
到此，问题清晰了——并非叙事这一艺术行为发生了危机，而是讲述者的权威性发生了危机。作为危机的结果，今天的故事形态正在快速更新，企图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与人心。新的山鲁·佐德们正在全力发展自己新的权威——想象力权威，大脑无中生有的想象和架构能力。
于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看到了托尔金的“奇幻”巨著，看到了好莱坞的漫威大片，看到了全球范围的“科幻”浪潮，还看到我们眼前蓬勃生长的中国网络文学。
在这些幻想的声音中间，我看到了一堆燃烧的篝火。原始部落里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正在为好奇的孩子、最初的读者，讲述女娲、盘古或者宙斯。想象力，并非当代人的发明。
这是一个叙事返祖的时代吗？当我们像原始部落的那群孩子，怀着无限的好奇，对坐在电子篝火旁边的山鲁·佐德们说：拜托了，不要停，请再讲一个……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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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月20日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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