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何以知兴替
——读《文心雕龙》史传篇第十六
闫缜尔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段人们熟知的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的故事。大臣魏征，敢于直率地向唐太宗提意见，经常在朝廷上直抒己见，弄得唐太宗下不来台。魏征死后，唐太宗非常悲伤，时常想念魏征，便对群臣说了上面的话。
唐太宗把魏征比作是一面镜子，并由此联想到历史的作用，得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结论。实际上，《文心雕龙》史传篇开宗名义，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要知道古代的事情，靠的是历史书籍的记载。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家是仓颉，传说文字是由他创造的，他是轩辕黄帝时代的史官，史官是主管记载历史的职务，可见史籍记载由来已久。
从《史传》至《史记》的十篇，所论文体，都属“笔”类，是对各体散文的论述。刘勰把“史传”列在无韵文之首来讨论，这是他认为史含文，把写史看作作文，把史家看作文学家的表现。刘勰所推崇的史书《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们的作者都是大文学家。《史传》主要讲各代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著作的写作。
史，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左右拿着笔，记录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古代，在国君左面的左史专门负责记载帝王所做的事，在国君右面的右史专门负责记载帝王所说的话。记言的经典就是《尚书》，记事的经典就是《春秋》。
传，就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是《春秋》的辅助读物，历史记事文章中的佼佼者。到了战国时代，史官之职仍然存在。秦始皇合并了七国，可是七国的历史却保存在各国的历史简册里。因为这些简册只是把战国策士的言行记录下来，而没有依年代编排，所以叫做《战国策》。
刘勰高度评价了孔子修订《春秋》的功绩。“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从前孔子忧虑王道的衰微，伤感周代礼乐文明的败坏，在平时想到凤凰不来而感叹，看到麒麟出现而悲泣不已。于是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后，就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用鲁国的历史撰修《春秋》，举出事实的得失来加以指斥和赞美，引证国家的存亡来作为劝告或箴戒。在《春秋》里，一个字的褒扬，比坐官车戴官帽还要难以见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贬抑，就比受刀斧的诛戮还要耻辱。《春秋》的旨意精深，经文委婉简练。同时代的左丘明领会孔子的微言大义，全面系统地探讨事件的始末，创作了《春秋左氏传》。这样史传一体，为后世提供了千古镜鉴。
历史的记载传承，历代史官功不可没。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甄别叙述历代帝王功臣的功绩，编撰《史记》。他取法学习《吕氏春秋》的纪，把记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纪”。“纪”这种记载历史提纲挈领的名号，也是一种包举一切的大称号。所以司马迁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总叙公侯的事，用“列传”来记录卿士的事，用“八书”来铺叙社会政治制度，用“十表”来谱记年表和爵位。这种编史的方式，抓住了记述各种历史事实的条例。人物开始分别叙述，使人容易阅览。于是后来著述史书的人都学习效法他。后来蜀人陈寿写的《三国志》，做到了有文有质，明辨博通。
在刘勰看来，编写史书总的任务和要求是：征圣宗经。“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推究历史书的写作，一定要融会贯通百家的著作，使之流传于千年之后，要使得由兴盛到衰亡的史实得到明白的证验，可以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要使一代的制度与日月一起长期共存下去，王道霸道的事迹同天地一起长久流传。
在汇总和相互配合上的两大难点。年代久远了，事件的记载就有同有异，难于完全密切相合；历史事实积累得很多，事件始末就不容易分清楚而产生疏漏，这确实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有时同一个历史事件，与几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两处都记载就失之于重复，而只片面地写在某一纪、传里又有不周到的缺点。这又是编排资料的不容易。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也有后人的诟病。
同时还存在着写远和写近中的两种不良倾向。追述远代的事，因为时代久远，容易失实。荀况主张详近略远；对历史事实有疑问写历史时就让它缺着，这是尊重历史的真实。然而世俗之人都好奇，不顾历史要真实的原则。记述传闻总想夸大，记录远古事迹总是猜测使之更加地详细，于是丢弃共同的说法，选择奇异的，牵强附会。旧史没有记载的，我著的史书却尽量多记。这就是造成错误浮夸的根本原因，是记述远古历史的大害。至于记载当代的历史，时代相同也有很多虚假。即使孔子修订《春秋》，也不能不考虑世道人情的利害关系。贵族氏家，即使是庸夫俗子，也要尽量加以夸奖；困顿失败的士人豪杰，纵然有美好的品德操行，也常常受到嘲笑和埋没。“吹霜煦露，寒暑笔端。”这真好比北风吹霜冻，太阳晒露水，完全凭着一支笔。这又是对同一个时代历史的歪曲，是让人叹息的。
最后，刘勰强调了史书编撰的“万代一准”，即实录无隐的原则。写道：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编撰史书的四条大纲：一是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二是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三是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四是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撰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
刘勰总结的史传写作原则，既对史传的写作与批评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又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特别是对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和记实文学的写作与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启发今人如何读史，如何以史为鉴。正如《资治通鉴》所言：“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要求后人不光要勤于读史，更要善于读史，须能见其真、见其全、见其大、见其远、见其深，从而滋养厚重的历史感，进而坚定文化自信。
2024年7月26日
读写坊
点击篇首蓝字 敬请关注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