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美国加征关税有多大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测算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并升级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影响几何？本报告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分不同场景、定量分析了特朗普“关税2.0”的宏观和中观影响。结果显示，如果特朗普的新关税提议全部落地，对中、美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不可忽视。

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依据201、232、301条款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收缩贸易赤字、降低对外经济依赖度，强化经济安全。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保留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并以“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策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截止到2024年7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21%，远高于2018年初的3.1%（最惠国关税税率）。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减少了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但这并没有降低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这部分归因于疫情期间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也源于长期以来“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抬升和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但不可忽视的是竞争加剧带来的利润空间的压缩。

（一）特朗普“关税战1.0”：从 201到301关税清单 

特朗普政府基本遵循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先集中力量推动医改和税改法案，而后再推动贸易保护政策落地。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根据历史上的201、232和301条款，对美国进口自全球（主要是中国）的商品加征了10%-25%不等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宣称，长期以来，美国均遭受来自海外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比如在双边贸易中，美国的进口关税率更低。然而，关税只是一种手段，特朗普政府更关注其它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下，美国批评中国的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对外投资限制、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行为。

从关税的时间线来看，特朗普政府利用201条款加征了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关税（针对所有国家）；利用232条款加征了钢铁和铝关税（针对所有国家）；利用301条款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了多轮关税。美国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基于2018年的进口额估算，特朗普1.0关税覆盖超过38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累计征税额接近800亿美元。2021年执政后，拜登政府保留了大部分关税，仅对部分关税进行了调整，包括：暂停对部分来自欧盟的进口商品的关税；用关税配额取代欧盟和英国的钢铁和铝、日本的钢铁关税；洗衣机关税延长两年、而后到期。

此外，在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并分阶段于2024、2025和2026年实施。自2024年9月27日起，美国首先将对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并对钢铁、铝、电动车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征25%的关税。

201关税方面，自2018年2月起，美国对所有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加征关税，其中太阳能电池板起始税率为30%，每年递减，周期为4年；大型洗衣机按配额内外分别加征20%和50%的关税，并逐年下降。商品结构显示，加征商品中主要以家用洗衣机为主，2018年该类商品的加征金额占总加征商品金额的98.7%。国别结构显示，2018年美国对201关税商品的进口主要依赖于中国、墨西哥、泰国、韩国和越南，但到2023年，前三大进口国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反映出关税对进口结构的影响。

232关税方面，自2018年3月起，美国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材和铝加征关税，具体为钢材25%和铝10%。商品结构显示，2018年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包括无缝钢铁管（25%）、其他合金钢条（18%）、铁丝（13%）、其他钢铁管（9%）等钢材和铝产品。国别结构显示，2018年美国对232关税商品的进口主要依赖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巴西和日本。随着豁免法案的实施，到2023年，这些国家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进口依赖的国别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

从进口依赖度来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201条款商品进口依赖度经历了波动性上升，而232条款商品进口依赖度则呈现出从下降到稳定再到小幅下降的趋势。这表明232条款商品的进口依赖度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更显著。

301关税方面，2018-2019年，美国先后实施了四轮301条款关税清单。1）“340亿”清单一：2018年7月6日起，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160亿”清单二：2018年8月23日起，美国开始对中国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3）“2000亿”清单三：2018年9月24日起，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4）“3000亿A”清单四：2019年5月13日，USTR公布了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清单，第一批从9月1日执行，加征税率15%，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后，清单规模缩小至1156亿，加征税率降低至7.5%。

分商品看，清单一中的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涵盖机械（尤其是金属切削机床、电动机、发电机及相关设备，以及其他各类机械）、电子产品（特别是测量、测试和控制仪器，医疗用品，导航仪器和遥控装置）以及运输设备（尤其是机动车、建筑和采矿设备）。清单二中的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涉及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尤其是各类塑料制品和初级塑料）、机械（特别是电动机、发电机及相关设备）、运输设备（尤其是铁路机车和车辆）以及电子产品（特别是测量、测试和控制仪器以及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清单三中的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涵盖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农产品（如鲜/冷冻鱼类、加工或罐装蔬菜、蘑菇和橄榄及贝类）、纺织品和服装、矿物及金属（如水泥、石材、各种基本金属制品及铜制品）以及林产品（如木单板、木板材、工业用纸和纸板）。清单四A中的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涵盖农产品（尤其是乳制品）、纺织品和服装、矿物及金属（特别是钢厂产品）、电子产品（如手表、时钟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制造品（如艺术品、运动器材和乐器及配件）。

