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全球城市化特点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空间极化，一方面是扩张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收缩与衰退，两者在复杂而动态的网络中交织在一起。
Murray,
M. J. (2022).Many urbanisms: Divergent trajectories of global city
build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Source:https://cup.columbia.edu/book/many-urbanisms/9780231204071如今，地球已经成为城市的星球，世界有57%的人口（45亿人）居住在城市地区。21世纪是第一个城市的世纪。未来是城市的，预计2050年，世界城镇化率达68%，将近70亿人居于城市地区。但是，城市化发展并不均衡。有的区域和国家城市化正在加速，而有的区域和国家城市化则在放缓。在可预见的未来，93%的城市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80%的增长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全球已有超过40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1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1975年，仅有三个城市可被归类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纽约、东京和墨西哥城，其中只有一个位于发展中国家。2017年，巨型城市数量增至37个。联合国估计到2025年，巨型城市的数量将接近50个，绝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全球每六个城市中就有一个城市经历显著的人口流失。例如，美国2006年的人口普查估计显示，1950年代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城市人口减少，而且往往是大幅减少。事实上，由于资本外流和投资撤出、就业机会减少以及人口流失导致的城市收缩，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有370个人口超过10万城市的规模至少缩减了10%。因此，21世纪初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城市化现象，高度不平衡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存，不仅出现在城市之间，而且出现在城市内部。在当代全球化时代，全球各地的城市被卷入了不平衡的空间地理中，主要位于发达国家的健康、充满活力并具有世界级抱负的城市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关键节点，而那些无法与之竞争的失败城市则被绕过并被抛在后面。超高速增长的巨型城市扩张如此之快，以至于就业机会无法跟上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现有的基础设施负荷过重，几乎崩溃，市政服务无法充分为新来的移民提供服务。此外，出现一种新型城市——即时城市（instant cities），完全从零开始、总体规划的城市，最初出现在波斯湾，随后在亚太地区沿线迅速涌现，并扩展至印度次大陆、中东其他地区、非洲、中国等地。即时城市重新定义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尽管世界城市化轨迹多样且异质，主流的城市研究普遍未能关注全球城市化的速度与节奏，或探讨快速城市化与渐进式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高速增长的蔓延型巨型城市与衰退中的后工业收缩城市之间的对比。《多元城市主义：全球城市建设的不同轨迹》一书反思传统的城市理论，将关注点从对等级、排序和成功故事的焦点转移开来，转而采用一种从全球范围内城市经验的多样性、异质性和不均衡性出发的视角，研究在一个充满多样性城市的世界中不同的城市经验。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处于十字路口的传统城市理论，既批判主流城市研究的通用城市和趋同理论，又批评全球南方城市理论不足以成为替代性城市理论；第二部分分析21世纪初全球城市化的多元路径，主要讨论四种类型的城市化路径：具有世界级抱负的后工业旅游娱乐城市；衰退的后工业城市；高速增长的巨型城市和即时城市，第三部分探讨城市化的未来，指出全球城市化的双面性。本书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我们如何把握21世纪初全球城市化迅速演变的现实，以及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态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的城市世界？第二，如何能够在承认城市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历史特异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当代城市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受到广泛传播的城市化实践的影响，这些实践常常会产生类似的模式和结果，从而对全球城市化进行理论化？