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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olcroft【英】| 图
老周 | 文
今天，是你陪着老周的第1753天！
一位苏州的朋友，闲聊中扯到了——站队。他说，小人物站队可以理解，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大人物功成名就之后，人畜无害，完全可以不站队，或者自成一队，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人物要站队？
其实，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多数都不想站队，只是在“终于找到组织”的时代，寻找温暖，而在“污吏驱逐良吏”的时代，寻找庇护。而，大人物即使不想站队，也会被强拉进队，或者被营造出“他是我们的人”的共识。但，如果站错了队，结局就不一样了。小人物站错了队——最多倒霉；大人物站错了队——真是活该。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大明，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窝囊的王朝。老朱家的那些皇帝，不是流氓暴君，就是混球昏君，尤其到了嘉靖、万历之后，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虽然崇祯有心奋斗，但无力回天（详见《他的，最后一天》），大明还是没有半点振作的模样。而，明朝中后期的政治黑暗，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各种派系间尔虞我诈、倾轧不已，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接踵而来、冤冤相报……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不少功臣名将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就深陷其中，他们中的多数，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让自己成了——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的牺牲品。
他出身将门，17岁承袭祖职，先后担任过参将、副总兵、总兵等军职。他心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崇高理想，投身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期间，他创新编制、广募民工、实创战法，严格训练。在实战中，这支部队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名闻天下，人称——戚家军。戚家军，曾先后同倭寇作战80多次，取得了著名的台州大捷、平海卫大捷等胜利，与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一举荡平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为保卫东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当然，此后，他还撰写了兵学名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的辉煌就不多介绍了，总之，戚继光是抗倭民族英雄、是杰出的军事家、是货真价实的大人物。其实，戚继光能够在军事上有杰出的建树，除了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谭纶、张居正等朝廷要员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对戚继光来说，是伯乐，有识人之明、知遇之恩。当然，这种器重也是合理恰当的，是慧眼识珠、知人善用。戚继光在担任蓟州总兵期间，张居正用人不疑，力排众议，将那些与戚继光作对的当地文官，一个一个调出蓟州，让戚继光免受各种掣肘，放开手脚，一展宏图；张居正还向戚家军提供优厚的财政补给，用于安抚军士、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张居正处处维护戚继光，让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士为知己者死，戚继光也对张居正深怀感激，也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效忠输诚。据传，戚继光还经常送一些十分贵重的礼物（包括重金购买的美女），给这位中枢辅臣。很显然，不管戚继光有没有站队，大家都认为——他，是张居正的人。张居正在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政治风格和处事方式，难免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张居正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这些宵小之辈就开始攻击、诬陷张居正，骂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说他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万历昏庸，不辨是非，居然也认可了那些谣言，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头衔，没收家产，取消张居正儿子进士翰林的身份。于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戚继光，也成了他们要搞倒、搞臭的迫害对象。在清算张居正“罪行”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他们诬陷其部下“西裨将”“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甚至还说他给张居正的信件里，有“谋逆”的嫌疑——“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真可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历虽昏庸，但也是有底线的——他最痛恨臣子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子背着自己结党营私。所以，他听了这些蛊惑挑拨之言后，也对戚继光产生了反感和忌恨，便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无所事事的广东，当总兵。这次人事调动，对一心报国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随着朝廷“去张居正”的势头，掀起狂澜，站在张居正那一队的戚继光，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终于，时任兵部给事中——张希皋（他原想成为张居正的人，张居正看不上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趁机弹劾戚继光，釜底抽薪，斩草除根。于是，万历再次下诏——罢免戚继光广东总兵的职务。就这样，一代名将、功臣因与上司张居正的亲密关系，而被罢官免职了，从此，彻底丧失了跃马横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在残酷的打击、抑郁的折磨下，再加上家庭生活（夫妻反目）等变故，戚继光变得苍老憔悴，过了3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中，终于一病不起，“鸡三号，将星殒矣”！这样一位曾经在军事上有重大建树、有大功于国家的元戎宿将，就这样被当时的黑暗政治整垮、吞噬了。当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在他临终前3个月时，有一位监察御史出于公心，勇敢地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功臣宿将，结果，万历怒不可遏，大为不悦，直接撕了奏折，罚了这位正直的监察御史3个月工资，以示薄惩。戚继光，之所以被弹劾罢官3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整到底才甘心，原因全在——他和张居正那层让旁人忌恨的密切关系。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戚继光因政治上糊里糊涂站错了队，被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的怨恨，反而要强装笑脸，还毕恭毕敬地感谢“皇恩浩荡”。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去做闲官，是皇上的“恩典”；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由此可见——封建传统政治有多残忍，有多虚伪，有多可怖。明明是皇帝昏庸，滥用刑赏，陷他于死地，可，他不得不唾面自干，自我排遣，以处处维护皇帝的尊严为己任。这与唐代韩愈所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可谓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令人啼笑皆非。中国封建传统政治里，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被委以重任，往往不是根据这个人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如果不是，尽管他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会摒弃不用，甚至还会横加迫害，而且他越有才能，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予以排斥和打击。这种按圈子划线、凭亲疏用人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存在。“人畜无害”的功臣宿将，一旦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政治怪圈，那，他的生死荣辱等于交到了他人的手里，他的命运，他的自由，也只好听凭他人的摆布，在政治的浪潮里，无奈地升降沉浮。写在最后：
他，肯定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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