比较而言，301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冲击最为显著。以2017年为例，201和232关税覆盖的自中国进口商品规模分别为1.04亿和10.8亿美元，仅占美国自华总进口规模的0.2%，占中国对美总出口的0.22%。相比之下，301关税覆盖的商品规模达3220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的61.2%。这种差异主要源于201和232条款的产品种类有限，而301条款则涵盖了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纺织品、家具和玩具等多个领域。关税税率方面，301关税通常在7.5%-25%之间，广泛的商品覆盖大大削弱了中国商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尽管201和232条款的税率也在15%-25%之间，但因集中在少数产品上，对整体中美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

301关税是分批落地的，因为部分商品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短期内较难找到替代品。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针对301条款共实施了50轮关税排除清单（包括新增+延期），规模最高达1183亿，排除比例最高达46.2%，截止2024年6月前，排除清单年化规模也有669亿。

从美国进口商视角看，排除清单并不总是有效的，只有中间品资本品为主的排除清单才有效。将排除清单区分为“有效类清单”（排除后，美自华进口占比明显上升）和“无效类清单”（排除后，美自华进口占比继续回落），基于美自华进口占比指标，以关税排除时为T=0，观察关税排除前后该指标相对t=0时期的变化幅度。数据结果显示，从短期来看，在关税排除宣布后3个月内，“有效类清单”美自华进口占比或相较排除前平均提升1.3个百分点，对应增速反弹为5~10个百分点之间。但“无效类清单”美自华进口占比在关税排除后仍会回落。关税排除后三年内（排除存在延期），“有效类清单”美自华进口占比基本稳定，但“无效类清单”美自华进口占比将下滑10个百分点以上。分结构看，“有效类清单”主要为机械设备、橡胶塑料等中间品资本品为主。其中，机械设备占比最高（24.4%），其次为橡胶塑料（14.5%）、电气设备（13.6%）、矿物及金属制品等等（7.1%），显示我国在生产供应链环节不可替代性高于最终消费品环节。

（二）“关税战1.0”的宏观含义：得不偿失的“脱钩”？

关税的宏观含义基本符合教科书的描述：增长和就业的净效应为负；有利于美国国内的部分竞争性企业；具有一定的通胀效应。经济增长方面，各项测算大致认为特朗普关税对美国实际GDP的负向冲击为0.3-0.5个百分点（ITC,2023）。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研究认为，关税显著提升了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且关税的主要承担者是美国的进口商和美国的消费者。中国出口商损失的主要是出口量，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下降也主要是有出口量贡献的。但是，在贸易战期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部分对冲了出口量的损失。

就全球贸易格局和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而言，虽然301关税显著降低了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依赖度，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尚未受到冲击。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各国的最终需求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叠加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价值链的扰动，使得中美双边贸易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波动：2018年贸易冲突发生后快速收缩；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后逆势增长；2022年初美国经济全面重启后持续下行。2018-2019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规模缩减了近四分之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从16.6%下降到了12.4%。2020年初，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中美贸易规模进一步下探，低谷时较2018年二季度减少了34.7%，份额下降至10.9%。

自2020年第二季度起，得益于中国迅速有效的防控措施，中国对美出口迅速恢复，并实现逆势增长。到2020年底，中国的份额回升至15.9%，基本收复了2018年贸易冲突以来的“失地”。而后，随着各国复工复产的推进，中美贸易规模止升转跌，截止2024年中，中国份额已经下滑至10.6%，相较2019年底低1.8个百分点。

具体到行业层面，2017年至2023年间，美国在消费电子、纺织服装鞋帽箱包、家具及家用电器等领域对华进口依赖度显著降低。例如，玩具、手机、家用电器和办公机器等领域的进口比例下降明显，其中消费电子的依赖度降低的尤为明显。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对东盟国家的进口依赖大幅增加。这种变化表明，东盟或已成为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商品的重要替代供应基地，以满足美国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变化。

同期，加墨自中国进口规模显著提升，可进一步验证“出口转移”模式。近两年美自加墨进口增速，与加墨自中国进口增速均出现同步性提升。通过对比我国对美国出口各商品规模，以及美国自中国进口各商品的规模来看，主要为纺织服装鞋帽箱包（221.2亿美元）、家具（103.7亿美元）、机械设备（43.7亿美元）、矿物金属及制品（42.3亿美元）、食品（36.6亿美元）、橡胶塑料（32.6亿美元）、车辆及零部件（24.1亿美元）等。

