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对于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储安平提出八个字: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着英国式的立宪精神。他认为：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对于自由,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叙述是很带了一点感情的,至于将自由与人格这两概念联在一起,起码对唱惯了“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须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接下去的“进步”论述一般。或许“进步”本身含义太泛,不具太强的抗争特色,谁都可以高高兴兴甚至加着码接受。学校里派进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员可称作进步;大跃进,超英赶美也可称作进步。
第四点,理性。应该说这点最具储氏思想特色。也许汉学家们会觉得奇怪,受英国教育的报人,居然要在“道也者,不可离之须臾”的文明古国呼唤理性。如果汉学家们除了读《易经》也读《人民日报》,碰巧还步作一点社会调查,他或许还记得,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判断一件事一个人是不是大恶,常以“俺们贫下中农(是否)气炸了肺”为标准;时至今日,也常见以“××同志很不高兴”来臧否事物(这里的××同志一定得是××而不是×××,如展堂同志,精卫同志,否则就不大象大家敬爱的最高决策中人了)。且看储氏的论述——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和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在 1957 年特别遭到批判的,是这篇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话——
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这样的办刊旨趣,如今是日渐其少了。我们所熟悉的是别样的宣言——虽然刊物就性质而言,与观察周刊显然有颇多相似之处——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讴歌各条战线正在风起云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由衷地赞颂我们党和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开创的日新月异的新局面。……成为向四化进军的航船上一个新建的小小的观察哨,并与早已工作的千百个兄弟观察哨一起,在浩瀚无垠的生活的海洋中,为党和人民进行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了望。……“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们就是要为在党的指引下进行战斗的人民击鼓,我们就是要为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