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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e Bonazzi【意大利】| 图
老周 | 文
今天，是你陪着老周的第1733天！
一位还算不上奸商，很羡慕奸商的商人，问我——为什么那些知名的大公司（他列举了好几个知名度较高的公司），明明是中国人的产业，却要挂一个外国人的招牌，请一个外国人做名义上的老板？
这事，不新鲜，也不是这个时代的首创，在我看来，纯属晚清时节的“传承”，司空见惯。原因有二：
一、国人之间的合作，太难（详看今日第二篇）；
二、挂上洋人的旗，外加洋人老板，就可以少受欺负——来自官府的欺负。厘金，本是江南狂生——钱江，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给江北大营出的主意——官府对所有商家，不管是坐商还是行商，都征值百抽一的税（1%）。由于大清一直没有开征商税，这样的税收比例，对于商家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一个当时很现代的国家，征税没有章法，厘金一旦开征，就成了乱政，不是这个富一点的地方征收完了，别的穷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免征，而是每个地方都在征税，遍地的厘卡，雁过拔毛。而且，频繁重复地征收，税率口衔天宪，随意提高，像极了——拦路抢劫。更可恨的是，当初明明只是战争状态下的临时举措，太平天国起义被灭了，厘金却依然如故，而且越征越多，各地的厘卡，自己升级，水旱两路，越设越密。没办法，地方官地皮要多刮，私人要安置。商家只要运货，单是厘金这一项，就得付出高出货价4-5倍的成本，苦不堪言。当然，商人的脑子比较活，他们应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很传统，贿赂厘卡处的人，让他们少收厘金；还有一种，很时尚，打着洋人的旗号，可以避免几乎所有的厘金。按当时《南京条约》的规定，凡是外国商家，只需缴纳关税和内地子口税就可以了。相对来说，第二种方法虽然也有风险，但避税的力度更大。凡是能跟外国人搭上关系，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商家，都会选择第二种方法。当然，比较正经的，是和外国人一起开公司。只是，当年没有“中外合资”这个概念，明明是合资，老板、法人都是人家的。国人出资金，也出力气，甚至具体的经营都是国人自己管，但，洋人却大权在握。这样的合资公司，实际上是国人参股、出力打工。其次，是外国人出名义的公司。这种公司，资金完全由国人出，并负责所有的事务。选择的洋人，倒也是个正经商人，他就负责两件事——一是负责给公司找一个外国商号的名义；二是办理一个通行证，可以合法出入中国内地，且不用缴纳厘金。最后一种，是随便找一个洋人。那时候，不少仅仅是在中国混饭的流浪汉，只因为长了一张洋人的脸，有一本外国护照，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老板。他什么也不用干，也什么都干不了，仅凭他那张脸，就可以蒙住晚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没办法，被洋人打怕了，政府不敢惹洋人。行船运货的时候，搬把椅子，让洋人坐在船上，过厘卡时，税吏就不敢乱来。你看，有这么一个真事儿——一艘英国军舰开往宜昌，路过武汉时，驳船修整，把一个水手落下了。这个水手，就搭乘一艘中国的商船去追自己的船，商船的老板灵机一动，马上拿出一些银子，让他扮成老板，自己和船员扮随从，结果——一路上，分文厘金都没交。外国记者听闻这件事后，很感慨——这位水手，一辈子除了买烟买酒，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但只因为长了一张可爱的洋人脸，就做了一路的大亨，不仅没买船票，好吃好喝地被伺候了一路，还发了一笔小财。实话说，无论哪种形式的中外商业合作，从道德上来说，都不怎么光彩。而，吃亏的都是中国人，有时候简直是白让洋人占便宜。如果按后来严苛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样的中国商人，都应该算是买办资产阶级，属于革命无可争议的对象，是要彻底打倒的。至少，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他们也是奸商，甚至说是汉奸，也是可以的。远的不说，就说抗战胜利后，类似的商人，他们的资产被国民党化为敌产了。但，有这样如同蚂蟥一样的官府，劫匪一般的官员——让商人怎么办？这些商人，之所以变成这样，彻头彻尾就是当时的政府逼的。一个统一的大国，却在地面上画地为牢，活生生冒出那么多的关卡，逼得正经商人没法正经做生意，不是违法行贿，就是抱洋人大腿。有这样只敢对自己同胞横征暴敛，对洋人却卑躬屈膝的官府，就不可能有正经商人。如果，这样的商人是奸商，也是官府逼出来的。过去有个说法，叫——官逼民反，这话放到那会儿的市场，就是——官逼商奸。写在最后：
往往是——先有恶官，后有奸商，商再奸，也不敌官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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