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象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 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OBSERVER 》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 1946 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 年 9 月 1 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
那么,《观察》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呢？
先看发刊词。虽然一个人的宣言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但这篇储安平亲拟的卷首语就是今天读起来还能感到它的冲击力——不仅对旧营垒,还对荼毒中国人的旧传统与旧文化。读到这里,恐怕不少读者准备着逃跑了,因为近年来向旧传统旧文化冲击的文章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大和那么空,真让人吃不消。还好储氏的文章恰恰与之相反,它是太切实了,实得如同今天的读者几乎都有感同身受之错觉——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1946年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虑;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忧,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呀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有志之士如何挺身而出呢,从军？从商？从政？从事高尚纯粹的文艺活动？储安平选的是一条即使用或者说特别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但吃力不讨好,且荆棘丛生的路。俗话说就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