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何以化人
——西方文化社会学的另类视角
闫缜尔
笼统地说，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学问。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相依而存，相伴而生。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门学科日益深入到其他专业领域，比如文化社会学。一般而言，文化社会学是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近来人们常说，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即以文化人的结果。那么，文化何以化人？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英格利斯的《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书，提供了一种文化社会学的另类视角。
（一）导言
本书在导言部分表达这样一个要点：要理解日常生活，我们就要明白，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那么，什么是文化呢？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找出了164个关于文化一词的不同定义。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梳理出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四个：
1.“高雅文化”，其意义与“艺术”和“文明”相近；
2.个人修养，比如我们可以说“有文化修养的人”；
3.文化产品，诸如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
4.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比如当我们谈论“工人阶级文化”或者“日本文化”时指的的意思。
作者认为，第四条把文化界定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这个定义最有原创性，抓住了“文化”最为一般的层面。
1.文化包含一个特定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
2.一个群体的文化有别于另一群体的文化即每一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文化。
3.文化包含诸多意义，且文化本身是有意义的。
4.一个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深刻影响并共同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
帕森斯指出：“文化含义的结构构筑成了所有行为体系的‘基础’。”这就是说，文化有较为普通的价值观组成，并由此产生具体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指导人们，以期与更为宽泛的社会结构的“需求”相谐调的方式行动。
5.一个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蕴含于各种符号和工艺品中。
6.文化是习得的。
7.文化是多变的。
8.文化与社会权力机构紧密相连。
对卡尔·马克思而言，一个社会中的主导文化，与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相联系，并由其创造：“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主流观念。例如，一个社会中控制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控制着知识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接受常规和他非常熟悉的事物，并试图将其去熟悉化，使之看来陌生和特别，而不是普通和平凡。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状况有效地称之为“生活世界”。只有当个体对其周围的世界拥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时，人类生活才能够运行。为了维持运行，我们需要惯例和习惯，因为，如果世界上每件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总是作为一种惊讶到来的话，这些事情是完全新奇的、前所未有的，那么我们将会在生活中迷失方向，将会彻底茫然、迷惑、不解。也就是说，个体需要一定的心理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令他或她觉得周围世界的影响是相对可预测和可理解的，而并非是完全混乱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一种惯例和稳定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每个人而言，是他们的生活世界，是他们对有序和相对稳定生活世界的感知和体验。
个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他们所属的不同群体中所有相互交织的文化力量组成，并且由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语境所构建。所有生活世界最核心的特征是其“预反射性”，即理所当然。人们在其生活世界常常如鱼得水。每个人将生活世界看作是如此的自然而然，以至于他们普遍地认为“所有事情本来如此”。尽管生活世界是由文化力量塑造，却普遍被我们体验为“自然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存在于“文化之中”，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去熟悉化，不仅可以使人洞悉运转广泛的文化力量，而且偶尔让我们体验到日常生活里无意间的幽默。只有当你退后一步，打破将生活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来看待事物时，这种幽默才会浮现出来。关于一个事件的任何回忆都是有偏见的，并且是被一个看待及判断事情有着特定方法的人创造出来的，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部分是个人的，部分则是他们“文化”的产物。我们必须看到森林而不是仅仅特定的树木。然而，有一点至关紧要，需要谨记，尤其当研究“日常生活”之时，每一个人的生活既是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表现，也是具体的和独一无二的表现。
（二）文化、 “本性”和日常生活
本书第一章的主题，人类既是“生物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