美国对华征收的301关税属于双边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华的直接经济依赖，但不能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这也符合基础贸易理论的结论。基于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关系，贸易赤字是由国内实体部门的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和2020-2021年的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期间的财政刺激，才是美国贸易赤字维持高位的主要解释。但是，以莱特希泽为代表的对华鹰派认为，贸易赤字意味着就业损失，对华贸易赤字意味着美国补贴中国。所以，从大国博弈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特朗普在竞选中依然提倡升级贸易冲突，提议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对中国征收全面60%关税，对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商品加征关税，还将矛头指向所有国家、要求公平贸易、威胁征收10%关税。如果特朗普当选，新一轮贸易冲突又将“箭在弦上”，其覆盖面更广、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一）美国关税体系：特朗普“60%+10%“关税的由来

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特朗普1.0时期贸易政策的“操盘手”、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Lighthizer）或仍将在其内阁中扮演重要角色。特朗普宣称的重新执政后实施的贸易政策也可能来自莱特希泽。2023年5月在国会听证时，莱特希泽向国会提交了《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报告，包含8条对华贸易政策建议，其中第1条就是关于关税的，称应该提高关税税率至平衡双边贸易的水平。首先，取消中国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其次，在保留并叠加已有关税的同时，重新制定针对中国的关税、并且不定期进行调整，以确保贸易趋向于平衡。

根据莱特希泽的建议，特朗普提出了多项新的贸易保护措施：（1）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针对转口贸易，对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关税；（2）对其他国家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线关税；（3）对特定国家的商品实施对等关税等；如果这些举措全部落地，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或将显著强于1.0时期，进一步催化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

取消中国PNTR，将意味着中国不再享有“最惠国待遇”（MFN）——美国MFN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约为2.2%。MFN是国际贸易中普遍适用的原则，指一国给予另一国在关税和贸易待遇上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优惠条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通过总统每年签署的行政令，美国给予中国“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及其附带的最惠国待遇。2001年之后，在WTO框架下，美国将正常贸易伙伴关系“永久化”。当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基本都是在美国国内特定的贸易法案框架下实施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仍有4成左右商品享受MFN关税——这些商品仍延续2017年之前对美出口趋势。如果取消中国PNTR和MFN，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弹性将明显提高。

如果美国取消中国PNTR和MFN，影响几何？美国《协调关税表》（HTS）的第一栏关税适用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WTO成员国，税率较低；第二栏适用于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税率较高。取消中国PNTR和MFN，适用于中国的关税将从第一栏变为第二栏，每种商品的关税税率都将大幅提升，特别是机械设备及零件、车辆机器零附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以及矿物与金属及制品。综合而言，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 

莱特希泽提议对华征收60%关税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认为高关税能促进与中国的“战略脱钩”，减少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以实现贸易平衡和消除贸易逆差；其次，现有的关税政策不足以防御中国的经济战略，即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不能有效挑战。因此，莱特希泽认为提高关税是必需的，旨在保护美国制造业并阻止中国的经济侵略；此外，莱特希泽及其支持者认为，高关税能够刺激美国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尽管提高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的成本，但这被视为实现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必要牺牲。

特朗普提议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主要出发点是“自由贸易必须以公平为前提”。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对外国商品实施的关税较低，而其他国家却对美国商品设置更高的关税壁垒，比如欧盟、中国和印度的MFN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分别为2.4%、2.9%和12.1%。因此，通过加征10%的关税，美国试图实现贸易上的公平和对等，以迫使这些国家降低关税，进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安全性。换言之，如果其他国家将对美关税下调到2.2%，10%关税提议可能难以落地。

可将“60%+10%”关税提案拆分成3个部分分析其可操作性：（1）将中国应税商品税率提高到60%；（2）对中国非应税商品按照非MFN税率征收；（3）对其他国家征收10%关税。其中，如果特朗普重新执政，第（1）条关税较容易落地，因为是在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下进行的；第（2）条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流程，而后经总统签署后生效。2024年9月25日，由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牵头，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和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共同发起了取消中国PNTR的法案，后续将交由参议院、众议院审议、投票和总统签字，这取决于2024年总统和国会换届选举结果。第（3）条也是具有法律基础的。1971年，利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定的《对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尼克松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称美国正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和黄金流失压力，据此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临时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法院支持其行驶这一权力，但驳回了另一权力主张——暂时终止所有贸易协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被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高估的水平，致使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幅减弱。虽然特朗普政府仍可能渲染美元危机、国际收支危机，并以此为由全面征收关税，但要想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理由或不充分。这种普遍加征关税的做法可能引发与其他贸易伙伴的摩擦和报复。在2023年5月国会听证词中，莱特希泽希望“与盟友在中国关税问题上建立多边联盟”，全面关税是不符合这一立场的。

