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moglu,
D. & Johnson, S. (2023).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Basic Books.Sources:
https://economics.princeton.edu/wp-content/uploads/2023/03/Markus-Academy-Daron-Acemoglu-June-14-2023.pdfhttps://bookzone.cwgv.com.tw/article/29274城读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了繁荣”。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均为美国移民,阿西莫格鲁来自土耳其,约翰逊和罗宾逊来自英国。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23 年,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合著了《权力与进步》一书。城读于2023年12月15日介绍了《权力与进步》一书,旧文重发,以飨读者。Source:https://www.forbes.com/sites/stuartanderson/2024/10/14/3-immigrants-to-america-win-2024-nobel-prize-in-economics/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角斗史》回顾过去一千年,技术变革并不必然带来共同繁荣:农业进步几乎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船舶设计技术进步促使奴隶贸易增长;工厂夺去了原本在家里完成的手工业工作,将其置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而管理者不但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还降低了实际工资。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于社会制度、权力平衡、资源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要将技术导向建设共同繁荣的更美好未来的方向,需要做什么?技术(techn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tekhne(技艺)”和“logia(言说或叙述)”,意为对技术进行系统研究。技术不仅是应用新方法生产物质产品,广义的技术还涉及人类塑造环境和组织生产的一切。技术既包括应用人类集体知识去改善营养、舒适和健康,也包括将其用于监视、战争,甚至种族灭绝等其他目的。尽管社会上充斥着科技乐观主义者,但只要回顾过去千年许许多多的新发明,就会发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未必能由所有人共享。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农业一系列的技术改良,包括更好的犁、更聪明的轮耕制度、马匹使用更广泛和改善的磨坊等,但对于占人口近九成的农民来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中世纪后期欧洲船舶设计的技术进步促进了跨洋贸易,并让少数欧洲人攫取巨额财富。但同类船只也运送贩卖了数百万非洲人口到新大陆为奴,建立了长达数代之久的黑人奴隶压迫制度,影响至今。早期英国工业革命的纺织工厂为少数人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在近百年时间里,工人的收入并没有提高。相反,工人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和居住条件都极为恶劣。轧棉机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极大提高了棉花种植的生产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然而,轧棉机也促使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庄园扩张,让残酷的奴隶制度愈演愈烈。19世纪末,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发明化肥,农业产量大增。随后,哈伯和其他科学家一道基于同样的原理设计化学武器,让数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死或伤。过去几十年计算机技术的惊人进步,让一小群企业家与商业巨贾财源滚滚,但诸多未受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就这样被抛在后方,眼睁睁看着实际收入节节下滑。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实际收入有所下降,即使拥有大学学位但没有研究生学历的工人也只获得了有限的收益。新技术造成的不平等远不限于此。我们日益走向一个真正的两级社会,工人与拥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认可的人隔离生活,并且隔离与日俱增。这正是英国作家 H. G. 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所预见的,在未来的反乌托邦中,技术将人们相互隔离,以至于进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有人可能会反驳,难道我们没有从工业化中获益良多吗?受益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改进,我们不是比辛苦在地里刨食却总是吃不饱的祖辈生活过得更好吗?的确,我们比祖先过得好多了。今天即使是穷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三百年前高得多,我们过着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享有几百年前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舒适。当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是今日繁荣的关键之一,更是创造未来人类共同福祉的基石。然而,如今所有人得以共享繁荣的生活,并非是只靠技术进步就保证会自然出现的结果。唯有当技术进步的方向及社会收益的分配方式不再牢牢掌控在少数精英手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共享繁荣(shared prosperity)”。我们之所以能够因技术进步而受益,是许多前辈努力推动的结果。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人都过得比祖先更好,这是因为早期工业社会的公民与工人组织起来,挑战精英主导的技术与工作状况,迫使精英以更公平的方式分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手中拥有许多一流的工具,包括磁共振成像(MRI)、mRNA疫苗、工业机器人、互联网、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大量以前根本无法测量的事物的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创新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但前提是这些强大的能力用于帮助人们。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目前的前进方向。本书的写作目标是论述:进步从来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进步”,不过是再次让极少数创业者与投资人累积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人的权力遭到剥夺,受益却微乎其微。只有改变社会权力的基础,才可能出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技术愿景。正如19世纪那样,我们需要有人挺身提出反抗的论点,形成能够挑战主流观点的组织。相较于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如今想要对抗主流愿景,从少数精英手中夺回控制权,重新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可能更加困难。然而,这样做的必要性绝对不亚于当年。技术关乎控制,技术不仅是控制自然,更是对人的控制。也不只是技术变迁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使某些人暴富、掌握权力,却使其他人失去权力。一千年的历史和当代证据都清楚地表明:进步不是自动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对技术做出的选择。组织生产和通讯的新方式既可以服务于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也可以成为普遍繁荣的基础。本书探讨了这种选择的性质,呈现技术、工资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和当代证据,以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引导技术为共享繁荣服务。
——乔治·桑塔亚那《理性生活》,19052.“首先是花体力的工作,然后是重复性工作, 接着说不定就轮到纯脑力工作被取代了。”——库尔特·冯内古特《自动钢琴》,19523.“如果人人都对你撒谎,结果并不是你会相信这些谎言,而是再也没有人相信任何东西。”——汉娜·阿伦特,1974年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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