人类本性是无政府主义的和野性难驯的。如果听任我们自行其是，没有文化的引导约束，所有人都会肆无忌惮。我们会寻求基本生物冲动的即时满足。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我们也会让自己得到即刻的满足，比如我们也许随地大小便，而不管对其他人的影响。文化通过调整和控制这些不可预料的情感性驱动，通过承认规律性、可预测性和秩序，确保了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进行。如果没有文化调整和推动，人类生活确实将会是“肮脏的、野蛮的和短暂的”。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受到两个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面是本我，受制于强烈的性与排泄的欲望的意识部分。另一方面是超我，包含道德观念的意识部分。为了与本我的阴郁力量斗争，文化已经深深植入这些道德观念。在中间受到这两个相反方面影响的是自我，个人意识到的自我。自我始终面临着两难困境：或者服从于本我的指示，满足自己性的排泄以及暴力的方面，抑或服从于超我文化引导的道德职责，而这种道德职责要求人们不能沉溺于自我的方式。我们每日纠结于满足我们的欲望或者断然拒绝这些欲望，陶醉于我们的“动物性”或对其感到羞愧和厌恶，这就好像我们每人有一个小天使在一个肩膀，一个小魔鬼在另一个肩膀，每一个都始终在一边的耳朵耳语着形式完全对立的建议。“生物本性”的“魔鬼”想让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管可能给我们自己或者他人带来多坏的结果；“文化”的“天使”则向我们告知如果放弃我们本能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是最值得被自己和他人尊敬的人，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人类”而非仅仅是“动物”。
因此可以说，在某些日常社会背景中，文化期望与身体能力及欲望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文化性的力量不仅控制，而且塑造人类身体。一个人童年时成长于其中，成年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们运用其身体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说话、跑步、投掷、举物和其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塑造和影响。
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一个人运用其身体的方式不是全然“本性的”。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学习如何成为“男性”或“女性”。社会化阻碍了女性以一种自信的方式追求她周围的空间。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是身体上被动而不是主动的，正如，比之男性感受到的身体周围空间，她们通过身体感觉的手段所体验到的空间有更多的约束。父权制的文化规范普遍地指导女性如何以“淑女的”方式运动，这不仅存在于运动的环境中，而且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日常生活领域。
（三）现代文化和日常生活
每个人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像是生活在他们自己文化水体中的鱼，对于始终存在于日常思考和行动中的文化力量，他们普遍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将之看作完全是“本性的”。
一方面存在日常生活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存在情感的理性化。
在现代工作文化中，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形，即关于情感反应，我们最不能想到的就是它本质上是“官僚化的”，它们受到官僚化的规章和理性原则的要求和强化。例如，航空乘务人员受到严格的培训，她们被训练向顾客展示友好及乐观的情绪。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僚化的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日常行为以及我们在某种明确的情境下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设置的规范。指挥家的职责在于确保在表演中管弦乐团这个官僚机构的不同部分彼此合作，这样他们的相互协同就产生了整体和谐的效果。
我们所经历到的，不仅是周围的事物，而且我们周围的人们，都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性力量的形塑，首当其冲的就是货币。首先，货币是非人格化的，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群体的人们，以及潜在的任何人，从地位最低的人到有最高特权的人都可使用它。因此货币也是普适化的：它将愈来愈多的人们置于其控制之下，而不考虑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货币随之带来一种特别的心理。这种心理包含对成本和利润的理性计算。这种态度开始在文化上和社会上支配西方社会，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它们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秩序，在前现代社会中情绪以及情感占据每个社会关系的很大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每天身处的地方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其中，理性、非人格以及效率是人们行动的核心原则。法国社会学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虽然我们没有认识到，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文化”形塑的。秩序和效率的律令业已战胜了其他更“人性”和“美学”的价值。理性化和几何化的空间允许驾驶员越过遥远距离，而不对某个他或她在正在经过的具体地点进行体验，或者以任何深刻的方式卷入其中。空间已经被扁平化和抽象化、被理性化和非人格化。汽车的使用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运输人和物的有效而快速的手段。但是，在汽车文化中，借以进行空间理性化的其他方式则是不合理的。汽车文化使人们孤立，从而减弱了集体感和伙伴意识，使最温和的人变成更好斗和自私的人，总想超越或追赶上其他驾车人。然而如果别人对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就变得非常恼火。
现代文化被视为是不同潜能和可能性以令人眩晕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它永远变化并且变化无常，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只能在文化的万花筒再次变幻之前短暂地存在。这与“传统”社会的文化情境大相迳庭，在传统社会的文化情境中，观念和态度变革的产生在整体上是缓慢而递进的。可以说，现在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迅速改变的能力和该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完全确定的、可靠的和或固定不变的。
