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州县衙役的革命功勋
——熊飞骏
汉人告别见官磕头爷们留猪尾巴长辫子的恶心岁月，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党功不可没。
只要是中国人，对孙逸仙打倒皇权走向共和的功勋没有争议。
没有几个人知道，晚清的基层衙役也是共和革命的主要推手。
晚清民间实行精英自治，官僚政治只到县一级。
基层衙役就是州县衙役。
革命党能够做大做强，州县衙役功不可没。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腐败方式，把有能量有情怀的英才推到革命党那一边，使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渴望改朝换代。
孙逸仙创建反清团队兴中会时，成员主要是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成员，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是兴中会的人才标签，文盲率99%。
这等级别的乌合之众别说成不了大事，连闹个想象的动静秀秀存在感都力不众心。
兴中会成立后的十年，“人才荒”是孙逸仙团队的最大短板。
因为人才奇缺，孙逸仙连义和团乱华，紫禁城沦陷那样的天赐良机也没能力抓住，仓促发动的惠州起义沦为另一个大笑话。
“人才荒”是孙逸仙的革命党无法靠自己解开的结。
没有人才的智慧，革命党也无法在主流社会找到存在感。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和珅与州县衙役帮孙逸仙解开了这个结，既为革命党输送了急需的人才，又使革命党在主流社会找到了存在感。
义和团被慈禧政权当成“嚼过的口香糖”呸入泥土后，在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务实官宦的推动下，大清国终于启动了拖延已久的“现代化”政治变革，朝野人才享有一定的议政自由。
革命党最害怕大清国借政治变革华丽转身，他们希望大清政权不可救药腐败下去，如果能大白天一丝不挂在大街上玩裸奔那就更好，那样孙逸仙才有接盘的希望。
五大臣启程前往西洋求取变革真经时，革命党有如末日来临，不顾一切在五大臣的专列上引爆了炸弹。
当慈禧政权的政治变革走向深水区时，革命党的影响与时俱退。体量不大的块头又分裂为互相攻讦的几个山头，每个山头打横炮都显得很内行。
孙逸仙对国内的革命风景彻底绝望，无奈之下再度远涉重洋去寻求外援。
海外同志哥对孙逸仙也有一肚子不满，不但没筹到再干一票的启动资金，连自己的生活费也无人肯买单。
胸怀建国大业的孙逸仙生平第一次为下一顿饭发愁，为了吃饱肚子前往一家中餐馆洗盘子。
1908年老佛爷永垂不朽后，载摄政总揽帝国大局。
载摄政这人很有理想，立志要在自己手中恢复满人雄风，把“新政”时期下放到汉人手中的权利夺回来。
如果仅仅是有想法也能江山照旧转，载摄政还是个说到做到的实干家，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大政方针。
不怕阿斗不管事，就怕阿斗有理想。
载摄政的理想给大清国带来了灾难。
在载摄政的努力下，穷途末路的革命党绝处逢生。
载摄政执政的核心理念是“收权”和“满进汉退”，说白了就是复辟太平天国前“唯满独尊”的时代。
“复辟”的第一步是对汉人噤声，不准汉人非议朝政，不得拿官老爷的腐败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大清小老白姓有一个特点：在官老爷那里受再大的委屈，也不敢当面说半个不字；回到亲友圈则满口赃话骂官，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噤声政令下达后，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衙役除了抓坏人外，还要负责监督汉人的街谈巷议，把妄言满人半个不字的汉民绳之以法。
象噤声这类自由裁量权相当大的司法职责，省、京两级高级衙役因为拥有一定的君国责任心，有较多知情权和较高政策水平，还不容易弄出天怒人怨的负面效应；可到了州县一级衙役，执法效果却是极大损害帝国形象，把越来越多依赖帝国的汉人逼向帝国的对立面。
多数州县衙役虽然口上高喊忠君爱国，内心并无丝毫君国情操，当差就为一个“财”字，以权谋私掏帝国墙基是主要职务动力。
很多州县衙役担负起对汉人噤声的新职责后，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创收丰厚的生财之道。
发现某个汉人言语不当，就上门恐吓，给对方安上一个“叛逆反皇帝”的大罪。
没见过世面的小民百姓都知道，叛逆反皇帝是要砍头甚至满门抄斩的。
面对如此大罪，自然求衙役手下留情。
要想衙役手下留情就得给钱献色。
衙役因此尝到了大甜头。
“叛逆反皇上”大罪是平民百姓最忌讳的，谁犯了就会立马成过街老鼠，任谁也害怕被犯这罪的主给诛连上；和前三十年的“反革命”有得一拼。
所以妄言者虽然吃了大亏，都不敢把这事张扬出去，连亲友也不敢吐露半个字。衙役敲诈勒索不用担心告发，拿钱很安全。
衙役食髓知味后，贪贿胃口也与时俱进。
