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于“好心办坏事”
——熊飞骏
罗马的衰亡，告别共和走向帝制是种子；两个帝王的“好心办坏事”，则给罗马的覆亡踢进了决定性的一球。
打开帝制“潘朵拉魔盒”的凯撒，“好心”的比重也大于“私利”。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步入了自己发展的瓶颈，面临着两大威胁共和国根基的问题：一是元老院的“千年老妖”们，越来越多漠视或放弃“国家责任义务”，转向谋求个人“私利”；二是一家独大丧失危机意识，不劳而获的普遍性福利，导致全民精神颓废。无处不在的暴食、纵欲、乱伦和低俗娱乐，加速度蚕食掉公民的进取精神。
罗马元老院相当于今天欧美的议会，议员是终身制，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充斥了太多的“千年老妖”。今天美利坚参众两院，议员可以无限期连选连任，“千年老妖”现象也与时俱进。
人民群众投票选举，“脸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议员岗位上混久了的人，只要没有太大的恶行，在危机意识淡漠的太平盛世，多数民众仍倾向投他一票。那些货真价实的民选国家，“元首任期制”之所以成为必要，“脸熟加分”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说句题外话，罗马的议员是不领工资的，不但不领工资，还要主动献出自己的很多财产用于公共服务。罗马的很多公共工程就来自议员和政要的捐款。除议员外，罗马的文职官员也都“不领工资”，拿“不领工资”来狂热歌颂国家政要，都是政治白痴没有例外。
凯撒文武双全，货真价实的“一代天骄”，从能力到责任心都是当之无愧的罗马第一。他倾毕生之力把共和国推向帝制，主要心理动因也是为了“让罗马再次伟大”，而不是谋求个人特权。他的错误不是心肠不好，而是病急乱投医，招来大蛇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罗马皇帝与东方君主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第一公民”，承担的责任义务远大于个人特权，上任还必须经过元老院的“认证”；后者各位懂的。
为了履行好超越所有罗马公民的责任义务，就必须付予皇帝独断专行的巨大权力。无有效制约的权力是一剂肉体之躯很难抗拒的猛烈毒药，毒性远胜砒霜海洛英。自制力超强的凯撒认为自己能做到不滥权不渎职，不等于随后的皇帝也能战胜权力的猛烈毒性。罗马的皇帝很多，公元260—476年就出了30多个皇帝，真正能够较好履行“第一公民”职责的，只有奥古斯都、五贤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马可.奥勒留），暴君昏君占多数。
罗马帝国在公元260年就已陷入无解的全面危机名存实亡，能继续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两个多世纪，主要是罗马家业太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第一公民”再昏暴，也出不了东方帝王那样的“败家天才”，“胡亥式天才”一个也没有。
把罗马帝国推向名存实亡的两任皇帝，是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这两位不是昏君也算不上暴君，给帝国套上覆亡的套索都是“好心办坏事”。
罗马帝国的覆亡是“武人专政”造成的，后期的皇帝绝大多数都是武人拥立的，帝位争夺失败者也多死于武人的刀剑。塞维鲁则是“武人专政”的始作甬者，此前军人拥立皇帝只是偶然现象，自他以后皇帝由军人拥立就成为少有例外的必然。
塞维鲁是多瑙河军区司令员，他的皇位也是军人下属拥立的。为了回报他的军人兄弟，也为了改善保家卫国的军人待遇，塞维鲁上任后通过一项福利军人的法律，允许在职军人结婚成家。
马略军事改革后，罗马军队主力由不领报酬的民兵转为领取军饷的志愿兵。军团兵由罗马公民组成，服役期20年，退役后有一笔足以安家落户的退役金；辅助兵由行省人组成，股役期25年，退役后自动获取可以继承的罗马公民身份。无论是军团兵还是辅助兵，都不得结婚成家。提前退役的军人，除特殊情况外没有退役金。
罗马军人17岁服役，37岁退役，成家立业正当年。
罗马军团的驻地设施先进，吸引来很多平民在周边定居，逐步发展成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欧洲今天的很多城市、首都（伦敦、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来德），两千年前都是罗马军团驻地。现役军人和周边女士暗通款曲甚至恋爱生子的有很多，但无论爱、生到什么程度，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结婚成家，更不能公开做爸爸。此举既为了确保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了防范军人沦为固化的特权集团。