齐美尔认为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已经学会如何应对这个城市生活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方法是屏蔽一切，仅保留他们周围环境那些最为必须的方面。为了从根本上经受住城市生活，人们必须采取某种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包含忽略或至多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接受那些遍布城市街道的景象和声音。齐摩尔认为，城市文化中居民的特点是自我关注与消遣。如果某人接受城市所能提供的每一个刺激，那么他可能彻底受挫。因此，一定程度的自私以及对他人一定程度的冷淡，是对城市生存条件的必要反应。城市居民会说，没有什么能让我惊异的啦，我已经全然了解，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震惊了。齐美尔认为，如果离开这种超然的程度，如果不假定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那么，人们事实上是不可能应付大城市生活的。当起起伏伏的城市生活的洪流将我们带到各处的时候，一定的自私、唯我主义，以及事实上一定的进攻性，这些将是必要的救生衣；没有它们，人们可能会溺于感官冲击的海洋之中，而这种感官冲击正是现在城市景观。关于这个情景，令人好奇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人处于越大的人群，就越感到寂寞和孤立。
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你自己”，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不论你的品味和兴趣实际上多么平庸，都必须使你的兴趣看上去“有趣”。你的品味是“独一无二”的。风格就像一个茧，我们可以躲到其中可以逃避我们必须尽可能独特的这种要求。在今天，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房屋是表达创造性、微妙性以及自我个性的一个重要途径。两位女士穿着他们都认为是只此一件的同一设计者的相同礼服，现身于同一庆典时，强烈的情绪就卷入这样的情景，这种强烈的情绪源于失望，这种失望是伴随着对品味与风格是双刃剑的这种认识而来的——这种双刃剑在于，它们使我们区别于某些其他人，但是令人不快的却是我们与另外的其他人相似。现代文化的主要悖论在于，独特性永远是硬币同一性一面的反面，这枚硬币的两面被谴责为永远跳着令人不安的探戈舞。
现代性似乎是对传统的瓦解及破坏，始终以更新颖的现象取而代之。然而，没有哪个人群能够在完全新颖的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度不确定与不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下生活。因此，现代文化不仅见证了旧有的传统的瓦解，还见证了新传统的创造。
（四）日常生活中的“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和“低俗文化”
关于“高雅文化”最著名的定义之一，是由19世纪英国作家马修·阿诺德提出的。首先，他说这一文化涉及到“世上所思所言的精华”。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艺术作品对那些能够经常接触到他们的人的影响。阿诺德认识到“高雅文化”不仅由世界上现存最重要的艺术作品组合而成，而且对我们的思考力和想象力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欣赏伟大画作和细致聆听优秀交响乐，观者和听者在思想上已经脱离其日常存在，进入精神与美的“更高”境界。“高雅文化”与日常生活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我们今日所处的文化，将无知的“娱乐”置于比“高雅文化”优先的地位，并且随着前者力量和影响力的扩张后者正被日益边缘化。伟大的艺术从我们的生活中缺席，将在智力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使我们变得贫瘠。
20世纪的美国文化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认为，通俗文化仅仅是“心智的泡泡糖”，它们不需要思想，它们所带来的快乐没有实质内容，是一次性和可抛弃的。“通俗文化”即是“大众文化”：是被大众生产的、无思想性的、不精致的并且是空洞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文化的产业化。这些文化产业是由那些利益驱动的大型联合企业所组成，比如好莱坞工作室和大的发行公司。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产品，不是令我们思考或者反思。它仅仅是“娱乐”而已。比如，20世纪40年代，“牛仔”电影是众多优秀电影题材的其中一种，其众多拼凑的版本年复一年地被生产出来，大量涌进电影院并随后在电视上放映。贯穿于整个20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延至今日的“文化”，均是以利润的名义被生产、加工、包装，然后再出售给我们。正如日常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一样，这些习惯亦是复杂的，并且它们所涵盖的内容无法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预先判断。
“艺术”远非自由漂浮在日常事物之上的某一天国领域里，它一直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与人们在日常基础上的所作所为相联系。在由500个评论家组成的评选中，马塞尔·杜尚的《泉》被评选为现代视觉艺术最伟大的作品。这件作品仅仅就是一个小便池，与我们在男公共厕所发现的工厂制造的其他小便池没有什么区别。区别于所有其他的小便池的是他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他被认为是位“艺术家”，那么他签上名字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是件艺术作品呢？我是一位艺术家，我说这是件艺术品，那么它就一定是件艺术作品。因此，杜尚总结说，因为艺术家和艺术展览馆都定义和批准这个小便池为一件艺术品，所以它肯定就是。
应该说，何为“优秀”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看门人”的判断。在定义一件展览品或者一位艺术家的优劣方面，一些评论家要比其他人更有权势。还有机构的执行者和个体行动者，他们不仅拥有标示“艺术”的权力，而且拥有标示出此类型优秀和劣质的例子的权力。小便池和假冒的“砖头堆”得以质变成为“天才之作”。本质上而言，在“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所做的区分是建立在阶级之间、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统治与被统治之间，被定义为“文雅”的人与被定义为“粗俗”的那些人之间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如果你有着高水准的文化资本，在这一世界里你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自在，而在廉价香槟四溢、夹鱼面包四处传递的私人派对里，对于走廊那尊“挑逗”的雕塑以及另一个房间里“雅气十足”的装潢，你会奇怪周围的人并不认同你的这些观点。在艺术世界里你是否感到自知，或者觉得与之完全疏远和疏离，取决于你拥有多少文化资本。这不仅取决于一个人在其成人生活里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也取决于他们童年早期的社会化过程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
