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帅这样考虑确实有理，陕北完全是死地，中央当时就曾通报过他们：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
“各县论地情则山多，
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四方面军到甘南后仅一个月，占领地区的人口就有约八十万，为陕甘宁根据地人口的两倍。徐帅说：“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意思是中央口口声声北上是活路，可中央折腾了足足一年，还是身处险境，其安全度甚至不如张国焘相中的西康，至少那儿山深林密，不会被敌人轻易消灭。
有鉴于此，徐向前建议主力西进，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驻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以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 这本是更合理的计划，看一眼地形图便知。
陈昌浩提出的作战方案，地域正处于西安到兰州的通道地带。其时陇海线虽未修到那个地段，但西兰公路早就修通了。红军南北向运动，远不如国军东西运兵方便。选那个地域作战，有被国军两面夹击的危险。
然而陈的这个计划毛竟然批准了，但他又迅即变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
徐向前至此感叹:“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徐向前回忆录）
张国焘觉得，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就很不利。而且，陕甘北地区贫瘠，不便大军解决粮食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因此他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这计划（就是徐原来提过但被否定的建议）遭到陈昌浩等人反对，却得到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人赞成，于是他们制定了新的方案：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计划最终也得到了朱德和陈昌浩的同意，于是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 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张国焘《我的回忆》）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