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模经济就没有城市：
城市与空间经济学50年研究进展
Henderson,
J. V., & Thisse, J.F. (2024). Urban and spatial economics after 50 yea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44, 103711.Source: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4119024000810Picture source: 马德里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 in Madrid）
https://www.over-view.com/overviews/plaza-mayor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世界。城市不仅是高效的生产中心，也是重要的消费、文化和休闲场所。为什么生产和消费会集中在城市里？答案是规模经济。没有规模经济就没有城市。对于规模经济最好的解释来自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指出，几乎所有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可以放置在一个大的研究问题之下：为什么个人或企业选择城市区位？（详情参阅城读 | 经济学如何研究城市？）城市经济学是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美国的城市问题中创立的。空间经济学在欧洲早已存在，在此之前欧洲已经有几十年区位理论的传统。米尔斯在《城市经济学期刊》1974年创刊号上如是写道：“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分散的学科，其界限比大多数专业更加模糊。本刊的目标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模糊性。许多经济现象都具有城市特征，具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学者都对它们进行阐述。与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相隔离对任何实质性专业都是一种危险，而对城市经济学的威胁尤甚其他专业……”今年恰逢《城市经济学期刊》创刊5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50年后的城市与空间经济学》，综述50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进展，内容包括经典城市单中心模型、城市内部资源配置、跨城市资源配置、定量空间模型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学（这部分综述未包括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成果）。城市经济学经典模型即描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的Alonso-Muth-Mills（AMM）单中心模型。AMM模型基于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随着距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大，房价下降，交通成本上升，人口密度、房价和地价随之下降。这一空间均衡概念，不仅可以预测房价与人口密度，还可预测不同类型群体的区位选择。最初的AMM模型假设非常简单：没有拥堵、静态平衡、没有道路、消费者偏好相同。那么，城市AMM单中心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今天的城市？2022年Liotta等人使用包含五大洲 192 个城市的人口密度、租金、住房规模和交通的网格数据，发现 100% 和 87% 的城市分别表现出AMM模型预测的的负人口密度和租金梯度。例如，平均而言，每远离市中心 1公里，人口密度会降低 8.5%。因此，单中心城市模型仍然可以做出高度相关的预测，尽管在进行更具体的定量预测时，它可能会失去相关性。AMM模型只按距市中心的距离考察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还从更广泛的视角研究城市内部的资源配置。其中一类基于蒂布特（Tiebout）模型，围绕城市居民对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展开，特别是学校教育和学区选择。2024年一项研究基于美国 400个城市地区的 GPS 数据发现，当地城市设施的可得性（access）解释了不同城市地区设施使用差异的 84%。距离是使用火车站、机场、港口、学校、医院、公园、博物馆等设施的主要障碍。关于城市内部的资源配置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空间隔离和邻里的重要性。1970年代以来美国“搬向机遇”的实验，即鼓励低收入群体搬到更好的社区的政策，早期研究发现对于参与其中的孩子影响似乎并不大，但是在后来几年看到强烈的影响，从而引发了大量讨论人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如何影响日后的生活结果的研究，探讨哪些地方和邻里的属性很重要，这些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观察且可测量的。第一个根据参数值确定不同城市结构的区位模型由小川和藤田藤田昌久1980年提出。在该模型中，商品、劳动力和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集聚增加了工人的平均通勤距离，进而导致工人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因此，企业必须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作为对更长通勤时间的补偿。分散力源于企业优化方案中土地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企业和工人的均衡分布是对立力量之间的平衡。在均衡状态下，城市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配置。首先，当通勤成本相对于距离衰减效应较高时，均衡涉及商业和居住的全面整合，并且土地利用没有专业化。随着通勤成本下降，围绕一个综合区域形成了两个就业中心，其两侧是居住区。最终，当通勤成本足够低时，城市就会变成单一中心。在这种配置中，土地利用是完全专业化的。这种方向性的转变似乎与自城市内部交通革命开始以来观察到的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相一致。企业或开发商可能会选择形成二级就业中心、企业区或边缘城市。如此企业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和土地租金，同时保留大城市集聚产生的大部分效益。许多公司将其部分活动（例如会计、规划和员工培训）转移到郊区。公司通常在位于中央商务区的前台进行部分活动（例如与其他公司的交流），而其余活动则在郊区设立的后台进行。在企业内部通讯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将前端单位集聚在市中心，周围是居住区，而后端单位则与员工一起建立在城市的郊区。换言之，通信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多就业中心城市的出现。空间经济学最永恒的问题之一是城市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中心地理论（CPT）。低等级中心地区的市场面积较小，提供比高等级商品更频繁购买的基本商品。高等级中心地提供优质且昂贵的商品，数量少于低等级中心地，但服务的顾客数量较多。高等级中心地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级别的商品，但低等级中心地则不能。CPT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它不是一般均衡模型，并且不存在确保生产不同商品的企业集聚的经济力量。关于CPT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研究很少。有两个研究值得一提。第一，藤田昌久等人1999年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均质城市生产差异化的产品，被运往生产农产品的农民。