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城市理论旨在批判意识形态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不公正与剥削。
Brenner,
N. (2009). What is critical urban theory? City, 13(2–3),
198–207.Brenner,
N. (2017).Critique of urbanization: Selected essays. Bauverlag ;
Birkhauser.Source:https://www.birkhauser.ch/books/9783035607956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批判性城市理论？批判城市理论家尼尔·博任纳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回答这个问题，2009年发表在期刊City上。后来这篇论文收入博任纳的一本论文集《城市化批判文选》（Critique of urbanization: Selected essays）之中。博任纳在文中梳理了批判概念的由来，批判性理论的源起和发展，提出批判性理论四个关键要素，再转向讨论城市问题在批判性理论中的位置，指出在星球城市化的今天，批判性理论研究与批判性城市理论研究密不可分。什么是批判性城市理论？这一术语通常用于概括1968年之后左派或激进城市学者的著作。例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彼得·马库塞（Peter Marcuse）以及受其启发或影响的众多学者的研究均属于此范畴。批判性城市理论拒绝传统学科分工以及以国家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市场驱动和市场导向为特征的城市知识形式。批判性城市理论与所谓“主流”城市理论——如继承自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视角，或政策学科所采用的技术官僚或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具有根本区别。批判性城市理论并不将城市的现状视为社会组织、官僚理性或经济效率等跨历史规律的表达，而是强调城市空间经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调节性、社会斗争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可塑性——即城市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场所、媒介和结果的持续（再）建构过程。因此，批判性城市理论不仅对既有的城市知识保持对抗性立场，更对现存的城市形态整体保持批判性态度。它坚持认为，尽管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安排、实践和意识形态中，其可能性被压制，但仍然存在其他更民主、更具社会公正性、更可持续的城市化形态。简而言之，批判性城市理论旨在批判意识形态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不公正与剥削。然而，“批判”这一概念，特别是“批判理论”本身，并不仅仅是描述性术语。它具有明确的社会理论内涵，源于启蒙运动及后启蒙社会哲学的各种脉络，尤其体现在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当中。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当代批判性城市研究的重要（尽管往往是隐含的）参考点。我们正目睹列斐伏尔在1970年所预见的星球“城市革命”——遍及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在这种日益普遍、波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状况之下，批判性社会理论研究与批判性城市理论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现代意义上的“批判”概念源于启蒙运动，并在康德（Kant）、黑格尔（Hegel）以及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的发展。然而，批判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取得了新的意义，特别是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念。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旨在揭示资产阶级知识形式中弥漫的历史特定的神话、物化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观念和话语的批判，更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并且是对超越资本主义的集体努力的贡献。在这一辩证的视角中，批判的关键任务在于揭示由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特定社会整体中的内在矛盾。这种批判方法被视为具有多个重要功能。首先，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背后支撑其运作的权力、排斥、不公与不平等形式。其次，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正在发生的或新兴的社会政治斗争格局：它将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力量联系起来。最关键的是，马克思将批判视为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资本主义替代可能性的手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旨在展示资本主义的矛盾如何既削弱了这一体系，又为超越资本主义指明方向，从而探索其他组织社会能力和社会—自然关系的方式。20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纳入了多样化的批判性社会分析传统中，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社会理论是最系统地将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理论和政治问题加以探讨的。1937年，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首次提出了“批判理论”这一术语。这一概念随后由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进一步发展，马尔库塞在1964年的经典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提出，批判理论包含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批判。马尔库塞的研究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直接相关，即通过现存社会关系的矛盾探索潜藏于当下的解放的替代可能性。1980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批判理论引向了新的方向并达到了更为成熟的形态。