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谈共同富裕：路径、原则与实践（约 8000 字）
文摘
2024-11-21 08:50
上海
本文概述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策略、原则和具体措施，重点关注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通过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重点发展能源产业。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西部发展战略：大资本、大企业、高科技、大市场、系统工程
- 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同权同价拍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政策改革，提供平等待遇
- 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土地、资金、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市场的城乡二元问题
通过这些战略性举措，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各类差距，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以下为正文】（已做脱敏处理，有删改）
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相关领导人在重要会议上就此问题做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在去年四季度在某知名刊物上全文发表。仔细学习这篇讲话，我们可以理解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操作，主要有5个原则：第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重，是两位一体，如同手心手背。第二，共同富裕是分阶段实现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把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标准套用到现在的初级阶段。第三，共同富裕不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而是有差别、有差异的共同富裕。第四，社会主义的劳动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尽所能。第五，共同富裕不仅靠分配和努力劳动，还要依靠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来带动社会富裕。我们讨论共同富裕，大逻辑上就是缩小三大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缩小区域差距主要不是靠三大分配。虽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把东部的资金转给西部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真正缩小差距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生产力来促进西部大开发，从而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中国有一条著名的人口分布线，从东北到西南画一条直线，这条线的东南面占据着中国2/3的人口。这里每年的降雨量在1,000毫米到1,800毫米左右，风调雨顺，不管是农业还是城市生活，还是社会发展，都很繁荣昌盛。而这条线西北面只有中国1/3不到的人口，但地理面积却占中国的2/3。这里每年降雨量只有200-600毫米。像西北部一些地区，降雨量很低。实际上，这种自然条件不是人为可以轻易改造的。说"人定胜天"，把干旱地区变成绿洲，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吃力不讨好且难以实现的事。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东部的人才或农民调到西部。这不是人才能力的问题，也不是靠东部农民到西部精耕细作就能解决的。我们东南沿海可以精耕细作，主要是因为降雨量大。而西北地区一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连基本饮水都难以保障。因此，解决西北地区的问题需要依靠现代化生产力，而不是简单地复制东南沿海的发展模式。这实际上需要依靠现代化技术。自2000年以来，我国推动的西部发展战略，其成就可以归纳为"五个大"：一、凡是西部发展项目，要么不做，要做就是大资本、大资金投入。一个项目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甚至几千亿。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必然需要大企业参与，不论是民营还是国有，都是国家级的500强龙头企业。四、项目产生的效果和产品必定影响全社会、全国，甚至与全世界有关。按照这"五个大"原则实施的项目都取得了成功。比如能源输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等。以青海的清洁能源光伏项目为例，占地70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国土面积还大。这个项目每年可以产生上万亿度电，按每度电两毛钱计算，就是2000多亿元的产值。这将为整个西部地区七八千万人均增加约2万元收入。再看以色列这样的沙漠国家，他们的大棚农业生产的水果和蔬菜销往欧洲各国。这也符合"五个大"原则：大资本、大企业、高科技、大市场、系统配套。通过这些努力，区域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00年时，区域差距曾一度达到3.5:1，即发达地区如果有10元，欠发达地区只有不到3元。发展战略实施后，到2010年，这个差距缩小到3:1。最近10年，特别是近几年，差距进一步缩小。到2020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差距，据统计，已经缩小到2:1。在我国实现环保目标下，西部未来将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目前我国每年消耗8万亿度电，电厂主要集中在东部。但40年后，如果我国年用电量达到20万亿度，预计其中15万亿度将来自西部。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风电和光电，以及西南的水电，可能会占到全国总电力的3/4。假设这15万亿度电以每度两毛钱计算，价值3万亿元。