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一个规则的等级中心体系会作为均衡结果而出现。高等级城市比低等级城市提供更广泛的产品并出口更多的产品。。第二，Hsu（2014）提出了一个空间竞争模型，其中商品根据其固定生产成本的价值进行差异化，从而使企业的市场区域由自由进入条件决定。达到均衡时会形成蜂巢状市场区域构成的大小中心地。在城市等级中具有相同等级的城市之间的距离与其规模成反比。但是该模型无法纳入个人消费选择。因此，目前尚无一个全面的、涵盖城市体系关键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亨德森提出了第一个跨城市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亨德森设想了一个城市世界，人们由于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但也受到规模不经济的影响，例如通勤的形式。存在一组取之不尽的相同的城市场地，城市就在这些场地上形成。该论文讨论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大型主体”或开发商，他们都拥有潜在的城市用地，可以通过竞争来实现有效的城市规模；另一种是没有大型主体，在自组织状态下实现多重均衡。不同规模的城市专门生产不同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无成本地进行交易。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同质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同，但实际工资相同。几十年后的实证研究描绘出了不同类型城市实际收入的钟形曲线。城市等级体系似乎遵循齐普夫定律（Zipf Law），也称为位序—规模律，即在城市体系中排名第n 位的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最大城市人口的1/n。基于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整个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发现非截断分布是对数正态分布，而不是帕累托分布。这一发现引发了一系列寻找齐普夫定律替代模型的研究。最近的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体系中企业、工人和城市设施的异质性。有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当城市位于不同质量的地点或面临不同水平的自然便利性时，城市规模均衡会发生什么？质量较好的城市往往规模更大，但有动力限制人口，以免因通勤增加和其他不经济因素而丧失其优势。第二，异质的工人和企业如何在城市中分布？一般而言，高技能工人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大城市。技能空间分布是美国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间不平等加剧的部分原因。除了工人的空间分布之外，还有企业选择。大市场的竞争通常比小市场更激烈。大城市效率更高，因为它们拥有效率最高的企业。市场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称为企业的空间选择。尽管工人的空间分布对于解释密度弹性很重要，但对于企业选择是否重要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阿瑟·刘易斯模型，即国家正在经历结构和空间转型的背景下，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离开农业进入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这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史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过程非常迅速，只需要几十年而不是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这种速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支持城市建设和融资的机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许多问题，而城市经济学才刚刚开始触及表面。例如，发展中国家城乡工资具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许多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城市工资溢价。考虑到这一差距，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搬到城市？为什么城市化的步伐没有加快？有两个答案。首先，广义上的迁移成本很高。其次，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健康和犯罪以及生活成本差异等方面存在缺点。现有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涉及管理土地、住房和建筑市场的机构。第二个问题涉及城市融资和城市财政能力。城市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内部的资源配置和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了模型，积累了许多实证研究，涉及犯罪、拥堵定价、从市中心到郊区到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企业空间碎片化、社会互动和外部性、种族、零售、住房、监管、污染、教育、金融等等。我们正在发展城市不可逆转资本投资的分析模型，这对于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更新浪潮和密集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定量空间模型可以进行更清楚定义的福利分析。它们保留了通勤驱动的中心性，但允许城市的丰富发展，包括工作和居住社区、上班和上学通勤、异质居民和企业的空间选择、内生便利性等。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存在许多挑战。今天，特别是在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世界时，迫切需要能够以更全面的方式处理土地利用规划和监管的模型。50年前，第一个跨城市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提出，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城市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一个具有少数几个大型城市与大量小城市的城市体系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基于这一框架发展了一系列创新：异质工人和企业的选择、产品周期、开发商和城市政府在利用其掌握的监管工具影响城市规模的作用、城市创新和城市体系的动态增长模型。最后，与区位理论和产业组织不同，在大多数的空间模型中，企业扮演着次要角色。企业和工人的流动性由不同的力量所驱动，家庭关心效用差异，而企业则关注利润差距。因此，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由不同类型的主体做出的区位决策决定的。
1.“我尊敬的作家通常是那些选择阐明他人的作家，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是如此。”——李翊云，Fivebooks网站的访谈![]()
2.“我认为读者——我也算在其中——确实对自传体写作感兴趣。C.S.刘易斯的书里有一句话，大意是‘当你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一个与你感觉一样的人时，你真的会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并不是悲观的意思——当我们试图与另一个人交流、试图接近另一个人时，我们总会感到自己的不足。自传体书籍可以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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