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之间在认识论、方法论、政治立场和具体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深刻差异，但可以认为，他们的著作共同阐发了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可以通过四个关键命题进行总结：批判理论是一种理论；批判理论具有反身性；批判理论包含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批判理论关注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断裂。这四个命题应被视为不可分割且相互构成的整体，每一个命题的完整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命题的关系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参见图2.1）。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批判理论表现出抽象特性。它以认识论和哲学反思为特征，包括形式概念的建构、对历史趋势的一般化归纳、演绎与归纳的论证方式以及多种形式的历史分析。批判理论也可以建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即基于证据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通过传统方法或批判方法加以组织。批判理论是一种理论。然而，批判理论并不旨在作为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方案，也不是社会变革的战略图，更不是社会运动的实践手册。尽管批判理论可能——甚至应该——与实践领域产生关联，并明确旨在为进步的、激进的或革命性的社会与政治行动者提供战略视角，但同时，批判理论关注核心是一种先于列宁著名问题“应该做什么？”的分析性的抽象时刻。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理论被视为既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情境，又指向这些条件和情境。这一概念化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首先，批判理论完全拒绝任何声称能够“超越”特定历史时空的立场，无论是实证主义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还是其他立场。所有社会知识，包括批判理论本身，都嵌入在社会和历史变迁的辩证法中，因此本质上是情境化的。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超越了对所有知识的情境化特征普遍的诠释学关注。具体而言，它关注在某一历史社会形态中，反对的、对立的知识形态、主体性和意识是如何出现的问题。批判理论家通过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分裂性、破碎性或矛盾性来探讨这一问题。如果这一整体是封闭的、非矛盾的或完整的，那么对其的批判性意识便无法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批判的必要，批判在结构上也将变得不可能。批判之所以出现，恰恰是因为社会内部存在矛盾，即其发展模式具有自我矛盾性。批判理论家不仅试图将自己及其研究议程置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背景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哪些特征促使他们自己及其他人产生批判性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发展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借鉴马克斯·韦伯的基础上，他们反对将技术理性社会化推广的趋势，这种技术理性以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e）为导向，追求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高效关联，却对目的本身缺乏深刻的审视。这一批判对工业组织、技术和管理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为关键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将这种批判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批判理论坚决拒绝社会科学知识的工具性模式，即那些旨在使现有制度安排更高效率、更有效的知识体系，通过操纵与主导社会及自然世界来支持现有的权力形式。相反，批判理论家要求对知识的目的进行质疑，明确地参与规范性与政治性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必须明确其实践—政治性和规范性指向，而不是采取狭隘或技术化的视角。工具主义知识模式必然预设了知识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分离。然而，一旦这种分离被否定，认识主体被理解为嵌入于与其研究对象相同的实践社会情境之中，规范性问题便不可避免。因此，反身性的命题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直接关联。因此，当批判理论家讨论所谓的“理论/实践问题”时，他们并非指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问题。相反，他们的思考方向恰恰相反——即如何从实践领域（因而也是规范性—政治性考量）出发理解理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既肯定了这一社会形态所开启的人类解放可能性，同时也批判了其系统性地排斥、压迫、不公与非理性。因此，批判理论的任务不仅在于探讨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关的统治、匮乏和浪费形态，同时还要挖掘资本主义系统中既嵌入又被压迫的解放的可能性。在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这一取向表现为对“革命主体”的寻找，即试图找到能够实现资本主义被压制、尚未被释放的可能性的激进社会变革主体。然而，随着法兰克福学派放弃对无产阶级式革命的希望，在战后时期，他们对革命主体的寻找转而带来了深刻的悲观主义，尤其体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中，这种悲观主义导致他们转向相对抽象的哲学与美学问题。相比之下，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的开篇中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同意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即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形成期相比，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缺乏任何明确的“社会变革的主体或代理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一个“为自身而存在”的阶级运作。然而，马尔库塞仍然强烈主张，“对质的变革的需求仍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迫切……是整个社会的需求，是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马尔库塞提出，批判理论在他写作的时代所具有的抽象性与缺乏明显的激进解放性社会变革主体有机相关。他进一步认为，批判理论相关的抽象性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性斗争来削弱或化解：“理论概念，”马尔库塞指出，“终结于社会变革。”