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最忌讳原教旨和激进派得势
——熊飞骏
华族正走向社会大变革的十字路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你愿意与否变革都会发生，差别只是阵痛期的长短和变革代价的大小。
理想的变革模式是全社会的妥协和共识，上下互动官民双赢，体制内外圆桌沟通罗规博弈，各自在自已的利益诉求上后退一步，找到全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国家民族文明进步这一基点上达成共识。
英国的社会变革就一直遵从这一模式，从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再到1848年宪章运动，国家民族都是在和平理性的大环境下完成健康有序的社会变革。
英国式光荣革命阵痛期短代价最小，社会各阶层都保持了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上层不清算下层有保障，上下升迁机会均等，是迄今为止人类世界最不坏的社会变革模式。
光荣革命的基础是妥协和让步，前提是极端政治派别成不了气候，体制内外都是理性条实派掌控政治大局。
体制内极端派是原教旨特权派，好打“国家”招牌，梦想“家族江山”万年长，不肯放弃一丝一毫的既得利益。
体制外极端派是激进派，又称口号民主派，处处以正统民主革命斗士自居，虽然民主二字不离口，作风却是专制作派，容不得任何杂音异议，动不动暴粗口问候人家异性，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什么都渴望推倒重来，在新房子还没奠基时，就迫不及待拆除所有旧房子。
原教旨和激进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建立在专制和特权的根基上，区别只是打出的旗帜不同而已。
原教旨好打“国家”大旗，把自家祸国殃民的特权私利等同于国家利益。
激进派好打“民主”和“革命”大旗，以革命名义行轮流坐桩之实，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权力归功臣而不是归还给平民大众。
社会大变革前夜，原教旨和激进派一朝得势，变革就会堕落成法国大革命，人民在付出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后，国家并没走上文明进步轨道，甚至在原来的基础上后退了。
大革命前夜的法国，朝野都是极端派占主流。
体制内的波旁王族迷信君权神授，一边搜刮民脂民膏穷奢极欲一边还义正辞严，对胆敢异议者恼羞成怒直到满腔仇恨，迷信高压垄断就能长久公器私用作威作福；不相信人类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团队，不肯与时俱进放弃特权就铁定被暴力打翻。
体制外的革新力量分为两派，立宪党和雅各宾党。立宪党务实稳健，主张法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保留国王的礼仪性地位，以满足多数法国人潜意识中的王权情结。
雅客宾党人是激进革命派，主张法国采用共和政体，把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高官显贵打为“人民敌人”送上断头台。
立宪法以拉法叶特为代表。他是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拥有过人的远见卓识和牺牲个人利益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督情怀。法国革命如果由他来领导不但是法国的福音，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雅客宾党人的领袖是罗伯斯庇尔，一个私德很严谨眼中容不下砂子的知识分子。
罗伯斯庇尔极端激进到啥程度，他的墓志铭概括得中肯：
过往的人啊！
请不要为我哀悼。
如果我活着，
你们都活不了。
…………
悲剧的是：雅各宾党人在变革的紧要关头占优势，他们的声音远远盖过立宪党的声音。
拉法叶特这位真正的法国英雄，在雅各宾党人的抹黑栽赃下，被妖魔化为死硬保皇党和共和国敌人。
法国大革命没有赢家！上下俱败官民双输。罗伯斯庇尔把体制内达官显贵整体送上断头台后；接着又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哥送上断头台；最后自己也在断头机下身首异处。
法国精英阶层被屠杀一空后，法国人民又把国王请回来了，革命废墟上建立的新房子一切照旧。
有点讽刺的是：雅客宾党人本来成不了气候，是王室权贵助其做大做强。
法国的革新力量一直都是立宪党人占主流，雅各宾党很小很边缘；可王室权贵把打击迫害矛头主要对准立宪党精英，造成立宪党群龙无首，雅各宾党后来居上做大做强。
法国王室权贵是自作自受！
…………
法国王室权贵的光荣传统后继有人。
大清国满族权贵把法国王室权贵的自作自受精神发扬光大。
甲午清日战争后，康梁维新党的影响比孙中山革命党高出何止千百倍。
康梁团队多是文化精英教养一流，得到体制内外绝大多数清醒人士的认同。孙文革命党以黑社会和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乌合之众只能发出萤火之光。
康梁维新党这个能使满族权贵华丽转身为绅士化贵族世家的团队，却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原教旨满人党格杀勿论。
义和团乱华倒逼大清官府实行“新政”，走上迟到的政治变革之路后，虽然用的都是三年前康梁维新党开出的药方，却依旧对维新人士不依不饶，依旧满世界通缉康梁。
康梁团队大限来时各自飞后，萤火之光般孙文革命党就光辉灿烂了。
孙文革命党最终把满族权贵整体打入地狱。
…………
一个世纪后，华族又来到社会大变革的十字路口，体制内外的原教旨和珅派和口号民主派的声音日益高涨。两者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区别只是打的旗号不同而已。华族的文明进步之路依旧风险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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