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之独特，在于其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国音乐之美，在于它能触及人们心底柔软的部分，把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和精粹，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本期特邀音乐学家田青，带领我们重识中国古代兴盛的音乐文化，看我们的祖先如何在数千年前以“乐”致“和”，书写灿烂的中华文明。
——编 者
田青，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著有《中国人的音乐》《黑指头 红花瓣——田青谈艺录》《中国古代音乐史话》《音乐通论》《净土天音》《捡起金叶》《禅与乐》等。
自古以来，便有“船到梁溪不唱曲”的说法。所以今日来到无锡，我心中满是敬畏，这份敬意不仅是对当下的无锡，更是对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中国音乐界的泰斗们。在开启今天的讲座前，我想先聊聊我对音乐教育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浏先生的崇敬之情。
阿炳与杨荫浏：
音乐知音的传奇交汇
1973年，我考入天津艺术学院（即现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系统地接受了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西方音乐学的专业训练。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82年，我有幸考上了杨荫浏先生的研究生，成了他的关门弟子。然而，命运弄人，在我跟随先生学习仅一年后，他便离开了我们。后来，由黄翔鹏先生继续指导我完成学业。正因如此，我成了杨先生的最后一位学生，这段求学经历于我而言也极为珍贵。
杨荫浏（1899年—1984年2月25日），无锡人，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著名音乐教育家、乐律学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
去年是杨荫浏先生诞辰125周年。说起杨先生，就不得不提他和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故事。1950年暑假，杨荫浏和琵琶演奏家、音乐学家曹安和（杨先生的表妹，也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从北京回到无锡，去寻访教过他的华彦钧。但是这个时候，华彦钧的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大家都叫他“瞎子阿炳”。阿炳中年失明之后，又把雷尊殿（阿炳的住所）丢掉了，所以生活无着，变成了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每天去街上拉二胡。那个时候，无锡的人们无论晴天雨天，总会听到石板路上传来的盲人手拿竹竿“嘟嘟嘟”点地的声音，然后就会听到一阵悠扬的二胡声。这就是阿炳的后半生。当杨先生找到阿炳的时候，他已经几年不动乐器了，贫病交加，只有一个叫董彩娣的农村妇女始终陪着他，是他的伴侣，也是他的拐杖。据董彩娣讲，在此前不久，阿炳发现他的二胡琴筒蒙皮被老鼠啃破了，就觉得是老天不再让他演奏了，于是他就把琵琶、二胡通通换了衣食。
杨先生这次找他，是有一个重要任务：把这位流落民间的天才音乐家的音乐录下来，以免湮没无存。他从北京带来一台当时最新、最先进的德国产钢丝录音机和昂贵的录音带。因为阿炳已经3年不近乐器，也没有乐器了，于是杨先生就从乐器店给他借来了琵琶和二胡。据说录音的时候，阿炳没有试奏，拿起来就演奏，拉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今天誉满全球的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二泉映月》。演奏之后，杨先生问他这首曲子叫什么，他说没名字，就是随手拉的。阿炳经常拉这首曲子，虽然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旋律，但每次即兴演奏的时候，还是有所不同。杨先生说，没有名字不行。因为无锡有惠山泉，被誉为“天下第二泉”，于是两人商定就叫《二泉映月》，借鉴杭州的“三潭印月”。这首曲子是阿炳个人苦难生活的写照，也是一直回荡在他胸中的感情和乐思的升华，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艺术家纯粹的艺术创造。他创造了这首曲子，但从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这么一台机器录下来，更会在他百年之后，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今天来到无锡，看到杨荫浏音乐艺术馆前景一片光明，我的内心满是喜悦。如今，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是，许多人，无论是音乐界的专业人士，还是无锡的普通百姓，大多只知道阿炳，却对杨荫浏先生知之甚少，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在过去，像阿炳这样才华横溢的民间艺术家数不胜数，他们就如同田野里的草籽，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长，但却少为人知。阿炳曾说自己肚子里装着300首音乐，至于这一数字是否准确，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历代有太多像阿炳这样的民间音乐人，他们的音乐才华和艺术成就，都随着岁月的风飘散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正是因为有了杨荫浏先生，我们才得以知晓，当年在无锡的弄堂里，有这样一位盲人音乐家，他用一把二胡，倾诉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将生活的苦难与美好融入每一个音符之中。也正是因为杨先生的努力，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才得以走出国门，让全世界领略到其独特的魅力。杨先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通过音乐走近中国文化