“低俗文化”可以被视为是不符合品味和规范的某些标准的文化产品，而且呈现出的特质是与“伟大的艺术”对立的。人们对于“低俗文化”的定义，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俗文化”视为包括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牺牲品”的群体——中的某种创造力。在保罗·威利斯看来，被称为“低俗文化”的事物实际上在“草根美学”范畴，其思考、理解和评价的方式与“高雅文化”和艺术世界的有关活动一样都具有“创造性”。第三种方式将低俗文化视为价值观和行动，不仅要打破而且是以固执和挑衅的方式推翻“高雅文化”的准则。文化被分割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领域，“拥有严肃的一面和令人发笑的一面”。
（五）全球化、文化和日常生活
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全球化，还有观念性的文化发展，即“全球性”，它包含将整个地球视为“同一地方”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思考方式。全球性的意识正被戏剧化地体现在自觉的“全球性”事件中，比如奥运会、义助非洲演唱会以及名称贴切的足球世界杯赛事。这些“全球的”想象物越来越塑造着我们的所思、所感以及对事情的反应；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正全面地联系和依赖于地球上的每个人和所有事。我们的视角不能局限于人类生活如何受民族“社会”的影响，而要通过理解日常行为如何受之影响，并成为“全球网络和潮流”的一部分，来拓宽我们的视野。
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对于世界各种文化语境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有人可能会将西方媒体组织在创造和传播大量的世界电视和电影娱乐中的重要作用视为是对整个世界的重大福利。有些人认为，大众媒体（主要是美国的）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散播者，它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全球文化”具有非人格性和可复制性。当置身于这些场所之中的某一处时，一个人有时很难分清他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除了陈列在门廊或者门厅里的相当俗气或者浮夸的“本土文化”的展览品，提示他正身处一个被小心保护的“真实”的地方。它们正是奥热所称的“非场所”的典型代表，即特定场所的全球化空间，它不仅否定而且隐藏了它周围环境的特征。如若“全球文化”存在的话，它就会在这种去语境化和去地域化的场所来清晰地呈现出自己。
然而，本土事物仍然不太可能被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完全抹杀掉。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过于简化了“全球文化”的本质以及它对于本土环境的影响，因此理应受到质疑。在“文化”这个词的任何深层次的意义上，今天都不存在那种遍布世界的普世“文化”。这种“文化”将由“共同的记忆……以及共有的全球性思维方式”汇聚而成；还需要并通过某种“普世化的历史”将人们联合在一起。全球化过程可能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它们不仅会产生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而且它对于那种同质化也有着强烈的反应和排斥。在进入另一个文化语境时，特定文化产品的含义可能会或者有意改变其在原初产地的意义。实际上，可能正是电影或者电视节目的“西方性”激发了对它在本土语境里的重新解释；如果某些事情看起来非常陌生，观众们可以根据他们所熟悉的文化符号进行重新阐释，以此来对之进行理解。有一种观点是非常错误，他们声称存在某种整体上全面同质化的“西方文化”。实际上，如今西方的大城市集中表现为差异性。
现今大部分人的文化经验非但没有被“全球文化”冲击殆尽，而且可以被视为是“本土”与“全球”之间互相作用所产生的复杂混合物。全球化过程非但不会破坏更为本土和具体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从属感，而事实上全球化有助于复兴它们。
（六）结语
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关于预测事物未来发展方向的伟大断言，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往的成就被偶然忽略掉或被蓄意地遗忘。本书从齐美尔那里得益良多，而且认为，如果有谁值得被推崇为日常生活文化社会学的旗帜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齐美尔。或许是无知者无畏，智者千虑谨防一失，作者表现出一位文化社会学者难得的谦逊。他说，如涂尔干在百年前所做的评论，在现代治理分工的条件下想要成为涉猎广泛、能力超群的博大精深之人，比如既精通海德格尔的理论又能熟练应用统计方法，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在宏观或微观分析方面过度专业化，过多地专注于“定性”或者“定量”的研究方法，过分地致力于“理论”研究或者数据收集——这些失衡的做法均没有任何益处，而这正是因为它们不是开启而是关闭了通往解析现象复杂性的大门。事物是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观察和表现的。然而，如若你将望远镜只对准月亮的话，那么你可能会遗漏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对特定问题的讨论明显地在更为“理论的”观点以及较为“经验的”陈述这两端之间来回摇摆，并常常表现为前者的辩驳之辞。
作者最后写道：我相信，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最好方法并非是“大写的”文化或者是“小写的”文化，而是一种反思——即自我批评——能够意识到高度的劳动智力分工所铸成的问题，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种种盲目，以及它所激发的对待特殊兴趣进行武断的有失偏颇的判断。当一种全面的社会科学实践的文化开始成为我们日常领域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文化和日常生活本身的微妙之处、矛盾之处以及模糊之处。
由此可见，以文化人，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人生是短暂的，日常生活又是琐屑的。这样，人与文化、日常生活与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伴随全面的社会科学实践的文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特征，文化和日常生活本身却愈益增加它的微妙之处、矛盾之处和模糊之处。这或许正是文化的深遂所在、魅力所在，奥妙所在吧。
（注：文中笔录均为原书内容，感谢译者）
2024年10月9日
记于考察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