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对批判性城市研究的理论贡献：国家企业主义。
WU,
F. & Zhang, F.Z. (2024). Governing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Critical
urban studies. Routledge.Sources: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oa-mono/10.4324/9781003355175/governing-urban-development-china-fulong-wu-fangzhu-zhanghttps://www.routledge.com/Governing-Urban-Development-in-China-Critical-Urban-Studies/Wu-Zhang/p/book/9781032408965?srsltid=AfmBOopAZUnqBCMNviv-OlIni49ZGori6Bn-x1oa2sfIhfOQ_Yr6LL-i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194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0%；1978年，城镇化率缓慢增长至17.9%；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最迅猛的城市革命。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跨越50%的分水岭，从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国家。2023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33亿，城镇化率达66%。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前无古人，中国的城市治理展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在日常城市生活中呈现出国家政策、市场和社会行动互相交织的图景。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吗？中国城市是如何治理的？中国城市治理的特点是什么？如何超越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研究，为21世纪城市研究做出理论贡献？中国城市研究专家、伦敦大学学院规划学吴缚龙教授与张芳珠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治理中国城市发展：一项批判性城市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为开放获取，可在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全书（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oamono/10.4324/9781003355175/governing-urban-development-china-fulong-wu-fangzhu-zhang )。吴缚龙教授是城市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积极探索中国城市研究对于城市理论研究的贡献，引领城市研究最前沿的理论发展(详情参阅 城读 |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城市研究如何为城市理论争鸣做贡献？)。
《治理中国城市发展》一书置于批判性城市研究的脉络之下，基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治理实践，关注国家的角色，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批判城市研究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对话，例如城市企业主义、新自由主义规划、金融化、房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区域创新体系和社会—生态修复，用中国案例研究丰富了这些概念的内涵，从中国的城市发展治理实践出发进行理论化。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回答何为中国城市治理的逻辑。本书的中心论点为，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国家在治理城市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中国城市治理之道的本质为“国家企业主义（State entrepreneurialism）”，这是理解中国城市治理的关键概念，也是贯穿本书的总体框架。周雪光老师所著《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关注国家官僚体系来研究国家治理逻辑。《治理中国城市发展》探讨了国家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城市治理实践，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城市发展中的复杂关系。城市治理特别关注国家在基层的行动，包括谈判与协商，以及利用“分区”技术来治理国家空间。吴缚龙教授与张芳珠教授指出，虽然国家企业主义强调国家中心性，但国家企业主义并非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而是一种城市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的起点不是国家。国家企业主义旨在解释新兴的城市治理现象。![]()
本书阐述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治理背后的逻辑——国家企业主义。第一章系统综述治理的概念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转变。第二章论述国家企业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各阶段特点，总结国家企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治理模式。第三章至第七章探讨中国城市治理的国家企业主义的多元形式，包括规划、金融化、城市更新、创新治理和环境治理中体现的城市治理之道。1989年，大卫·哈维发表论文《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转型》（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开启了城市治理研究的先河。哈维最早注意到1970-1980年代英美城市治理出现从管理主义走向企业主义的变化：“1960年代城市治理的主要思想是“管理”，但到了1970-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自发性和“类企业”的行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似乎正在达成一个共识：那些以企业经营立场去规划经济发展的城市会收到良好的回报”。