这意味着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将增加约3万元，从而缩小地区差异，也缩小了收入差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缩小"三大差距"之一的区域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并非依靠东部的转移支付，而是通过西部自身的发展实现的。未来，西部可能成为我国的"能源基地"。就像能源使某些地区变得富裕一样，能源产业可能会让西部变得更加富裕。因此，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后，由于西部成为我国的能源基地，整个西部的人均GDP可能会与东部持平，达到1:1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质量发展。谈到共同发展，我认为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你想买什么都可以买，不用为生活发愁，在衣食住行上没有太多操心，能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像我们这些做装修的，现在生活条件都很不错了。如果要求不高，其实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标准。即使有更多愿望，我个人已经没有太多需求了。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状况还不错。去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我们14亿人口，3万乘以14亿，就是42万亿。所以我们整个GDP中有42万亿是居民收入。城市人均是4万多元，农村人均是1万多元。这意味着城乡差距是1:3，差距相当大。有人可能会想，解决城乡差距是不是要靠城市拿很多资金支援农村？或者派干部、农业技术专家下乡，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这些方法都没错，包括扶贫帮困，都在解决农村的收入问题。但我国城乡差距的主要矛盾在于我国的农村体制。自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我国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体现在要素市场体系上，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经济运行的要素在城乡之间是不循环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我国农村比城市收入低，这是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对城市的体制机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带来了深刻变化。然而，城乡运行体制至今还没有真正突破。比如，我们常说农村有6亿多人，年收入只有1万多元，月收入仅1000元左右。仔细观察这部分农村人口，你会发现他们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要么是务农收入，要么是进城打工的收入。资产收入在我国农村五六亿人中不超过3%。这种情况3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相比之下，城市家庭除了工资收入，还可能有股票、理财、房产增值等资产收入。例如，王先生，你的家庭收入不仅来自每年的劳动和工资，还可能包括各种资产增值带来的收益。我们的农民在这方面没有这种收入。以我国沿海地区为例，从90年代以来，城市土地价格，无论是重庆、上海、北京还是河北，都有显著增长。1995年的土地价格与现在相比，5年翻了一番，10年翻了两番，20年翻了四番，涨了十几倍。这种地价上升使得当地被征地的棚户区居民，一旦遇上拆迁，就不再是万元户，而可能一下子获得几百万收入。这解决了土地要素升值带来的增值，不是劳动收入，而是要素增值的收入。然而，农村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不管城市土地涨了多少，我国农村土地的价值几乎没有变化。你20年前有一亩宅基地，现在价格差不多，没有变化，这就是土地要素的差异。第二个概念是债务。我国总债务约260万亿，其中政府欠债50万亿，企业欠债160万亿，两者合计约210万亿，而居民欠债50万亿。债务资金也是一个重要要素，谁能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谁就更容易实现资产升值。然而，农村的6亿人，包括农民工和务农的农民家庭，全部加起来的个人贷款不超过4万亿。相比之下，城里是多少？46万亿。这46万亿对应城市人口，而农村才4万亿，这是客观数据，有银行统计为证。为什么这六七亿城市人口可以借46万亿，而另外六七亿农村人口就借不到钱呢？这就是市场中资金要素的差异，农村没有渠道让资产增值。反过来说，如果能从银行贷款，这笔贷款通常用于购买资产，即使可能产生坏账，但从整体概念来看，通过银行贷款获得更多资产，然后资产会升值。举个例子，城里人买了300亿平方米的住宅，用掉了40多万亿的按揭贷款。城市的46万亿贷款中，40万亿是按揭贷款，还有几万亿是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这些按揭贷款购买的房子，十年前买的现在可能翻了一番，五年前买的也涨了50%，20年前买的甚至翻了三番。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财富增长显著，而农民却没有类似的机会。因此，资金市场、土地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都与农民无关。总的来说，我国政府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深入到城乡之间。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我国农民与城市居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今后，大城市将反哺农村。如果农村的200万亩地与城市土地一起拍卖，不再征用，新的土地法规定无需征用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直接拿出来同股同权同价拍卖。假设拍卖所得500万，这500万就归农村农民集体组织，其中100万可能用于征地动迁的成本费用，剩余400万则分给大家。这样，农村就会增加财产性收入，这项改革堪比土地承包制，是一场农村革命！这是2020年刚刚发生的土地改革。但这个政策的初衷可以追溯到2013年三中全会的决定，相关意志逐步转化为法律意志，现在已成为政府行为规则。未来十年，如果每年有数万亿资金流入农村，十年累计将达到数十万亿，这将大幅提升农民的土地收益。此外，相关部门近年来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数据显示，2015年有3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到2020年减少到2亿，预计再过5年可能只剩1亿。到2030年后，只要在城里工作，就有望成为城市居民，获得户籍。落户后的差异很大。