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不经济的”，但却是“安全的”，保留并加征关税的门槛并不高。与上次不同的是，通胀是更强的约束。根据此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301关税政策的评估，关税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价格、生产和贸易，宏观上的净效应为负。在2022年对为期4年的301关税进行评估时，约有80%的企业调查意见是反对的，仅20%支持。但贸易代表戴琦称，每条关税都有支持者，故应保留301关税，并开始评估加征关税事宜，结果就是拜登301关税的落地。从效果上看，301条款关税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推动了制造业的国内生产，但也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301关税前，服装、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制造行业对华贸易量居首。关税后（以2021年为例），美国显著削减了从中国的进口，降幅5%-72%不等，如计算机设备降5%，半导体等电子元件降72%。价格方面，中国进口价格均明显上行，机动车零部件、家具等进口价格涨幅超过20%。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关税的成本，美国或有选择性地、分批加征关税。其中，进口依赖度低的行业更容易被加征关税、弹性大的行业负面冲击最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以被分为两类：依赖度高且弹性低的，以及依赖度低且弹性高的。前者（如纺织品、电气设备、器具和零部件、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等）主要依赖中国进口，显示出较低的进口弹性，即使在外部冲击或政策变化下，进口量变化也较小，表明这类产品的替代供应商转换成本高，且生产需要特定的供应链和技术能力。相反，后者（如石油及煤炭制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食品制造等）的进口来源更加多样化，替代性更强，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因此，考虑到美国国内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新一轮的关税政策更有可能集中在那些进口依赖度低、贸易弹性高的商品上。

国际贸易领域估算关税宏观经济冲击最常用的模型之一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为了考察特朗普关税2.0对中、美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与英飞咨询公司合作利用GTAP模型进行了模拟，宏观层面主要考察关税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还从中观层面考察了对各行业的冲击（未考虑转口贸易的情况）。本文选用的是静态闭合GTAP模型，假设工资水平不变，以考察关税的“短期”冲击（不同于“一年内”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模拟中假定所有关税一次性落地，与实际情形（分批落地、有豁免）有区别，结果可能存在高估。

本报告模拟了三种关税场景：（1）美国对中国全面征收60%关税；（2）美国对中国征收60%全面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10%全面关税；（3）美国对中国征收60%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10%关税，中国反击、对美全面征收60%关税。图表中显示的测算结果均是“缺口”概念，即相对于不加关税场景下“水平值”的差距（%）。

（一）“关税2.0”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冲击

模拟结果显示，三种场景下关税对中美进出口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冲击，冲击力度趋强，对进口的冲击大于出口：（1）场景一中，中国总出口减少5.7%、总进口减少10.2%，美国总出口减少0.2%、总进口减少6%；（2）场景二中，中国总出口减少6.9%、总进口减少8.4%，美国总出口减少4.4%、总进口减少21.3%；（3）在场景三中，中国总出口减少8.8%、总进口减少10.8%，美国总出口减少3.6%、进口减少23.4%；

中美双边贸易方面，在场景一中，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均出现了大幅下滑，特别是在纺织业（-17.0%）、其他制造业（-11.3%）、食品加工业（-11.2%）和钢铁业（-10.5%）。中国对美国出口存在一定的行业分化。建筑业（+8.96%）、运输服务（+13.72%）、商业服务（+14.77%）以及其他服务业（+14.66%）逆势增长，采矿业和其他制造业受到的负面冲击较为显著，分别下降了100%和99%，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的出口也大幅减少，降幅分别达到88.05%和87.98%。

在场景二中，中国从美国进口依然全面收缩，但多个行业的下滑幅度较场景一有所收窄，如食品加工业（-7.55%）、纺织业（-14.54%）和钢铁业（-10.45%），除采矿业扩张至-42.73%。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整体呈现出下滑。

在场景三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变化幅度与前两个场景显著不同。除了其他服务业外，大部分其他商品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了80%-100%。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变化与前两个场景相似，仅在增幅上有所收窄。

（二）“关税2.0”对中美宏观经济和中观行业的冲击

在场景一中，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均受到显著负面影响，美国GDP增速和就业率等指标虽也下降，但贸易平衡显著改善，物价水平略有上升。比较而言，场景一关税对中美GDP的冲击基本持平。具体来看，中国GDP缺口为2.1个百分点，总出口和总进口缺口为-5.7%和-10.2%，贸易差额减少102.2亿美元，非熟练/熟练就业缺口为-2.6%和-3.0%。相较之下，美国的GDP缺口为-1.8%，总出口和总进口缺口为-0.2%和-6.0%，但贸易差额增加129.8亿美元，物价水平略微上升0.1%，非熟练/熟练就业缺口为-1.9%和-2.0%。在前两种场景下，关税与美国会产生通胀效应，于中国则会产生通缩效应。