第三，我们如何既与那些依赖先验概念框架、把城市化视为有一个单一普遍化的逻辑的理论方法保持距离，同时又避免激进的相对主义，把每个城市视为具有自身独特性因此不可简化的特殊案例？本书提出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全球化过程，它沿着多条路径前进，但没有一个优先或共同的终点。本书质疑单一的城市化进程，打破城市化按既定线性路径分阶段发展的主张。城市转型既不是线性的，遵循公认的、预定的方向，也不是累积的，即可加的且不可逆转。城市转型没有单一的、固定的终点。理解21世纪全球城市化的起点，在于认识到城市转型的多样化轨迹、空间形态的异质性以及聚集和密度的非对称模式。打破传统全球城市化思维方式需要提高对差距与滞后、绕过与跳跃、加速与放缓的分析敏感性。尽管城市转型是多方向的、根茎状的，但它并非毫无方向、不可理解的混乱。实际上，仍然可以识别出模式和共同特征。联系、网络和流动将城市联结在一起，不可能将城市视为单一、封闭和孤立的分析单元。这种联系的纽带以不对称的方式运作，优待某些地方，同时惩罚另一些地方。城市难以控制的物质性激发了丰富的理论想象力。城市理论的形成发生在政治、权力和实践的领域中，这些领域从城市经验的多样性中产生并爆发。本书提出21世纪初城市建设出现的四种独特类型。第一类是竞争性世界级城市（competitive
world-class cities），即充满活力、健康发达的第一世界城市，是全球化城市的原型范例，主流城市研究长期依赖它们作为城市现代性思想的源泉。第二类是衰落的后工业城市，也称为“收缩城市”。这类城市未能成功实现向如信息技术、旅游和娱乐等产业转型。第三类是超高速增长的巨型城市（megacities of hypergrowth），曾经被归类为“第三世界城市”，容纳大量贫困劳动者，难以找到正规工作，其日常生存依赖于非正规工作、非正规贸易和自建房。第四类是沿亚太地区、波斯湾等地出现的经由总体规划、整体设计的“即时城市”，又被称为“城市速度机器”，是快车道城市化的典型代表。这四种类型并未涵盖城市世界中所有的变化形式和混合变异，但它们确实指出了往往为主流城市研究所忽视、误解或理论化不足的不同城市转型路径。四种全球城市化的路径具有各自独立性；每一种都应当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四种城市类型的复杂性并不需要对先验的理论进行演绎验证，而是需要通过归纳建立理论，从而产生对全球城市化的新理解。第一类城市包括那些充满活力、竞争力强且健康的城市，它们成功地从依赖工业生产和大规模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过渡到以服务导向的文化和创意产业为经济持续繁荣的支柱。以高金融、信息技术、初创企业、创新中心和数字媒体为特色，取代了以大规模生产为主的工业城市，发展出创意服务经济和高端消费。向后工业信息时代的转变，有的学者称之为“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标志着关于城市和全球城市化思维的重大转折。这类繁荣的城市，拥有发达的设施和现代化的服务，吸引了大量学术研究。随着城市工业时代的福特式资本主义（大规模制造业）的历史时期逐渐消逝，这些成功利用新兴清洁产业并崛起为依赖尖端信息技术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的后工业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类充满活力的后工业城市——新时代后现代城市主义的繁荣城市——代表了全球化城市的典型范例，拥有世界级的抱负。第二类衰退的后工业城市，曾经发达的后工业城市陷入了不断加速的衰退和毁灭螺旋。在全球每六个城市中，就有一个城市经历失业和人口萎缩。由于撤资、就业衰退和人口流失导致的城市收缩是全球现象。陷入困境的城市无法吸引人流和投资，因而陷入停滞和财政紧缩。第三类，超高速增长的巨型城市。如果说20世纪初，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成为世界城市现代性实验的主要熔炉和活生生的实验室，那么21世纪以城市规模爆炸性增长和城市地理范围急剧扩张为特征的超级城市化（hyper-urbanism），则改变了理解当代城市经验和期望的基础。巨型城市的增长放大了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工业城市相关的功能失调与社会罪恶。现代工业城市作为资本主义增长和扩张的引擎，其活力具有黑暗的一面，如犯罪与恶习、环境恶化以及贫困。与富裕社区和高档住宅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成镜像的是过度拥挤的公寓楼和不卫生的贫民窟等肮脏的建筑类型。工业城市的功能失调从未消失。它们已经变异、扩散，并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例如巨型城市中的棚户区、贫民区、非正式定居点和非法居住区。这些极度扩张的巨型城市似乎是有序城市化模式的异常例外。巨型城市拥有大量非正规定居点、极少的正规工作机会、破败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恶化，这些未规划和未监管的城市化聚集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空间结构。第四类，亚太地区和波斯湾等地的“即时城市”是快速城市化的表现，以超高速建造，新的城市仿佛凭空出现。