一个男人总是要结婚成家生孩子的，否则白来人世走一趟。绝大多数军人，在服役期满后，都会迫不及待离开部队，揣着一大笔退役金去成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塞维鲁允许现役军人结婚成家的敕令颁布后，很多军人就与军团驻地周边的女子结婚成家。因为军人的待遇优厚稳定，又多年远离对外战争，军职就成为多数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结婚成家的军人服役到期后，多数就不愿意离开军队而选择继续服役，自愿退役回家拿起锄头修地球者只占少数。此举的负面影响很大：一是军队老龄化战斗力下降；二是军队为了保护和拓展自己的特权，依仗手中刀剑拥立皇帝，玩武人专政的热情就成倍增长。自那以后，罗马皇帝几乎都是军队拥立的，只有个别例外。
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为了推进帝国的平等事业，把“罗马公民权”推广到帝国全境。生活在帝国全境内所有成年人，包括意大利半岛以外的所有行省居民，都拥有“罗马公民权”，真正实现罗马帝国人人平等。
卡拉卡拉敕令颁布以前，只有生活在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人和行省上流社会拥有罗马公民权，比例不到全体国民的五分之一。
这个在今天看来感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最后沦为罗马衰亡的主推手之一。
卡拉卡拉敕令的两大负面效应：一是极大削弱了罗马人的进取精神；二是催毁了帝国的财政根基。
罗马的行省，都是被罗马征服的地区，缺少天然效忠罗马的情结。
在此以前，罗马公民权是行省民众的“期待权”。亚平宁半岛以外的行省人，能否取得“罗马公民权”，主要取决于对帝国的认同和贡献，而不是出身。平民出身者只要认同罗马帝国并尽忠职守，就很容易取得罗马公民权。由行省人组成的罗马辅助兵，服役25年后，就自动取得可以世代继承的罗马公民权。
卡拉卡拉敕令颁布后，罗马公民权就成为行省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人人都天然享有的权力就没有人去珍惜，那些被罗马征服的行省人，认同帝国为帝国尽忠职守的热情自此自由落体。今天欧洲那些过度福利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困扰。
罗马公民权也是一种荣誉权。已成为罗马公民者，只要是正常人，都很珍惜这一权力，并为维护这一权利尽忠职守。当举国都是罗马公民时，先前罗马公民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消极怠工和无所作为也就成为普遍现象。
当人性的弱点面临普惠善政时，豪言壮语式理想主义就碎了一地。
罗马帝国的财政制度，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项。
间接税主要是1%的营业税和5%的关税。在以农业而非贸易立国的古罗马，这两项收入只占国税很小一部分；大宗税源来自直接税。
罗马直接税主要有两大项：一是5%的遗产税和解放奴隶税，此税种覆盖包括罗马公民在内的全体罗马人，其实是一种“富人税”。因为征税对象少且多年交纳一次，不是罗马每年的大宗财政收入。二是行省税，比例占收入的10%。因为行省人数量远多于罗马公民，这项税收就成为罗马财政的主要支柱。
罗马公民不交直接税，用服兵役代替交税，又称“血税”。
“罗马公民权”扩大到帝国全境后，10%的行省税收入就归零了。不但行省税收入归零，帝国还要为退役的行省辅助兵支付一大笔先前只由军团兵享有的“退役金”。
帝国财政因此陷入巨大危机。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卡拉卡拉皇帝把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提高到10%。此举不但让罗马公民怨声载道，对解决财政危机也是杯水车薪。遗产税是多年征收一次，平均到每个年份数量就远小于先前的行省税收入。解放奴隶税提高后，富人就不解放奴隶了，无补于提高财政收入还导致道德的普遍下滑。
卡拉卡拉敕令颁布后，又正值罗马边疆大危机。萨珊波斯、哥特人、阿拉曼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蛮族纷纷突破幼法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防线，军费支出成倍增长。抵御外侮的军费开支是财政硬支出，不是财政节支能够解决的。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帝国只好开征苛捐杂税，给国民带来了日益增长的苦难。
凯撒说过，很多后患无穷的恶政，当初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政治家要有长远眼光，只图眼前方便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不过话说回来，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政治家，又不容易为当世急功近利的普罗大众所理解。这是政治家的宿命，也是人类文明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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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