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青铜鼎纹饰研究

百科 2024-11-06 14:04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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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天工》2024年第15期6-9页，知网、维普、万方、超星、龙源等网站全文收录。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蔡言顺.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青铜鼎纹饰研究［J］.天工，2024（15）：6-9.

［摘要］新泰周家庄东周墓是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器规模较大的一处墓葬。这一墓葬出土的青铜鼎数量庞大，有的还带有铭文、纹饰，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运用观察法、分析比较法和文献法等对这些青铜鼎进行研究对比，可以发现它们的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鼎纹饰存在着一些区别与联系。新泰位于齐鲁交界，因此这一批墓葬的军事色彩比较浓厚；此处属于海岱文化的范围，在文化上保留了不少海岱文化特色，也让这些青铜鼎纹饰显得更加独特。周家庄青铜鼎纹饰大致按照勾连雷纹—变体龙纹—素面纹这一大趋势发展变化。虽然其发展过程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影响，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不断突破中，差异性较为明显。

［关键词］新泰；东周；青铜鼎；纹饰

［中图分类号］J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7556（2024）15-0006-04

新泰地处齐鲁腹地、泰沂山区，为泰蒙交通之咽喉。2002年，周家庄村委进行旧村改造，在拆除旧房建设居民楼的施工过程中，无意间发现古墓葬，经过两年多的发掘，至2004年共发掘古墓78座，另有4座墓葬在居民楼前或者街道旁无法清理，至今埋在地下。此次发掘工作共出土随葬品2 300余件（组），青铜器多达960余件（组），其中青铜鼎共23件。这一发现为人们了解本地区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青铜器的出土为青铜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载体。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器物、地层关系等综合判断，该处墓葬应为齐国墓葬，从年代上可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期——春秋晚期早段；二期——春秋晚期晚段；三期——战国早期；四期——战国中期。此次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种类齐全，但大部分为素面无纹，有纹饰的器物种类包括铜鼎、铜盘、铜剑等，数量不多，其中纹饰最丰富的器型属铜鼎，在出土的23件铜鼎中，有纹饰的达19件。因此，本文以青铜鼎纹饰为落脚点，探究青铜文化的地域特点。

一、周家庄青铜鼎纹饰特点

纹饰是一件器物价值的重要体现。对青铜器纹饰的分类，自古以来便有诸多观点，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纂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将其分为十个大类，各大类下又分为若干样式；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将青铜器分为动物纹饰和几何类纹饰，每个类别之下又分为几十小项。笔者更偏重马承源先生将青铜器纹饰分为兽面纹类、龙纹类、凤鸟纹类、各种动物纹类、火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类、几何纹类和人物画像类八类的说法。本文便主要以此分类法对该批青铜鼎纹饰进行系统研究。

（一）春秋晚期早段

此时期共发现了4座随葬青铜鼎的墓葬，分别为M3、M48、M72、M73。

M3出土青铜鼎1件，主要纹饰为勾连雷纹，在鼎盖分饰两周勾连雷纹，在盖顶部中心位置以一圈弦纹作修饰，腹上同饰勾连雷纹，腹中部饰一周双线绹纹，腹下部饰一周蟠螭纹，耳内侧纹饰残损，当也为蟠螭纹。《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勾连雷纹做过相应描述，指出勾连雷纹是雷纹的一种，“即作T形的雷纹，其纵线段下端亦卷成方螺旋形，同时又作为另一T形雷纹横线段内卷的一端”，“但多作双钩形在其内里填以其他型雷纹”。另外，《商周彝器通考》中也介绍过勾连雷纹，容希白先生将其分为三个亚体：“其状（一）横直线相勾连，填以雷纹。（二）横直线特粗而显。（三）横直线作虚线。”此次周家庄墓葬出土的青铜鼎纹饰与书中所述第三种极其相似，应当为“横直线作虚线”类勾连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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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8也出土1件青铜鼎，这件鼎大部分纹饰与前一件相同，只是在腹中部饰一周凸绹索纹，腹下便再无纹饰，耳内、外侧均饰蟠虺纹。M72出土的1件青铜鼎与上两件相比则更为简单，在大部分地方纹饰相同的情况下，器盖顶部的弦纹已经不见，腹部大部分为勾连雷纹，下腹没有纹饰，耳内、外侧均为蟠虺纹。此外，同期的M73虽然出土1件青铜鼎，但是该鼎周身素面无纹，因此不做介绍。

