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数同志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进行重新审查，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也应给予平反。
不久，在海外，王凡西读到宋文后，即在香港公开发表《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他说自己要以一个被牵涉在内的证人资格，向国内对此案有权审议的人们，提出申诉。文章以大量篇幅回忆了他与王实味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往来，最后他写
道：
我要以“被告”的证人资格，向可能“重新审查王实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陈述：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 1929 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在“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王凡西的这一证词，为王实味案的平反带来了希望，事实上我们读遍《双山回忆录》竟找不到王实味加人托派组织的蛛丝马迹，在王凡西叙述周详的长篇回忆录中，如若王实味有参加托派组织的事实，他断然不会一字不提的。
温济泽在读到王凡西的文章后，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向中组部写了报告，再次提出为王实味“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此间，王实味的亲属仍不断向有关部门递送上诉材料。
1986 年《瞭望》周刊第二十二期发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上海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到“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
这些表明了中央高层领导对王实味案的重视与关注。
同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准备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选用了毛泽东 1962 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谈到战争年代“捕人、杀人”时说：“还有个王实昧，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怎样对“王实味”作注时，委员会派有关人员进行调查。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正式出版时，在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条中这样写道：
王实味（1906 年--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这一结论是报经胡乔木同志批准审查的。至此，王实味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了。
1988 年 3 月4日，温济泽再次写了报告。5 月 13日，他接到中组部一同志电话，答复说报告已转批公安部，因为王实味的档案在公安部里，电话并告知说，中组部将协助公安部做好复查工作。
公安部用几个月的时间,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报告材料，只待有关领导圈阅，但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又搁浅了。
从 1979年南下京城上访，转眼间又是十年，刘莹老人双鬓已满是白发，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坚信，历史的陈案，今天都会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断地上诉，耐心地等待。
1990 年 4 月，公安部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到车城，他们带来一份平反决定的初拟稿，征求家属的意见。
12月的一天，天上细雨纷纷，儿子王旭枫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厂领导派一辆小车将刘莹及家人接到厂部。这里坐满了人等待他们到来，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省公安厅，十堰市公安局领导，二汽领导都已在座。公安部同志向人们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
刘莹老人平静地听着，似乎岁月的沧桑已磨平了她对故人的感情，只是年已五十五岁的儿子止不住流下眼泪，他说这是他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
全文完（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