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里落户，有稳定工作的话，基本上会进入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城市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指的是那些在各类企业有正常工作、有户籍的人。为什么农业转移人口不算在内呢？因为他们没有户籍。到了四十六七岁，城里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又回去务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种待遇都比城市居民低。这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因此，中央正在推进要素市场改革。2020年4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今年1月6日，国务院又落实了2020年要素市场改革的具体方案，旨在解决土地、资金、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市场的城乡二元问题。所以你应该看到，即使在经济相对困难的时期，一个巨大的、具有重大红利的改革正在推进。这个改革能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这种制度优化一旦实施就会产生效果，就像春风吹拂大地，农村收入会逐步提高，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和消费循环。第三件事是缩小行业差距，这直接影响了城市各行各业的收入差距。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农村居民与一线城市的金融从业者相比较，这是不恰当的。三大差距的主要逻辑是：区域差距相对缩小，城乡差距相对缩小，以及城市内部各行业间的差距——这最终形成了收入差距。在我国，金融业、互联网平台、IT和房地产这三大行业收入较高，远超过工业、商业、贸易等国有和民营企业。因此，我国城市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行业性差距。这种行业性差距源于政府在供给侧基础制度和行业边界方面的不清晰，或是经验不足所致。我认为，这与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无关。如果在源头上就拉大差距，后续再试图弥补，效果可能不佳。以金融业为例，约40家上市金融企业的利润相当于4,000多家其他行业企业利润的一半。这主要依靠特殊政策，造成存贷款利差高达4个百分点，是全球罕见的。相比之下，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地的存贷差仅为两个百分点。这种巨大差距实际上影响了市场竞争。这种情况是我国资源配置中，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特殊待遇造成的。也正因如此，民营企业纷纷争取金融牌照，甚至追求全牌照。互联网平台的核心问题在于税收不到位。不是少交税，而是几乎不交税。全世界的网络都收税，唯独我国网络不收税，这导致了什么问题呢？这源于经验不足。我们把互联网视为新生事物，担心过早征税会影响其发展。但互联网平台的B2B、B2C销售模式并非我国独创。80年代、90年代国外就有网络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我国这样迅速发展？为什么国外的百货商店没有被网络冲击，而我们的百货商店近半数关门？原因在于实体店交税，而网络几乎不交税，这导致了资金流向的不平衡。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网络与实体店税负相当，因此人们不一定非要在网上购买便宜货。我指出的是这种边界问题，源于我们经验不足，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市场不平衡。如果制度公平，当某个行业有前景时，大家都会涌入，效益就会被摊薄。最终，各行各业的利润会趋于平衡。但如果不是自然均衡，而是制度漏洞造成的快速增长，那么无论多少人涌入，最终仍是少数人受益。因此，这不是网络从业者故意规避税收，而是我们的基础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反映了我们的经验不足。总的来说，我要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当前是缩小三大差距：区域差距，用人均GDP衡量；城乡差距，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体现；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体现。区域差距：通过发展现代生产力；城乡差距：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消除二元结构；收入差距：通过调节行业边际效应，实现供给侧制度均衡。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是指优化各行各业的基础制度供给和要素供给，形成结构性平衡。由于这方面工作尚未到位，我们的科普有时不够充分。一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简化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变成了纯粹的行政手段。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内涵是资源优化配置、全要素生产力改革，以及各种基础制度和要素供给的均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各行各业的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还未完成。虽然中央已经提出5年了，但仍需继续努力。目前，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随着调整深入，各行业之间将实现合理的结构性均衡。这三个方面——区域、行业和城乡——统称为中央所说的高质量现代经济发展。按照这种思路调整，比单纯依靠一次、二次分配要快得多。这本就是中央的工作重点。请注意，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只是在解释中央文件。大家在讨论二次、三次分配时，必须明白：社会发展是我国当前阶段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深化改革、全方位促进开放的一次波澜壮阔、内涵丰富的推动。这是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折，各方面都在调动积极性。因此，当我看到中央提出的社会发展时，我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前景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积极的概念。