从第一期几个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本期的青铜鼎纹饰相对稳定，当时人们以勾连雷纹作主要纹饰，不仅体现在器身上，在器盖上也比较着重地展示出来，其他纹饰如蟠螭纹、蟠虺纹虽然出现比例并不高，也不是主要纹饰，但仍能看到在大部分铜鼎上都有它们的痕迹，说明此时对这些龙纹的重视程度增加，并且习惯于在耳部位置装饰这类龙纹，应该已经形成定制。从装饰结构来看，本期的纹饰装饰格式也非常固定，都是按照器盖两周主纹，器身大部分主纹对应搭配，主要纹饰力求在各个位置都表现出来，不重要的纹饰则只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可见该地区的纹饰构造有较强的稳定性。

（二）春秋晚期晚段

这一时期有青铜鼎出土的墓葬为M2、M13、M22、M35、M36、M49、M50、M68、M80，是青铜鼎发现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

M2共发现2件青铜鼎。M2：48器盖顶部有一圈细微的绹纹，器盖主体分饰两周勾连雷纹，器身上腹部饰勾连雷纹，腹中以斜线纹过渡，腹下少部分为蟠螭纹，耳内外两侧同样为蟠螭纹；M2：1的纹饰除了腹中部斜线纹的间隔比较均匀外，其他地方纹饰几乎无差别。另外，这两件青铜鼎的器型也几乎没有差别，只是在尺度上前者比后者更大一些，除此以外，很难发现两件器物的不同，估计应当为同一批次铸造。M49、M50各出土1件青铜鼎，两件器物纹饰与M2相似。M49出土的青铜鼎在腹中为均匀直线纹，外耳处为雷纹；M50出土的青铜鼎腹下为两周雷纹，腹中为凸绹索纹，耳内侧饰蟠螭纹，耳外侧为蟠虺纹，除此之外，其他部位与M2出土的青铜鼎几乎无异。

M68出土2件青铜鼎，但是其纹饰明显不同。M68：18与之前所述纹饰变化不明显，仅仅在耳外侧饰以斜三角雷纹与之前有所差别，但另一件M68：12已经基本变了模样，之前推崇的勾连雷纹已经被大面积的蟠虺纹取代，仅能在耳内侧找到部分勾连雷纹的踪迹。还有腹下部的纹饰也变成了绹纹，当是对前代的继承。从这两件青铜鼎可以看出，这时候的纹饰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由以前勾连雷纹做主纹变为变体龙纹做主纹，抽象的几何纹饰变成了富于变幻的各种龙纹，也体现着勾连雷纹在本地区渐趋衰落的趋势。

M13、M35、M36、M80这几座墓出土的青铜鼎主纹也不再是勾连雷纹了，统统被蟠螭纹替代，蟠螭纹真正成了青铜鼎纹饰的主导。在这些器物主纹发生巨变的时候，它们的附属纹饰也在发生着细微变化。例如，M13、M36、M80出土的青铜鼎腹下出现了菱形状几何纹，这是一种之前此地从未出现过的纹饰，但是却突然被大量运用于腹下做装饰，这种菱形纹每一段都以一条单独线条组成，尽显简约之风。另外，在M80出土青铜鼎的耳内、外两侧也分别饰有菱形几何纹，这应该也不是偶然出现，这种菱形几何纹在已发现的青铜器中很罕见，应当为本地所特有。

M22出土1件腹部为夔龙纹的青铜鼎。因为此件器物残损严重，难以细致辨识，数量仅为1件，且夔龙纹的流行年代一般认为在西周以前，可能为前世流传而存在，故不对此件器物做分析。

蟠螭之“螭”，在古文献中有很多解释，如《说文解字》：“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云无角曰螭。”此处提到的“地蝼”是指蝼蛄，所以就谈不上“若龙”；《汉书·司马相如传》“蛟龙赤螭”，注引文颖曰“龙子为螭”，故以螭为小龙。综上，可认为螭为无角小龙。因此说蟠螭纹属于龙纹类。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描述：“在青铜器上，交体龙纹的体躯比较粗壮的，旧称蟠螭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鼎中主纹逐渐由勾连雷纹变成了蟠螭纹，腹下纹饰却由蟠螭纹变成了几何类纹饰，这体现出本地区几何纹饰地位的下降，而变体龙纹却从次要装饰位置一跃成为主纹。虽然几何纹饰已经退居次席，可是它的发展却没有停止，在吸收原来几何纹饰的基础上，又不断推陈出新，继续创造出新式的抽象化图形构造。