管不住嘴者毕竟不多，没几下汉人就谨言慎行道路以目了。
衙役的贪贿胃口却不会消停，不会因为没有“敌情”就自动合上。
没有人敢妄言，给老实人的家长里短强加一个“叛逆言论”不就财路大开了？
如某人抱怨了一句：“佛祖吓了眼，好人没好报”，衙役强加一个影射辱骂慈禧太后那可是百口莫辩，因为“老佛爷”是慈禧的专有名词。
于是越来越多的汉人给背上了“叛逆”嫌疑。
“叛逆”罪是终生都洗不脱的，犯上此罪的主，除了改朝换代永远贱民一条。
那些被衙役“关照”过的汉人，和他们的家人，潜意识自然渴望改朝换代。
为了广开财路，州县衙役在汉民亲友圈培养了一批情报员，负责收集并汇报亲友的不当言论。
有“叛逆”嫌疑的汉民加速度批量出产，渴望改朝换代的汉民群体像滚雪球一样壮大。
如此庞大的群体，就算没勇气投身革命，也绝不会站到满清那一边当反革命。
本来被主流社会高度妖魔化的革命党，自此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没有人才带路，再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乌合之众。
州县衙役不只是夯实了革命党的群众基础，还源源不断把帝国人才逼反到革命党那一边。
下面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孙逸仙创建兴中会的那一年，某山区县乡试中出了一名举人。
那是山区县有史以来唯一的举人。
举人除了金榜题名光耀乡里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晚清文化界有很大名气。
举人是一个有情怀的才子，以济世安民普济苍生为己任，常撰文批评时政，呼吁满汉平等，取消满人特权，改善汉人待遇。
举人因此被朝庭视为敏感人物，列入州官的“关照”名单。
因为举人名气大又无恶意，虽批评朝政但赤心爱国，进士出身的州官对他的“关照”很讲究技术含量，一方面好言劝勉；一方面照顾好举人的生活感化之，处处维护举人的尊严。
州官毕竟读书破万卷，明白对举子的关照，必须把“帝国形象”放在第一位，切不可草莽任事伤害帝国形象。
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的举人虽然贱命一条，但对他的“关照”手段关系到帝国形象。
在进士州官的关照下，举子的文字锋芒收敛了很多。
戊戌变法那一年，举子进了一趟京城，在菜市口亲眼目睹围观的民众，把烂菜叶潮水样砸向囚车里的谭公子，精神受到了莫大的刺伤。
那些围观的民众几乎都是汉人！
举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汉人！
谭公子身为省长的儿子，如果不是为了汉人过得好一点铁肩担道义，一定比你们这些投烂菜叶的观众风光千倍。
为这样的民众舍身取义值吗？
回山区县后，举人抛下了那支批评时政的笔，赋诗击剑过起了自娱自乐小日子；偶尔也帮乡亲们代写对联、书信、状词。
载摄政乾纲独断那一年，举人家出了一件小事。
举人定居的那条街坊来了一个坊长，负责街坊的公共卫生和形象管理。
坊长常利用职权侵占居户门前的空地，高价出租给商贩谋取私利。
有天举人妻子的哥哥来探亲，要在妹夫家住上几天。
大舅子是拉人力车的，把黄包车停在举人家门口。
第二天来了一个衙役，命令举人把黄包车拉走，街上不能停车。
举人一脸的诧异：我家门口历来就是我的地我做主，想让谁停车就让谁停，你管得了吗？再说你一个衙役是管抓犯人的，怎么管起这事来了？这是你的职责吗？
举人哪里知道，坊长和衙役串通一气，拉衙役这身虎皮作大旗，来侵夺他人空间谋取不正当利益。
举人虽然投笔养性，但傲骨还在，把衙役的命令当个屁，说不动就不动！
衙役只好怒气冲冲走人，在背后丢下一长串狠话。
过了几天，举人家门口一下来了三个衙役，上次那位领头。
衙役挥舞着一张纸厉声喝问举人：“这首诗是你写的吗？”
举人低头看那张纸，上面写着两行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举人对衙役点了点头。
衙役当着街坊邻里的面，对着举人大声咆哮：“你好大的狗胆，敢讽刺我大清没有文化还故作斯文？抓起来！”
举人在县衙被衙役盘查了大半天，虽然没有动刑，但饱受了平生从没有过的侮辱。
举人回家后，街坊邻里避之如洪水猛兽。
举人找县太爷告状，可衙役是县太爷任命的，平时也收受了衙役的不少好处，自然站在衙役那一边。
举人找州官告状，可州官已经换了人。新州官是载摄政上位后花钱买来的，没听说过举人的名字，自然也站在县官和衙役那一边，对举人的诉求厉声喝斥。
那时如果有今天的网络，就不会有进一步的悲剧。举人只需把衙役的胡作非为发到网上去，那些与衙役没直接利害关系的省官、京官们，看到举人的诉词也许会过问此事，让衙役吃不了兜着走。
大清的省官、京官可都是科班出身。
举人从州府回来后，衙役又找上门来，高声喝斥举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当心你的皮！”
第二天，举人抛家弃子出走了，从山区县彻底消失了。
消息灵通的人士说：举人投奔革命党去了，在孙文旗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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