谈到共同富裕，人们常常只关注分配问题。实际上，一次分配是基础，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体现多劳多得，同时要实现劳动所得保值增值。二次分配是关键，主要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在税收方面，我们需要理解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关系。我国的间接税体系相当完善，包括增值税、关税等。目前我国间接税收比重较高。降低间接税能改善国家的营商环境。企业运营成本降低，效益提高，从而产生更多富余，整体经济规模也会扩大。第二块是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和房产税等。加强直接税收入是我们税收调节的重要一环，但这个话题常常引起担忧。目前，我国是少数几个尚未全面实施财产税的国家之一。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较高比例的遗产税、赠与税或年度房产税。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们并不因此感到不安。相比之下，我国的一些企业家对可能实施的税收政策表现出过度忧虑，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即使我国开始征收这类税，也不过是在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因此，首先要理解这件事：这不是某种特殊的政策，而是全球普遍采用的做法。担心税收会导致资本外流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你应该理解这样一个逻辑：在某些欧洲国家，如果你的房屋面积超过一定标准，需要缴纳的税款可能相当高。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即使是大企业的高管，也很少有人居住在特别大的房子里。再比如说遗产税，不是说普通人辛苦积累的小额存款就要被征税。但如果是数额巨大的遗产，可能就需要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税款。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的方案。但可以预见，未来的政策可能会针对大面积豪宅或多套房产等情况。这是许多国家都在实施的政策，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税收通常是有起征点的。比如，可能只对超过某个面积的房产征税。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正常居住的房产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拥有多套房产，情况可能就不同了。这种政策设计是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毕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只有少数人属于高收入群体。我国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美国慈善捐款每年约占美国GDP总量的2.5%。以20万亿GDP计算，大约是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各界人士每年的捐款占GDP比例较低。这个差距在GDP比重上较为明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价值观不同。实际上，美国的税收政策允许将公益捐款用于抵扣税款。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有1亿元遗产，原本需缴纳5000万元税款。如果他选择将整笔遗产捐给公益事业，虽然名义上捐了1亿元，但实际上有5000万元是政府间接参与的。这种机制使得相关国家公益捐款数额大幅增加。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抵扣机制。我国的捐款主要来自企业。企业之所以愿意捐款，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有25%的抵扣额度。这说明二次分配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二次分配不仅决定了税收的多寡，而且如果处理得当，还能促进三次分配的发展。这并非弊端，恰恰相反，合理的二次分配可以激励更多人主动参与捐款。更重要的是，政府原本必须征收的税款，因为被抵扣了，相当于政府间接为捐款出了一份力。这就是其中的道理。因此，相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将三次分配整合成一个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追求公平，三次分配强调自愿。这一系统工程体现了深远的智慧和重要性。只要我们这样理解，就会明白三次分配的关键在于做好二次分配。做好二次分配后，在间接税方面可以改善一级市场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在直接税方面，系统化的征收可以推动三次分配的发展。最终，中国也一定会形成相当于GDP 2%以上的捐款体系。这不是被迫形成的，而是共同发展三大分配体系自然运作的结果。如果缺乏共同发展，社会将面临严重问题。当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无法完全消费这些财富，导致市场萎缩。过剩的资金会涌入股市、房市或贵金属市场，引发严重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意愿，却缺乏资金。这导致各类商品和服务市场萎缩，最终引发复杂的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发展，社会阶层将固化。富裕家庭的子女享有优厚条件，容易形成不良心态。而贫困家庭的子女，无论多么努力，都难以找到上升通道。这种情况最终会导致社会问题，各种局面都难以持续。因此，共同发展不仅是我国的初衷、宗旨和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全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回顾去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下半年，相关部门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发展的号召。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过"最终还是要共同发展"的理念。相关委员会正式提出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构建一个橄榄型的中等收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