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之前夕，已迁到洛阳，林主席驻节在洛阳的西宫，而蒋先生和汪先生则乘了专车到徐州，听见上海战役已开了衅端，又折回至浦镇。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过江到浦口去见汪蒋两先生，说也滑稽，上海军不管日夜炮火连天，日本陆军陆续由日运送上海登陆，吴淞和闸北横被轰炸，而湾泊南京的日本兵舰依然安详的浮在长江的水面，我们每天过江都绕过日本兵舰面前，而中国的海军也行若无事的，相对着象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夜，日本兵舰毕竟炮攻南京的狮子山了，我虽然住在安铺营，每夜都睡在罗钧任的家里。他那里有军用电话，每天战况均有详细的报告。我们正在饭后，忽闻隆隆一声炮声，那不是大炮吗?我们走出天阶，看见天际火光又闪烁一下，来了第二炮，接连着放了几炮，便又寂然停止。何敬之的电话来了，说日本兵舰在开火，他正在调查开炮的原因，至于狮子山炮台方面，决定暂时不还炮。到了夜半，第二个报告又来，说有人对日本兵舰通岸的浮桥掷手榴弹，所以日本兵舰开炮。夜太深了，让军士警戒着，明天再说罢。反正几条日本兵舰占据不了南京，可是南京那时真是在唱空城计，除了宪兵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军队来拱卫这个首都。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罢!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象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罢，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上海的战事，十九路军的确没有方法支持了。蒋先生虽然调了张文伯的第五军参加，然而兵力还不够使用，某某党趁着江西的军队向下游移动，乘虚而入，占领了抚州，蒋鼎文那师由赣东调至浙江以赴上海之援，沿途也被某某党腰击，未至杭州，而十九路军已退。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战，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经各国公使的努力调停，上海算是停战，而且开了和平会议，终于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那个协定，只有请读者翻正史，恕我不赘述。协定签订之后，我们的外交次长郭复初给人打破了头，一班所谓人民团体的代表，对于停战愤愤不平，他们只知停战之可耻，而不知军事之无法，大家去见郭复初要求说明，把一筒纸卷的铜圆，掷在郭先生的额角，便郭先生进了几天医院，至今额上还留了一条纪念痕，来纪念他此次在折冲坛站的功勋，但有什么要紧呢，郭先生为这一掷，后来立刻做了中国驻英大使。
日本算是胜利了，在虹口公园开了一个祝捷会，在会场上给高丽的革命党投了一枚炸弹，白川大将送了命，重光葵公使送了一条腿。重光葵还不错，虽然卧病在医院，刻刻还希望和平，至病好离沪之时，还谆谆的说话，希望中日早日恢复和平。我心里想这位重光葵先生，还算得上一个政治家，虽然受伤，依然维持他的远见。自此上海又歌舞升平，直至廿六年八月又沦入血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