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危险解答了为何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决策者对英国如此无知这一问题。
Harrison,
H. (2021).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沈艾娣.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赵妍杰译.时报文化, 2024.Source: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25456/the-perils-of-interpreting?srsltid=AfmBOopW56JJTKA7PhjLDnUsD6J-3cPU6GdUu-djgb6FpE6pEC1PNj4O这是中西相遇的重要历史时刻：1792年，英国政府派乔治•马戛尔尼率使团，在朴茨茅斯登船前往中国，耗时一年，于1793年夏抵达承德觐见乾隆皇帝。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因为马戛尔尼拒绝按照清朝礼仪向乾隆帝行跪拜叩头之礼，惹怒乾隆，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所有请求，被视为中西文化冲突的开端。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沈艾娣所著《翻译的危险
：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开篇生动地描述了马戛尔尼觐见乾隆一幕：“身着巴斯骑士团（Order of the
Bath）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的讽刺漫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接着笔锋一转，转向一个少有人关注的历史细节，马戛尔尼和乾隆之间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沈艾娣指出乾隆会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足够的蒙语、藏语和维吾尔语，因此他接见这些区域使团不需翻译。但是接见英国首任使华的马嘎尔尼，翻译必不可少。翻译是谁？翻译用什么语言？原来并不是中英互译。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说的是意大利语，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个身着英式服饰、戴着白色假发、来自中国西北凉州的天主教神父李自标翻译为汉语。李自标小时候远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受学，讲的是简单汉语而非朝廷官话；他对马嘎尔尼将乾隆的话用文雅正式的意大利语翻译出来。马嘎尔尼退下后，其副手斯当东以及斯当东年仅12岁的儿子乔治·汤玛斯（小斯当东）觐见，仍由李自标翻译，此时翻译为拉丁语；小斯当东能听懂拉丁语和汉语。会说汉语的小斯当东博得了乾隆欢心，乾隆摘下腰间荷包赏赐给他。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为本书主角。本书透过两位译者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的交流与冲突。当时罕有具备必需的语言技能的人，翻译对于外交不可或缺。本书通过平行讲述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位译者的生活来讲述清朝和英国之间的接触、交流及至冲突。一位是李自标，他是一名天主教神父，曾在那不勒斯接受多年的传教士培训，担任马戛尔尼大使团的官方翻译。另一为是乔治·托马斯·斯汤顿，当他父亲把他带上使团的战舰狮子号时，他年仅12 岁。小斯汤顿在出使期间掌握流利中文，继而在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本书有 20 章，分为四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重建了两人生活的主要阶段：塑造他们跨文化成长的经历（第 1-4 章）；李自标如何担任清廷和马戛尔尼使团之间的翻译和调解人（第 5-11 章）；小斯汤顿在广州贸易的最后十年中在中国的翻译和写作（第 12-16 章）;最后四章，讲述两人晚年在母国的经历和遭遇，以及他们的故事如何被遗忘（第 17-20 章）。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两人经历非凡，世所罕见。李自标在少年时离开了中国西北边区的家乡，远赴那不勒斯，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与意大利一位未来公爵成为挚友，在那不勒斯生活了二十年，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中游历欧洲。斯当东自幼学习拉丁语和汉语，少年时便见过乾隆皇帝，在1790年代的温尔特郡观看中国风筝，用汉语编写了一本帮助把疫苗介绍到中国的册子，翻译了《大清律例》。可以说，李自标和小斯当东是大清中国和英国交流的中间人，寻求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尊重。李自标和斯当东的人生形成阶段都是在18世纪，他们翻译的方式也反映了当时的世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夷”字，中国人经常用它来称呼英国人。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都将它理解为外国人的意思，但是到了1830年代，支持战争的英国作家坚称它的意思是野蛮人，这也广为英国议员所知。斯当东为此大声疾呼，认为这种翻译在道德上即属错误，因为它“倾向于加深我们与中国人的裂痕”。在为马戛尔尼使团翻译时，李自标所使用的词汇是为了缩小分歧，让谈判取得成功的结果。因此，“贡”被译为“礼物（munera）” 而非“贡品”， “夷”被译为“外国人（externi）”而非“蛮族”，而全篇提及马戛尔尼时皆称大使（legatus）。被反复提及的英国人“悦服恭顺”被翻译成两个不同的短语，两者都去除了臣服的意思。其中一个将英国人描述为“满意与平和”（animo content et pacifico），而另一个则说皇帝已知晓英国国王“伟大的善意（magnam benevolentiam）”。这只是提到英国国王的benevolentiam的其中一处。这个拉丁词语意思为“善意”，与之同源的英文单词则有“慈悲”之意，暗示英国人有某种程度的屈尊俯就，恰好与中国皇帝的屈尊俯就形成平衡。整体而言，译文相较于原文更加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数处提到中国习俗（mos et consuetudo Sinica、Sinicis moribus），而原文则仅仅称之为习俗与体制。