我们常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当然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人类的众多艺术形式中，除了音乐，其他艺术大多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大自然不仅是被模仿、表现的对象，还慷慨地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原材料。例如，人们绘画与雕塑时描摹的对象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赤橙黄绿等各种颜色以及形形色色的形体都源自自然。但音乐有所不同，虽然自然界存在风声、雨声、瀑布声、鸟鸣声等声音，可这些并非音乐意义上的音声。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就极具智慧地将人耳所听到的声音分为三个层次——“声”“音”“乐”。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提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意思是，禽兽只能听懂同类之间传达简单信息的“声”，普通人只能理解由“音”构成的语言，而只有掌握文明内涵的人——君子，才能够真正懂得音乐。
和构成绘画的颜色、形状不同，和构成雕塑的材料如土石、金属不同，和构成文学的语言、文字也不同，构成音乐的材料是音阶——do、re、mi、fa、sol、la、si，就是古人所说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这7个音阶在自然当中不存在，完全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古人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音乐是人类为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而创造的。当人类创造出音阶，并用它构建出无限丰富的音乐时，或许那便是文明的开端。因为创造这些看似“无中生有”的音阶，比基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创造文字更为不易。也正如《吕氏春秋》中所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象征着宇宙万物本源的“太一”，远超人类所能看到、感受到的大自然，更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物。《诗经》所谓“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其实也点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和“太一”一样神圣的“天”，给人类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牖，这就是通过埙、篪等乐器所发出的音乐。仅仅凭借自然界本不存在、完全由人类创造出的7个音符，在千百年间，人们用它们抒发着无尽的情感，创作出无穷无尽且千变万化的音乐，满足了人类不可替代的精神需求，这难道还不能称之为文明吗？
贾湖骨笛
1987年，在我国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贾湖骨笛（现藏于河南博物院）。骨笛有7孔，由仙鹤的尺骨制成，能吹奏出七声音阶的现代乐曲，音色十分优美。一同出土的还有30多支骨笛，经考古学家运用碳十四同位素断代法测定，它们距今已有7800年至9000年的历史。这表明，早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创造发明出一种较为完备的管乐器。贾湖骨笛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管乐器之一。如果将贾湖骨笛的出现视作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那么我们的文明史就不止五千年，而是八九千年。
中国的音乐文化不但开始得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世界前列。中国人非常重视音乐，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音乐都有着非常清晰且深刻的见解。孔子不仅认为人格养成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路径，将音乐修养视作至高境界，他自身还擅长弹琴、唱歌。在当时，“士无故不撤琴瑟”，意思是士大夫在没有特殊变故的情况下，琴瑟这类乐器不会从生活中撤去，这表明音乐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一生致力于“复兴周礼”，而“礼乐”堪称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我们的祖先发现，将“礼”与“乐”相结合，能够让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正如荀子所说：“乐和同，礼别异。”“礼”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区分了尊卑，构建起社会秩序；“乐”则借助音乐这一人类皆能理解并共同欣赏的艺术形式，找寻到人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使人们相互关爱、饱含亲情，进而达成“和”的理想状态。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里有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命令臣子伶伦制定乐律，伶伦来到昆仑山，听到凤凰的鸣叫——凤（雄）叫了6声，凰（雌）叫了6声。于是，伶伦就在山下的“嶰溪之谷”用竹子做了12根律管（确定音高标准的竹管），模仿凤凰的鸣叫。这12根长短不同的竹管依次发出的各差半音的声音，就是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成为中国音乐的标准音，十二律则成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的基础和规制。