（三）战国早期

这一时期共发现4座墓葬出土青铜器，分别为M1、M5、M37、M38。

M1出土2件青铜鼎，但都因保存状况不佳难以准确辨识，只能认出器身上以蟠螭纹为主纹，其中一件还能依稀辨别出腹中的一周凸绹索纹。M5出土的一件青铜鼎亦残损严重，不过能辨认出在它的器盖和上腹部饰以勾连雷纹，腹中部为一周凸棱纹。M37出土的青铜鼎器盖为两周蟠螭纹，器身上腹亦为蟠螭纹，腹中饰一周凸棱纹，耳外侧饰蟠螭纹，耳内侧为雷纹。这件器物显然是继承了春秋晚期纹饰的装饰传统。M38出土的青铜鼎在器型上打破了常规，与其他墓葬出土的铜鼎相比，器盖呈扁平状，器盖上的圆纽变成了斜立式，腹部由以前的深腹圜底变为浅腹且渐平，耳部也有了明显改变；其纹饰主纹覆盖面积较其他墓葬出土青铜鼎减少——在器盖、腹部分别只有很窄的一周。综合分析认为该件铜鼎做明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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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4座墓葬，M1和M37出土青铜鼎与前一时期的纹饰极为相似，应当为前一时期的延续与发展。M5出土的青铜鼎则在纹饰上与春秋晚期早段类似，可能不是本时期所铸造，但是从出土的数量来看，仅1件，难以形成规模，故也存在由前代流传的可能性。

青铜明器的出现是此时期随葬习俗的一个重大变化，表明此时期人们对青铜器的使用量已经减少，可能与刚刚兴起的冶铁业存在一定关联。另外，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尤其是青铜鼎陪葬的数量极少，说明礼乐制度开始没落。

（四）战国中期

这一时期共有3座墓葬出土青铜鼎，分别为M18、M65、M67。

M18出土的青铜鼎在器盖和腹部分别饰以一周云雷纹。M65出土的青铜鼎的器盖上为一周相互缠绕的五条龙纹，在腹上部为一周蟠虺纹，耳内侧饰三角纹和雷纹。结合其他各方面综合对比分析，这两座墓出土的青铜鼎也应当作明器。M67出土的青铜鼎纹饰以勾连雷纹为主，其他纹饰也与春秋晚期早段相同，无论外形还是纹饰皆与一期至二期的相似，这一时期除两件明器外仅此一件，故而推测这件器物非本期所制。

二、周家庄青铜鼎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的比较

（一）春秋晚期

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纹饰种类很多，总体上风格倾向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的各种龙纹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纹饰是在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龙的结构很复杂，卷龙或者蛟龙皆有，很多形象都是龙的形象的微缩，龙的躯体上往往还饰以细密而均匀的雷纹。新泰周家庄出土的春秋晚期早段青铜鼎纹饰主要为勾连雷纹，仅在附属位置、次要位置设置变形的龙纹，这与中原地区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晚段，周家庄墓葬出土的青铜鼎上的纹饰慢慢变为了变形的龙纹，如蟠螭纹、蟠虺纹等。螭、虺的原型就是龙，而蟠螭、蟠虺就是交缠在一起的小龙，再加上周围装饰的雷纹，俨然与中原地区的纹饰相当。因此，这一时期与中原地区的纹饰特点相近，并且有趋同的态势。所以总体看来，这时候两地的纹饰除早段外，基本一致。

春秋晚期，中原还出现了兽、鸟、凤以及表现狩猎的各种题材。由于表现人物形象的构图还处于初期阶段，所以在刻画上显得比较粗拙，但是已经摆脱了前期的图案规律，成为构图比较自然而生动的初级画像。但是在新泰地区并未发现多种类型的图形格式，无论是青铜鼎还是其他器物，都难见到人物形象类纹饰，因此可以猜测当时的人们还未从过去的审美文化中摆脱出来，仍处于比较保守的阶段。

（二）战国早期

战国早期，中原地区青铜纹饰就题材而言，仍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世界。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交龙纹的省略或变形，“交龙纹已经成为棘刺丛生型的纹饰”。新泰出土的青铜鼎与这一变化有相同之处，只是此时期出土的这样带有交龙纹饰的青铜鼎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在数量上已经大不如前。

中原地区纹饰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几何纹相继出现，几何母题出现在了青铜器的表面，比如在曾侯乙墓青铜器上镶嵌的几何云纹图案，其他墓地出土的繁杂的三角云纹图案、错金云纹等。纯粹的几何纹在春秋时代很少见，但是进入战国之后，这一题材种类便竞相兴起。在这一点上，新泰地区的纹饰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新泰在春秋晚期早段便出土了大量印有几何纹饰的青铜鼎，如勾连雷纹青铜鼎的广泛出现，从春秋晚期早段一直延续到晚期晚段，因而与中原地区的纹饰类型恰恰相反。中原地区是先发展出交体龙纹，继而产生了勾连雷纹这样的几何纹，新泰则是在勾连雷纹出现之后，慢慢被交体龙纹所替代，同时在交体龙纹的发生时间上还保持着相似性。

春秋晚期，描绘水路攻战、宴乐、采桑等生活气息浓厚的画像出现并获得继续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愈加突出显示在青铜器物上，这些象征人文主义的纹饰在中原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在新泰地区未曾发现，差异明显。

