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是伯父的长子，我们四个弟弟从小就叫他老大。老大曾经跟我们兄弟讲过他遇到的两位老师，一辈子都忘不了。
老大读小学三年级，伯父英年早逝，伯母带着四个孩子苦苦挣扎。文革刚刚结束，但余毒还在，阶级意识还在。老大读四年级，他的班主任叫陈同仁，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大队书记让他当了民办教师。有一天午休时间，老大与同学玩耍，不小心打碎了讲桌上的红墨水。班主任把他拽出来，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大声吼道：“地主崽崽想翻天了。”老大不敢哭出声，脸上肿得像隆起的馒头。
回到家里，奶奶与伯母见老大浮肿的脸与极度悲伤的情形，眼泪纵横。奶奶哭着说：“崽啊，怪只怪你爷爷是个地主。”爷爷知道后，沉默了好久，一言不发。
从此以后，老大把这一巴掌记在心里，狠心读书，小学毕业考上了武冈二中，成为里仁小学第一个考进武冈二中的学生。
老大进入了二中，学习成绩非常好。他的班主任老师叫陈立瑜，教语文。因为家里条件十分困难，伯母一个人在家里劳作，入不敷出，生活压力实在太大。初中毕业前，一大家子都希望老大能考个中专，减轻家里的负担。那时考了中专与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学费很低，还有生活补贴，家里基本上不要多少开支。因此，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能早日跳出农门，都希望初中毕业就能读个中专。按照成绩，老大是能够分配到中专指标的，按照家庭实际情况，老大更应该有升中专的指标。而事实是，老大没有。
老大很伤感，那些成绩比他差的都堂而皇之地拿到了指标，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伯母也多次找过陈立瑜老师，陈老师说：“陈长虹成绩这么好，读中专是浪费人才。”伯母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她不太会说话，多次请求无果，每次从学校回来都要大哭一场。
礼拜六老大回家了，我父亲劝了他很久。老大说从他这一届起，高中要读三年了，负担比以前的人更重。我的父亲说：“根据你的成绩，以后考大学绝对没有问题，不读中专或许是件好事。目前是困难一点，大家帮衬一下，也就挨过去了。”老大忍下了这口气，顺利考上高中。
三年之后，成绩优秀的老大考上了军械工程学院，远在河北的石家庄。寒假回到家里，他一身军装十分威武。伯母说：“长虹，你要去给陈老师拜个年。”老大想想，说：“也是。困难再大，都挺过来了，没有陈老师的坚持，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时光飞逝，几十年一晃而过。每每回味着老大讲给我的故事，我的感触很深。作为教师的我，内心里有很大的触动。陈同仁老师是我的本家，隔壁生产队的，他对老大的态度是带着仇恨的，是有阶级立场的。那时的老大尽管年幼，但是目睹了作为“地主”的爷爷奶奶的处境，他对那凶狠的一巴掌，心里也是充满仇恨与愤怒的。但是，年幼的老大懂得用努力读书来求得平衡，从此立下了志向。陈立瑜老师，爱才惜才，执意让老大读高中考大学。我理解伯母一家当时的处境，老大读高中的时候，他的弟弟只好在家务农，因为实在送不起。而陈立瑜老师的坚持，让老大产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误解。这种遭遇，激发了老大的斗志，让老大咬紧牙关，矢志向前，终于考上军事院校，算是熬出了头。
老大的这些经历，是他的财富。一个扇耳光的老师，打醒了懵懂蒙昧的他；一个执意让他读高中的老师，看似伤害了他，最终却成了他生命中的贵人。
孰是孰非？教育工作者，可当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