即时城市显示了城市建设者摆脱逐步重建现有城市的束缚，而是从一张白纸建造新城。迪拜和波斯湾的其他城市是这种城市建设类型的初始范例，但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新实验。即使城市通常被视为异常的异类，偏离了传统的城市建设认知，即城市建设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展开。这些经过总体规划、整体设计的“即时城市”似乎凭空而来，没有任何中间步骤，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指导方针从零建造。即时城市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模式，渐进主义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白纸建城”的方法获得强大的动力。这种“即时城市”模式有意割断了与历史主义的任何残余联系，而历史主义曾是早期古典传统的核心观念，旨在将城市空间与历史过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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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城市类型各自占据着独特的空间范畴。具有世界级抱负的全球城市形成了清晰的空间整体。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清晰划分赋予空间安排意义和一致性。一切都有其容身之地，反之，每个地方都有其用。相比之下，衰退中的后工业城市则以空洞、死空间、开敞和未充分利用的建筑环境为特征。它们存在于空旷的空间之中，拥有广阔的空白和无遮挡的视线。过剩的荒废和破败空间表明了一种停滞发展的状态，几乎没有活动发生。超高速增长的巨型城市是无形的、类变形虫的，混乱、不受控制且无拘无束。它们在没有逻辑、模式或规则的情况下形成，充满了稠密的空间、过度拥挤的街景和过度使用的建筑环境。即时城市则占据了过剩的空间。它们体现了超现代性下的时空压缩。速度将体验空间转化为视觉奇观。21世纪初全球城市化特点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空间极化，一方面是扩张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收缩与衰退，两者在复杂而动态的网络中交织在一起。不断增长的城市和不断衰退的城市代表了世界经济中同一进程的两面。综合来看，全球化、去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共同催生了两种类型的后工业城市，代表了城市全球化转型的一体两面。第一种是复苏的后工业城市，它们成功地从曾经充满活力的工业基地向信息时代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经济转型，通过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绅士化以及旅游娱乐设施实现新繁荣。第二种则是转型失败的后工业城市，陷入被忽视、被抛弃和衰败的下行螺旋和难以摆脱的困境：显著的人口下降、高失业率、剩余居民的低技能水平，以及极高的城市暴力水平。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期福特主义工业化的时代繁荣发展，而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伴随全球化加速的工业外迁，导致城市衰落。去工业化、工厂关闭和失业问题是其居民所面临社会问题的根源。城市不仅在增长和扩张，也在停滞或衰退。城市收缩——也称为城市衰退、遗弃和忽视——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遍及西欧的旧工业区域、中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的铁锈地带、日本北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需要把收缩城市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非偏离预期城市转型标准的异类现象。日常使用中，收缩城市一词通常指代那些经历经济衰退和重构、人口流失、失业率上升、财政紧缩、环境恶化的都会区，伴随着遗弃、衰败的社会问题，基础设施的破败，以及空置和荒废的房产。城市收缩是多重并行过程的结果，具有多种维度和影响。
1.“城市不再只是被建造的，其形象也是被“塑造”的。与其他城市观察者一样，城市规划者精心利用媒体来塑造和重塑城市形象。”- Sam Bass Warner and Lawrence Vale, Imaging the City: Continuing
Struggles and New Directions![]()
2.“收缩城市反映了一种世纪末的认知，即现代性对于城市衰退过度乐观的态度——将其视为一种偶发且可逆的不幸，仅发生在缺乏良好规划的城市——这种认知终究不过是一种幻象。”- Ivonne Audirac, Introduction: Shrinking Cities from Marginal to
Mainstream: View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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