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被多数人白眼为神经病
——熊飞骏
刚出校门那年，科班生的分配政策是面向“三基”（边疆、基层、山区）。三族没一个吃商品粮的飞骏，自然沦为落实政策的主要对象，去一个乡镇院锻炼了几年。
那个乡镇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准虽然是山区县最好的，但毕竟是乡镇，不容易碰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科班生，也容不下几个见过世面的人，就更不用说和相识恨晚的知音月下对酌了。那年月去过外省省城的人就算见过世面。
因为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八小时之外的主要消遣就是看书、远足、爬山，没完没了写一些神经兮兮的诗。
镇外有一条小河，从大别山深处流出来的，在新麻平原与另一条大一点的河流合流后，在阳逻汇入长江。那条小河是我的最爱，每天晚饭后都要去河堤漫步两个小时，推敲些令自己激动万分的新诗，连下雨飞雪也不间断。
黄昏时分去河堤小道上散步，是今天乡镇最为司空见惯的景观，可在上世纪，河堤上难得看到一个无事漫步的闲人，常来河堤散步且不避雨雪者更是一个也没有。虽然河对岸有一所名气不小的中学，有一条小石桥通向这边的河堤，也看不到一个来河堤散步的师生。
我来乡镇两个月后，每天黄昏在河堤上流连忘返，时不时神经兮兮自言自语，就成为多数镇民茶余饭后最为惊诧的谈资，几乎一致认定，医院分来了一个神经病。好奇者居多，惋惜者也不少，小伙子看上去挺帅气的，年经轻轻就得了这病太可惜了。
不只是每天去河堤上散步，周末还一人去爬山一整天，让镇上进山打柴的农民给碰见了，就成为更具轰动性的奇闻，进一步坐实了我的神经病传说。一个人无事进深山乱钻，不打柴不挖药不采蘑菇，日出空手进山日落空手出山，这神经病够严重的。
医院有一个周医生，八小时之外好进山打几只兔子、野鸡改善生活。那时火枪可自由买卖，我也花400元人民币买了只双管猎枪，没打过兔子野鸡但放到过一头块头很大的野猪。我的枪口从不对小动物描准。
有天我在深山里漫无目标穿越，看到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周医生正坐在一堆松针上往枪管里填火药，就走上前和他搭话。
周医生抬头看见是我，脸刹地吓白了，结结巴巴问了句“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说随便走走。我的话音刚落，周医生就迅速起身，丢下我头也不回跑走了，那情形就象碰上了一只井阳岗吊晴白额大老虎。
自那以后，我的神经病传说也在医院家喻户晓。因为会点三脚猫拳脚功夫，一分钟三招两式就能放倒几个壮小伙，没人敢在我面前说破而已。
整整一年过后，因为组建了鄂东最大的民间诗社，我的神经病传说才不辩自破。元旦那天在镇上开成立大会，来自15个县市的青年才俊齐集小镇，省、市、县文联文化馆要员也专程前来祝贺，为小镇带来破天荒从未有过的盛典。镇上各部门官员奉上命带上鞭炮礼花前来迎接上级领导，极为震惊地看到那个众人传扬的神经病坐到了主席台的中央，气定神闲表情与二十刚出头的娃娃脸极不相称，才发现神经病原来是个莫须有的传说。
接下来两年，镇上又开始了神化我的传说，说那个神经病其实是文曲星下凡，出口成章一个夜晚就能写上百首新诗。真相是我次年就离开小镇，从此很少写诗了，不但永远告别了诗坛，且不再向任何文学刊物投稿，还把省作协寄来的会员表彻底忘到了脑后，一个字也没填。自此一门心思走自己的江湖，爬火车贩王八倒卖云烟投机生药材，和文化人身份自觉切割，还原自己动手不动口的大老粗本色。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我这个与文化人八杆子够不着的大老粗，身不由己卷入了令自己汗颜的文化是非，在“影响中国百名博客大赛”中位列榜眼，“天涯十大牛人评选”状元，中外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众人眼中的神经病，跌落成不识时务吃饱了撑的问题人，直到隐居乡野不问窗外事，酒里乾坤不知今昔何昔。
从神经病到问题人，在神州远不止我一个，五湖四海有好大一拔，我的文友就有好几个。
从神经病到问题人，是一个诗人的宿命，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
飞骏的本家屈原，对天浩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真正文化人的心声，在我这个大老粗心中却不以为然：他有资格求索吗？也是不识时务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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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