马尔库塞的观点让人联想到马克思著名的论断：“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其本质完全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了多余的。”类似地，马尔库塞指出，在一个激进或革命性社会变革正在发生的世界中，批判理论将被有效边缘化，甚至解体——但不是以其批判性取向，而是作为一种理论：它将转化为具体实践。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下，革命性、变革性、解放性社会实践受到如此严密的限制与约束，批判理论只能继续作为批判理论而存在——而不仅仅是日常的社会实践。尽管马克思的著作对1968年后形成的批判性城市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几乎没有学者直接探讨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著作。然而，我认为，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为批判性城市研究领域的学者，在总体上会认可如下四个批判理论命题。批判性城市理论主张需要对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过程进行抽象理论分析，同时拒绝将理论视为服务于直接、实践性或工具性目标的附属物；批判性城市理论将对城市问题的知识，包括对城市问题的批判性视角，视为特定历史产物，并受到权力关系的调解；批判性城市理论拒绝工具主义、技术官僚主义以及市场驱动的城市分析方式，这些方式旨在维系和再生产现有的城市结构；批判性城市理论关注挖掘当代城市中潜在却被压制的替代性、激进性和解放性形态的城市主义的可能性。尽管批判性城市理论的具体贡献可能更偏向上述命题中的某些方面，但总体而言，这些命题构成了这一领域的重要认识论基础。批判性城市理论建立在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已经深耕的智识和政治土壤之上。然而，自1970年代初批判性城市理论领域巩固以来，批判性城市学者之间围绕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质性议题的辩论变得愈发激烈甚至分裂，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这些核心共识。随着21世纪批判性城市研究领域的不断演进和多样化，其“批判性”理论特征应被仔细审视并进行系统性讨论。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判中曾提出著名的问题：“什么是批判理论的‘批判性’？”类似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批判性城市理论：“批判性城市理论的‘批判性’体现在哪里？”正因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以创造性破坏和社会—地域重构的方式持续推进，“批判”的意义和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们必须根据政治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及其所引发的多样化冲突不断被重新定义。这是当代批判性城市理论学者面临的重大智识与政治挑战之一。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需要将城市议题更加系统地整合到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之中。正如列斐伏尔所预见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城市化如今日益通过跨越全球的城市肌理的不均衡扩张而展开：不仅由大规模、密集的聚居地及其直接腹地构成，还包括分布于全球经济中的多样化的工业土地利用形态、基础设施投资、物流连通性及社会环境转型的组合，甚至延伸到相对“偏远”、人口稀少和/或密度较低的地区。毫无疑问，城市化仍然表现在城市、城市区域及超级城市区域的持续大规模扩张之中，但它同样体现在土地利用的强化以及相关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之中，以通过资源开采、农业种植、物流运输及环境管理将资本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物质化于不同地方、领土和景观之中。简言之，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城市化在所有空间尺度上的强化和延展，覆盖了整个星球空间，包括地球的陆地表面、地下、海洋，甚至大气层。如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以往的阶段一样，城市化的地理形态依然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但其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任何单一类型的聚居空间，无论其被定义为城市、城市区域、大都市区域甚或是超级城市区域。因此，在当代背景下，城市不再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且相对界限分明的地点；相反，它已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星范围的存在状况，资本的积累、工业基础设施的扩展、政治经济生活的规制、日常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自然的生产，以及人类未来可能性的争夺得以同时被组织和展开。有鉴于此，将城市问题视为批判理论可应用的众多专门化子主题之一（如家庭、社会心理学、教育、文化产业等）已变得愈加不可实现。相反，批判理论所涉及的每一个关键方法论和政治取向，今天都需要与当代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模式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关系的深远影响进行持续对话。批判性城市研究者必须努力澄清并持续重新定义其理论参与、取向与承诺的“批判”性质，以回应21世纪初期城市重组过程中的深远变革。考虑到这些过程所带来的广泛转型，现在正是将城市化问题更系统、更全面地融入批判理论整体知识架构的恰当时机。
1.“我觉得疫情是一个转折点，现在世界正在倒退，仿佛被拖回到过去。我甚至可以说世界正变得更中世纪化了。全球化正在大规模退缩，而曾经充满希望的社交媒体现在却走进了死胡同。被高墙所包围的城市的形象可能反映了这种被阻隔和被封闭的状况。也许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古老的故事可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共鸣。我对这种可能性充满希望。”——村上春树《纽约客》访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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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这里望去，地球仿佛天堂。地球流光溢彩，迸发出希望的色彩。当我们身处地球时，总是抬头仰望，以为天堂在别处。而在这里，宇航员和航天员偶尔会想：或许我们所有降生于地球的人，早已死去，此刻正活在来世。如果死后真要去一个难以置信的奇异之地，那么那个遥远的犹如玻璃般晶莹、发出美丽而孤独的光芒的轨道，很可能就是它了。”——萨曼莎·哈维《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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