面对资本流动，城市相互竞争。资本流动赋予投资者更大的权力。城市不再强调福利提供，而是更注重财富生成和经济发展。哈维在文中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特征和后果做了论述，成为后续城市治理研究的经典出发点。城市企业主义指出了资本在后期资本主义中的上升作用，广泛适用于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不同背景，包括中国。城市企业主义也被用于解释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治理的特点。因此，城市企业主义成为本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本书把中国城市发展的治理之道阐述为国家企业主义，国家企业主义是指“国家为实现维持经济增长、稳定和资本积累的战略意图，进而实现其治理能力而采取的一系列企业式的行动”。表面上看，国家企业主义似乎与哈维提出的“城市企业主义”形成对比，城市企业主义是一种针对资本流动性即资本灵活积累的反应性政策。实际上，两者都反映了对全球化、地缘政治及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战术回应。国家企业主义的视角与城市企业主义共享相同的理论基础。二者均反映了国家和政府行为，但在具体国家治理方式上有所不同。国家企业主义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治理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有利于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策略。国家企业主义强调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市场自我调节的不可能性。国家企业主义描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国家高于市场原则。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取代了互惠和再分配原则来进行经济协调和社会整合。但是，市场理性的提升，吊诡地反映了国家高于市场的原则，而不是相反，因为国家设定了市场交换在特定历史时刻发挥作用的边界。市场理性的扩展通常发生在中国面对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之时。例如，国家使用市场和金融工具，通过准政府机构（例如土地储备中心、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和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市场。国有企业虽然会考虑收入、资本流动和利润，但不会完全按市场或金融逻辑行事。吴缚龙教授和张芳珠教授指出，国家企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技术——利用市场工具、适应制度灵活性以及吸纳社会力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韧性。吴缚龙教授和张芳珠教授认为，强调国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中国例外论。恰恰相反，中国城市治理表现出与西方城市和城市区域治理的相似性。“国家企业主义从资本积累过程及其所衍生的政治策略出发，将这种逻辑置于中国与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历史进程和关键时刻加以理解。”国家企业主义作为一种视角，揭示了国家与资本之间辩证关系的内在动态。尽管中国国家看似强大，但它仍深受资本积累的制约。作为一种模式，国家企业主义体现了国家在治理城市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国家企业主义对于批判性城市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国家企业主义体现了贯穿资本循环全过程的治理逻辑。中国的城市治理可以与其他城市治理形式进行比较，如城市企业主义（Harvey，1989）、紧缩城市主义（Peck，2012）或市政企业主义（Lauermann，2018）。国家企业主义具有多变的治理形式，体现了“规划中心性与市场工具性相结合”。本书不同章节分析了国家企业主义的多元形式。吴缚龙教授和张芳珠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国家企业主义的理论贡献：“本书提供了一个可评估的框架，以解释城市规划、城市发展融资、城市更新、地方经济增长与创新及环境治理的动态过程，本书讨论了多元化的国家企业主义治理术。尽管国家治理术倾向于使用企业式手段——无论是支持市场发展，还是通过模仿市场运作改革公共管理，将市场内化于国家之中——这一概念反映出的更多是管理主义而非企业主义。这一点体现在国家的意图性上。即，国家治理术将资本积累与领域政治结合在一起。国家治理术超越了资本积累，并拥有多重超经济的目标。正是这些超经济的目标将国家企业主义与城市企业主义区分开来：前者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意图；而后者则通常反映商业利益。”一言以蔽之，国家企业主义的视角解释了国家如何通过部署和动员市场与社会来实现其战略和超经济意图。中国城市治理案例拓宽了研究范围，并丰富了批判性城市研究的概念，有助于呈现出21世纪城市发展治理更完整的图景。
1.“孟斐斯的主神庙……是敬献给创世大神普塔以及他的伴侣——狮头征战女神塞克美特；庙里的祭司声称：此庙是建在洪荒之初从大水中冒出来的第一片土地之上。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孟斐斯神庙建成之后，整个国家才被命名。神庙被叫作“普塔的灵魂居所”，拼写即是Huwt-ka-Ptah，而后来在希腊的定居者将此读作“埃吉普托斯”（Aigyptos），这就验证了孟斐斯祭司们的声言：他们坚称这座庙宇是埃及的万物之源，Aigyptos就是埃及之名的最初由来。”——乔安·弗莱彻《埃及四千年》![]()
2.“人身装饰是游牧社会的一个标志，在游牧社会中，在没有永久性结构的情况下，人们大多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展示财富和地位。前王朝时期墓葬中最早、最具特色的发现是化妆品调色板，通常是被雕成几何或动物形状的扁平石块，用来研磨矿物颜料以便化妆。偶尔，石板上还带有颜料残留：深绿色的孔雀石、红黄赭石、白色的氧化锡和黑色的方铅石。早期埃及人在尼罗河定居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延续其昔日面部化妆的习俗。整个法老时期，只要有古埃及人的形象出现——比如墓葬壁画上的人像——必定有眼影（深色的彩妆线环绕着眼睛，以“鱼尾线”收尾）。”——托比·威尔金森《图坦卡蒙的号角：100件宝物中的古埃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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