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高级金融研究院；蔡桢，中山大学商学院；许恒，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刊期：《世界经济》2024年第11期
原标题：迈向“中国质造”：信任品质量追赶与质量标准渐进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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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但以食品为代表的信任品市场，却反复陷入质量危机与信任危机。信任品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关于产品质量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决定了政府对信任品质量的规制是保障产品质量，维护公众信心和确保信任品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政府可选择的规制工具中，质量标准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然而，现有研究在讨论质量标准与企业行为以及信任品质量的关系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制造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信任品行业中的企业制造能力不同，同样一个标准，用于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效果可能差异很大。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是：在质量不易观测的信任品行业中，考虑发展阶段和企业制造能力，何为最适宜的质量标准？政府应当如何制定并调整质量标准？政府如果忽略了本国信任品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制造能力，其制定的质量标准是否会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甚至阻碍信任品行业的发展？
本刊于2024年第11期推出由张一林、蔡桢与许恒撰写的《迈向“中国质造”：信任品质量追赶与质量标准渐进式提升》。该文从行业发展阶段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监管者、国内企业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质量领先企业的博弈模型，揭示出了质量标准与和信任品真实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在信任品行业发展初期，国内企业平均制造能力较低时，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发达国家成熟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照搬到国内，即选择了远超国内企业制造能力进而过于严苛的质量标准，可能会诱发企业虚假创新的道德风险。
第二，为应对企业虚假创新的问题，政府可以针对企业的造假行为实施专门的监测（例如加强产品抽查、提高检测技术等方式）。但是，如果质量标准超过企业的制造能力太多，那么企业虚假创新的动机会非常强烈，政府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下，很难确保产品质量完全达标，此时容易出现监管失灵和行业信任危机。
第三，政府根据企业制造能力及其动态变化循序渐进地提高质量标准，不仅可以避免企业虚假创新所引致的产品质量风险和行业信任危机，还能在有限的监管资源下稳步持续推动信任品质量提升。
该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应当确保最低质量标准与对应行业的发展阶段以及企业制造能力相匹配，并根据企业制造能力的动态提升循序渐进地提高质量标准。
第二，政府每次提升质量标准后，应辅以配套的监测机制来甄别企业是否存在虚假创新的行为，确保企业生产的信任品真正达到质量标准。
第三，政府应当引导消费者理性认知企业的制造能力，避免消费者被企业的“虚假宣传”所欺骗，这也是防范行业信任危机的重要举措。
作者简介
张一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百人计划”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科技金融等。研究成果发表于《世界经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洪银兴经济学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金融学术年会最佳论文奖等奖项。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基金项目。
蔡桢，中山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碳金融。已有成果被《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接收待刊。
许恒，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管理系副主任，卡尔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论、数字经济、竞争政策与反垄断，在《世界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教育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ourna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 Strategy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著有《平台经济市场竞争与反垄断研究》、《平台经济典型垄断行为分析与反垄断规制研究》、《反垄断法的法学与经济学解释》等专著和教材，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视角下的垄断形成机制与反垄断规制研究”。
论文复现包等材料已在《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和中国知网（CNKI）公开。后续研究如使用了作者公开的数据、程序代码等内容，请务必在研究中标注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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