从行业角度看，中美建筑业产能和就业所受冲击最大，其中，产出分别下降了3.4%和3.8%、就业情况分别下滑4.3%和4.1%。在出口量方面，中美纺织业（分别下降5.2%、8.1%）和其他制造业（分别下降10.0%、0.9%）受到加征关税影响较大，但其他行业出口有所回升。相比之下，中美两国的进口量普遍下降，中国各行业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其中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钢铁及其他制造业的进口量下降超过了10个百分点。

相较于场景一，虽然场景二对中国贸易的拖累程度加剧，而对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的负面影响有所放缓。场景二对美国GDP增速及就业情况负面影响更大，但对美国贸易差额和物价水平提升更明显。具体来看，中国GDP增速放缓1.6%，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下滑6.9%和8.4%，贸易差额减少352.3亿美元，物价水平下降2.6%。美国GDP大幅下滑5.1%，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下滑4.4%和21.3%，贸易差额增加437.6亿美元，物价水平上升0.3%，非熟练/熟练就业率分别大幅下滑6.6%和6.3%。

从行业角度看，产出情况及就业情况方面，中国其他制造业产能和就业情况所受拖累较为明显（分别下滑2.2%和3.4%），美国建筑业产能和就业情况所受冲击最大（分别下滑12.6%和13.3%）。出口量方面，中美除了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所受负面影响较大外，美国采矿业出口量在场景二中大幅下滑44.4%。进口量方面，场景二下中国各商品进口量缩减幅度要好于场景一，而美国进口量下滑幅度有所加剧。

场景三对中国GDP及就业情况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出口量也进一步下滑，但贸易差额较场景二略微改善。美国GDP、就业情况以及居民消费在场景三中的下滑幅度亦是最大，且物价水平转跌。具体来看，中国GDP增速放缓2.3%，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下滑8.8%和10.8%，贸易差额减少308.8亿美元，非熟练/熟练就业率分别下滑2.7%和3.2%。相比之下，美国GDP增速放缓5.5%，总出口和总进口分别下滑3.6%和23.4%，贸易差额增加492.6亿美元，物价水平下跌0.6%，非熟练/熟练就业率分别下滑6.8%和6.7%。

从行业角度看，中国纺织业产能所受冲击最大，产出下降2.84%；其他制造业的就业受拖累程度最大，下滑3.92%。美国建筑业产能和就业情况所受冲击最大（分别下滑13.5%和14.3%）。在出口量方面，中美除了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所受冲击较大外，美国采矿业进一步减少48.93%，同时农业和钢铁出口量也出现下滑（分别下滑3.4%和5.58%）。进口量方面，场景三下中国各商品进口量相较于场景二有所恶化，而美国进口量在场景三中表现最为糟糕，下滑幅度进一步加剧，其中其他制造业进口量将下滑30.8个百分点。

综合而言，如果美国全面升级贸易冲突，从GDP总量上看相当于“自损一千、伤敌八百”。由于假设工资水平不变，忽略了劳动市场的动态调整，故对就业和GDP的影响显著偏高。作为比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3）的测算结果表明，关税1.0对美国GDP的冲击是-0.12个百分点，关税2.0中的场景一对美国GDP的冲击是-1.6个百分点，场景二对美国GDP的冲击是-1.9个百分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24）将关税2.0拆分成三个篮子，认为：（1）关税1.0对美国GDP的冲击是-0.4%；（2）将中国301关税税率提高到60%对美国GDP的影响是-0.4%；（3）将中国非301关税提高到60的影响是-0.4%；（4）对其他国家征收全面10%关税的影响是-1%——因为覆盖商品规模高达GDP的10个百分点。所以，关税2.0的总效应是-1.8%，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测算大致相当。但是，不同关税篮子的边际影响不同。例如，在美国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测算中，对其他国家征收10%关税的影响只有-0.3%。从边际冲击的大小看，我们倾向于认为彼得森的测算更为可靠。在我们的测算中，场景二对美国GDP的冲击也要显著大于场景一（分别为-5.1%和-1.8%）。

综合而言，如果美国仅将现有针对中国的301关税税率提高到60%，对美国的影响或在-0.5%左右（与关税1.0相当），对中国的影响量级略高于美国；如果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60%关税，对中、美GDP的负面冲击约为0.5-1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中国全面征收60%关税、对其他国家全面征收10%关税，对美国的GDP的负面冲击或为1.5-2个百分点量级，且对中国的冲击小于对美国的冲击。

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

《美国加征关税有多大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