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公平”是文明之殇
——熊飞骏
实行了四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流转到今天，已明显弊大于利，面临越来越多的诟病，可绝大多数平民没想过要废除或大幅变革这一制度，因为这是平民百姓能够享受到的最大“公平”。
一个群体最在乎的东西，往往是他们最缺少的东西。在官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威权社会，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最奢望的东东就是“公平”；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自然努力抓住不肯放手。就算那个“公平”今天已浑身长刺，也一样爱它没商量说不放手就不放手。
有一种“公平”是文明之殇！当那种“公平”变异成文明之殇时，就沦为公众恋恋不舍又难以承受的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考，榜上有名的平民小户一夜间时来运转，再贫寒破落的农家也立马福星高照，上升为众亲友羡慕尊奉的榜样。
三十年后的今天，高考不断抽干了多数平民家庭节衣缩食的积蓄；还造就了人类世界最大的不知珍惜感恩为何物的啃老族；造就了人类世界最不爱阅读的群体。一个劳工人家一旦考上了一个大学生，父母这一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不只是家庭被大学生拖累，国家和社会也被大学生们拖累到经济的悬崖边。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打工仔打工妹队伍，数量断崖式下跌。一边是大学生求职无门；一边是工厂生产线无工可招。大学生都是冲“办公室”寒窗苦读的，自降身价上生产线者就算有也是极少数。
新世纪大学“大跃进”后，名不符实的野鸡大学遍地开花，大学生呈几何级数增长。家长只要肯花钱，考分再少的学生也有“大学”可上的。当多数平民子女步入大学校门时，打工仔打工妹队伍自然加速度萎缩下去。
中国入世以后，国际市场看上的并不是中国大学生；而是中国劳工！当越来越多的潜在劳工蜕变成“大学生”时，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自由落体。
今天形式“公平”的高考，不只是文明之殇，也是社会之殇和家庭之殇。
公众看好的“公平”变异成文明之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两千多年的君主中国，去皇宫上下班是每个平民子女最好的前途。可皇宫除了皇帝直系亲属外，不能有哪怕一个正常男人。平民子女要想去皇宫就业，首先你得“去势”。“去势”的利刃是绝对“公平”的，根本没有关系与后门可走。
这种“公平”就是文明之殇，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的生产力停滞和文明大倒退。如果“去势”利刃不是那么“公平”，后门给留下一丝小缝，偷入几个正常男人，权力最高层的“近亲繁殖”和“一代不如一代”死结就会松懈，君主中国也不至于陷入治乱兴衰周期性毁灭的恶性循环。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那时的科举考试并不怎么“公平”，科场外的小动作玩得出神入化花样翻新。唐朝的很多“进士”并不是科场上考出来的，而是公主们在场外圈定的。很多诗人文士为了走公主那条快捷通道，事先把自己的“代表作”送呈公主们欣赏，赢得公主的青睐，被列入公主的“内定”名单。
如此不公平的科举考试，却考出了中国历史上文明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唐诗也上升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唐帝国的名相和显宦，多是走公主这个后门金榜题名的。设计再完美的试卷，也无法测试凤毛鳞角式的才华。大诗人没一个是“考”出来的，如果没留下“公主后门”，唐代大诗人注定全名落孙山。没有那些大诗人激扬文字，中华文明史就没有骄傲自豪的资本。
科举考试完全告别“场外动作”，走向全方位“公平”是在明清时期。为了实现严丝合缝式“公平”，朱元璋和朱棣用格杀勿论关严了所有的后门，“科举关系”这条偏道自此成为历史。
为了使“科举公平”绝对化，朱姓家族在尽可能缩小“阅卷老师”的自由裁量权上做尽了文章，设置了一套四平八稳的“八股文”答题格式。在“八股文”格式下，“阅卷老师”们的个人偏好对考生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科举考试终于走向绝对“公平”了，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广大平民总算如愿以偿；可结出的果子却是那样的苦涩。科场自此再也没有考出什么人文经世大才，明清也堕落成中国历史上最为暗淡无光的末世。
今天的高考试卷所走的路径，和君主中国的科举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高考试卷，题量只有今天的一半，给考生留下了必要的思考时间。“阅卷老师”的自由裁量权也比今天大得多。如此不成熟的高考试卷，却考出了红色中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今天的考圈题量大到根本没给考生留下思考时间，只能靠条件反射被动答题，碰上曾经训练过的题型就能轻松得分。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学课堂就得深陷题海战役，老师力争把所有的题型都训练个遍。为了缩小“阅卷老师”的自由裁量权，考卷的“标准化”与时俱进，“填空”成为最主要的题型。“填空”是考不出杰出人才的！今天的大学堕落已经雄辩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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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平”蜕变成文明之殇时，那样的“公平”不要也罢，咬咬牙告别这种“公平”才能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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