拉丁文本摒弃了中文直来直去的语气，而是采取了一种英方与中方之间的平衡：中国人遵从他们的习俗，而英国国王素怀善意，中国皇帝亦如此。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人的生活和事业相互映照，他们作为译者所做的一切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直到生命尽头。两人都不是职业翻译：李自标是天主教神父和传教士，而小斯当东在中国的职业是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事贸易。他们被请去马嘎尔尼使团做翻译，是因为他们具备的语言和文化技能。两人自幼在外国游历学习，精通外国语言和文化，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外国时，他们都是另一个大陆上的异乡人；返回故土之后，他们亦不同于常人，与同龄人迥异的成长经历使他们较为疏离。跨文化接触和交往的过程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产生紧张关系，这令两人的生活殊为艰辛。两人都以高龄辞世，即使他们对于外国的了解无人赏识，但至少他们都能苟存性命，未遭流放。中国与英国的初次接触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贸易发展结果，源自16世纪葡萄牙和荷兰与亚洲的香料贸易。葡萄牙人在果阿、麻六甲以及华南海岸线上的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随着商人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在两百年间，传教士遍布中国，李自标祖上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经由天主教的全球机制远赴欧洲求学。中国留学生的故事通常被理解为始于容闳、美国传教士和洋务运动，但是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中国人在欧洲学习。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创办于1732年，当十三岁的李自标于1773年到来时，共有十五名中国学生在此学习成为神父。乾隆一朝，在那不勒斯书院学习的中国男童和青年有四十人，而李自标只是其中之一。11岁的李自标，跟随神父郭元性，从凉州抵达澳门、搭上法国船舰开往模里西斯、越过非洲南端、抵达巴黎、南下马赛、再乘船，抵达那不勒斯时，李自标13岁。大约四十年前，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从康熙皇帝的宫廷返回那不勒斯，创建耶稣基督圣家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Family of Jesus Christ），亦即中华书院（Chinese
College）。他深信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是错误的，而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最佳方式是训练一批中国神父。所以他征召了首批中国学生，并设立了一个宗教团体来教导他们。后来学院也接收当地学生，他们的学费构成了学院的重要收入来源。在中华书院，李自标学习拉丁语、算术、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也学习中文。17岁，李自标开始了他未来以神父作为职业所需要的专业教育。1784年，李自标被授以圣职，时年24岁。1791年，李自标到罗马参加神学的最终考试， 取得了“优秀”的最高分，也获得教宗的称许。在那不勒斯居住近二十年后，李自标成功完成了要成为传教士所设定的各项要求。能讲流利的拉丁语、意大利语以及汉语，通晓欧洲精英的文化世界，并接受了在中国工作的专门训练。
外交中口译，总有其特定社会和政治语境，既赋予口译者权势，但也会使其置于潜在的危险当中，这是书名《翻译的危险》的由来。他们是两个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最关键的角色，可能身陷于危险的政治互动之中。当国与国转向冲突时，翻译也成了危险的事情。李自标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任务结束后曾写道，只有极度愚蠢之人才会承担这般危险的任务──这还是在中英两国尚未有实质冲突的时候。在出现军事紧张时，因为对于忠诚的疑虑，被人知道拥有关于他方的广泛知识变成一件格外危险的事。这些风险存在时，口译者和笔译者都是首当其冲的。1759年洪任辉因为提交诉状请求延展对英贸易而被囚禁，协助他的中国人刘亚匾被公开处决。官方规定仅可由受雇于商行且在官府注册的华人担任英人翻译，因为这些人的行为能被追究责任。对于无视这些风险的译员，通过诛杀刘亚匾以儆效尤。小斯当东后来成为著名的汉文译者，亦在英国对华贸易中成为银行家，但当英国海军于1808年武力占领澳门后，他的两位华人密友被发配边疆，而嘉庆皇帝威胁要擒他时，他也不得不离开中国，再未返回。嘉庆也对作为外来宗教的天主教严加镇压，李自标只得隐匿起来，自十六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后便在宫廷中效力的欧洲传教士也被驱赶殆尽。李自标终其一生在偏远的潞安传教，随着嘉庆朝禁教，他的人身安全显得危机重重，他东躲西藏，自始至终没有被发现。两位译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同另外一个文化打交道时，拥有外语技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会带来许多信任的问题，以及当两国关系交恶时也会身处险境。本书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是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因此便无人愿意显露。在19世纪早期的中国究竟对欧洲有何种了解？而这种知识为何不能传递到最高决策层？本书认为，正是翻译的危险解答了为何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决策者对英国如此无知这一问题。
1.“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2.“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件传统工艺品：玉雕、丝荷包、细铜作胎外填珐琅彩釉称为“景泰蓝”的瓶子。地球仪与景泰蓝：多妙的象征呀！
……
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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