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术成果成文已久，部分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约束和限制。因此，我们也非常欢迎更多的学者以本文为契机，在国内外学术平台上对“延迟退休”效应的评估与分析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科学、与时俱进的探索与讨论。
高龄劳动力延迟退休，涉及的问题广而复杂，影响的经济部门数量众多，各种效应相互交织，需要以包括理论和经验、宏观与微观在内的多元工具进行讨论。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上，张川川和赵耀辉（2014）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我国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其经验研究观察到，高年龄段人群留存在就业市场，将挤入而非挤出青壮年就业，同时有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升。遗憾的是，该文并未给出经过检验的影响渠道，仅提出了包括高龄劳动力与青壮年劳动力岗位互补、高龄劳动力延迟退休带动社会总需求，以及高龄劳动力延迟退休将减少家庭劳动对家政服务市场的替代等三类假说。
代际交叠模型是评估“延迟退休”福利效应的重要模型基础，数量可观的研究据此展开。
王天宇等（2016）基于一个75期的待机交叠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就业和福利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论表明：1.延迟退休确实可以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但由于多缴多得机制的存在，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压力的缓解效应会减弱；2.延迟退休会挤出就业，延迟1-2年对就业市场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小，但青年组会因为就业形势严峻付出额外的搜寻成本，造成无谓损失；3.延迟退休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随着年龄的升高而逐渐增大，本该退休却延迟退休的群体福利损失最大。
严成樑（2018）运用该模型讨论了张川川和赵耀辉（2014）论文中提到的“隔代照料”猜想。结果发现，延迟退休可能对生育决策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正向影响为老年收入的增加会使得年轻人调整当前工作意愿，实现当前收入与远期收入的调配，从而愿意多抚养孩子；负面影响为老年人延迟退休会导致年轻人抚养孩子的成本和压力增加。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延迟退休时间和生育率之间呈倒U型或单调递减，即延迟退休可能会对生育率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
王丽莉和乔雪（2018）则从另一角度讨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联系。该文认为，居民生育的增加可能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养儿防老”的动机越强，父辈越倾向于将老年生活的质量寄托在子辈身上。因此，生育政策放开使其愿意提前退休，而延迟退休将会通过提升对老年时期的生活保障的预期，降低年轻时的生育意愿。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显示，延迟退休将不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从而对我国劳动力长期供给造成负面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普通民众在退休后参与家庭劳动而非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较为普遍。封进和韩旭（2017）的经验研究发现，参保职工办理退休后工作机会减少、养老金这一非劳动收入提高,个人在家庭内提供照料的可能性增加,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下降。参保男女性在办理退休后，提供家庭内部照料的概率分别提高13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而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分别下降47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点。女性退休年龄延迟5或10年时，51-60岁女性提供家庭照料的概率将分别下降12和29个百分点。这表明，退休职工确实大量参与家庭劳动的供给，其对于子女生活的帮助和支持不容忽视。
从经济整体角度来看，朱超等（2018）发现，人口结构冲击总体表现为中年、老年人口比重负向影响经常账户余额。政策模拟显示选择退休年龄政策时宜考虑当时不同的年龄结构。当中年人口占比较高时,从外部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延长退休年龄宜小步推进;但当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较大时,延迟退休年龄则可缓解经常账户余额下行压力。
欢迎订阅《世界经济》微信公众号
欢迎订阅《世界经济》免费邮件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