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相信，只要制定了本朝的音乐制度，尤其是制定了“黄钟”这个音高标准，便可以“天下大定”？但这的确是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最中国”的一件事。周公建立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政权建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国之大事，便是“制礼作乐”。先要制定“黄钟”的音高标准。不仅如此，这个吹出“黄钟”音的竹管（玉管）还是制定国家“度量衡”的标准——以黄钟律管长“九寸”来定“尺”的长度，这是“度”。“量”指的是容积，在农业社会里，量器是最常用的计量工具。汉朝的量器分为龠、合、升、斗、斛。“衡”指的是重量，汉朝权衡分为铢、两、斤、钧、石。将黄钟律管里装满“黍”(小米），倒出来后称，其体积和重量，就是量器和衡器的标准：其容积为1龠；1龠中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将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可见古代的中国人多么重视音乐。
千百年来，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且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桑间濮上，人们借歌声寻觅爱情；在队伍行进时，人们用歌声统一步伐；共同劳作之际，“吭唷”之声此起彼伏；冲锋陷阵之时，金鼓之声震耳欲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人和音乐的动人传说：伯牙与子期因音乐共鸣而结为知音，情谊深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以音乐为媒介，喜结良缘。智慧的张良巧用一支洞箫，吹奏出“四面楚歌”，成功瓦解了项羽的亲兵；大胆的孔明凭借一张古琴、两扇敞开的城门，施“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
乐由心生，《礼记·乐记》中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应当铭记我们祖先这些伟大的创造，将其赓续传承、发扬光大，还应当多欣赏音乐。若有条件，不妨唱唱歌、学习一件乐器。以此来陶冶情操，让音乐滋养我们的心灵，提升精神境界。
古琴：承载天地人文的雅乐之器
古琴
说到此，我想再谈一谈古琴。古琴原来只叫“琴”，因为琴在中国文化中无出其右的重要性，在汉语里，“琴”字逐渐成为所有乐器的统称。为了有所区别，人们才在“琴”字前加了一个“古”字，是名古琴。古琴是中国文人的乐器，因此，它也像中国文人一样，还有一些雅号，比如瑶琴、玉琴等，也有一种更直接的称呼：七弦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人们发明和使用着许许多多的乐器，所有的乐器都各具特色，其中很多乐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文化积累。但是，像古琴这样负载着如此众多文化内涵的乐器却绝无仅有。因为古琴不但有着3000多年悠久的历史，留下了3000多首古老的乐曲，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公元7世纪一直使用到现在的乐谱系统，涌现过许许多多著名的琴家，最重要的是古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孔子以琴歌“教化人生”，所以古琴被称为“圣人之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骄傲与共同保护、传承的文化遗产。
古琴虽是一件乐器，但其基本结构却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些认识，反映了中国人基本的自然观和天地观。古琴由两块木板合在一起，上面是面板，有弧度，下面是底板，是平直的，象征“天圆地方”。一张典型的古琴的长度是旧尺三尺六寸五分（约为1.22米），暗合一年的365天。琴表面有13个徽，是取音的标志，暗合12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据说原来只有5根，即宫、商、角、徵、羽，代表五行中的君、臣、民、事、物。后来，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了一根弦，遂成七弦。琴有琴额、琴项、琴肩、琴身、琴尾，象征人身，于是天、地、人三才具足。琴额附近架弦的叫“岳山”，琴首有“凤舌”，琴尾有“龙龈”，琴底支撑的两只脚叫“雁足”，两个发音孔一个叫“龙池”，一个叫“凤沼”，都是祖先所看到或想象的大自然中最美好的事物。
中国传统文人历来强调古琴有两个功能，其一是“琴者，禁也”（古琴，是约束），弹琴是为了约束自己，是修身养性的礼器。其二，才是李贽所说的“琴者，心也”（古琴，是心声）。古人弹琴不是为了娱人，首先是为了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和自然、天地交流；其次，是为友，为三五知己，为极少数可称为“知音”的朋友互相欣赏。
最后，我想说，音乐，是人创造的，是人聆听的，是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你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
（本文系杨茹涵根据田青在杨荫浏音乐艺术馆揭牌仪式后的讲座以及田青著《中国人的音乐》书中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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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月24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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