（三）战国中晚期

战国中晚期处于社会大动荡时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几何纹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一些镶嵌着金、银、铜或者绿松石及其他物质的几何纹饰，主要包括云纹、菱纹、勾连雷纹、三角纹等；二是刻纹画像的出现，这种纹饰不是范铸后镶嵌的，而是用锐利的尖刃刻凿而成的；三是素面纹饰青铜器大量出现。这些变化反映了时局不稳之下，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变化，以及在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差异性明显。新泰在战国中期出土的几件青铜鼎大部分为明器或者素面无纹，这符合中原地区纹饰的时代特征，同时表明了此时青铜文化的没落。

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纹饰富于变化是一个重要特点，从繁缛的抽象性纹饰龙纹到写实性较强的人物画像，再到后来的审美情趣突出的几何纹，都在展示着中原纹饰的丰富变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真实生活的高度重视，从写实性的人物画像到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无一不在反映着现实生活。新泰地区只是在部分纹饰上与中原保持步调一致，更多地体现出了两地文化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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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成周家庄青铜鼎纹饰差异的原因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已不再具有像西周时期那样支配其他诸侯国的统治地位，列国的发展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军事因素

新泰周家庄所处的位置前期当属于鲁国，而墓葬出土随葬品却体现出齐国特点，据此推测，应是由于战争导致文化的挤占与替代。齐鲁两国本是周天子在东方最可靠的两大肱骨，本应“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然而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却是时而修好，时而交恶，进行了相当频繁的互攻。以柴汶河流域为中心的新泰市境内发现并出土的文物点达20余处，出土的兵器与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的特点基本一致，绝大部分为齐国的兵器，说明周家庄墓葬以军事活动为主，对将士的待遇相对较高，生活及其习俗比较稳定，基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周家庄墓葬棺椁制度普遍存在僭越，如一棺两椁和两棺一椁墓葬应为大夫级别，实际为士级别；一棺一椁中许多不是士的身份。这一方面说明礼制的破坏与僭越，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将士的重视，证明战国早期以后平民通过军功能够提高身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出现较大差异。战乱频仍，破坏原来的青铜文化，代之以新的器型、纹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想要保持殷周以来中原的传统，几乎不可能实现。

（二）文化因素

新泰处于海岱文化圈层中，商代以前保持着东夷文化的特有属性，但是商王朝晚期定都安阳以后，本地区第二次受到商文化浪潮的冲击，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之后齐文化总是附属于商周。新泰地区甚至齐鲁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既是以周王朝武力为后盾、以文治为主导的，又是以东夷方国文化为基础，相对独立发展而成。西周之后，王室日衰，各个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朝聘、职贡逐渐松懈，周王不仅向诸侯国求粟，还有“求车”“求彝器”之类非礼卑下之举，周王国实际上已经降为二三等小国，此时原来被废止的东夷文化传统重新抬头，在此基础上还融合了中原王室的部分文化特色。

到了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周天子彻底沦为诸侯国的附庸，礼制道德被列国的厮杀声所湮没，政治秩序的崩溃带来了青铜纹饰秩序的瓦解。诸子百家自由争鸣也投射到了青铜纹饰装饰上，再加之工艺技术的进步，如镶嵌工艺、错金银技术的应用，青铜器纹饰一改陈貌，走向了多样性，有仿古的造型，更有创新的样式，同样注重反映现实生活。

战国中后期，山东整个地区甚至山东各个地区、各诸侯国与中原的差异性增强，此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铜器制作从官办工业的控制下逐渐解放出来，并向民间制作演变，各地的青铜制作除了具有新颖的造型外，还出现了追求生活情趣、自由、舒展而华丽的装饰风格，这一变化展现在各地的青铜纹饰上。

四、结束语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的青铜鼎和各类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山东地区东周青铜考古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新泰出土的这一批青铜鼎纹饰的研究分析与比较，可以归纳出它们的时代演变规律为勾连雷纹—龙纹—素面纹，这证明了齐文化在逐渐摆脱中原正统控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但同时又没有完全从中脱离出来，有的地方与中原又有交叉，展示了一种不完全的文化演变。究其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1）时代大背景的影响。春秋战国，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齐国从周室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各方面独立发展，丰富了本地的文化。（2）新泰周家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独特性。周家庄位于齐鲁边界处，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此处墓葬以及青铜器上的军事色彩相当浓厚，这是它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重要因素。（3）文化因素影响。新泰位于海岱文化的影响范围内，虽然之前被商周所控制，但它并未完全抛弃本地特有的海岱文化因子，因此在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后，它不仅将海岱文化重拾起来，还融合了中原的正统文化，这也是它与中原有所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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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M］.台北：大通书局，1944：118-119.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8：278-279.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32-1633.

［8］朱志荣，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9-100.

作者简介：蔡言顺，男，1993年生，山东高密人，本科，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

作者单位：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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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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