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末了王道士为我的话所动，答应于夜间将密室所藏中文写本卷子悄悄地拿几卷给我的热心的助手，以供我们的研究。这里又有一个很侥幸的机会来帮助我们,在道士看来，却是我的中国护法圣人在那里显圣了。我们将几卷写本仔细加以研究，证明那是几种中文佛经,原本出自印度，而经玄奘转梵为汉，于是连蒋师爷也为之愕然了。这岂不是那位圣洁的巡礼者在紧要关头自行显灵，把石室秘藏许多写本暴露出来，作为我在考古方面恰当的报酬么？
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的影响之下，道士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参看图86)。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方英尺。小室约有九英尺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
在这黑洞里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但是等到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把卷子内容急速展观一遍之后，这一座宝藏从各方面看来之重要，便就自行现出了。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高达一英尺左右，长在20码以上。
第一卷打开就是一部中文佛经，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石室时无甚差异。仔细考验之后，发现经尾书有年代，为时约在公元第5世纪的初年，就字体纸张以及形式看来，为时也是很古。在有一卷中文卷子卷背，有一大篇用印度婆罗迷字写成的文字，可见写这卷子时印度字以及梵文知识还流行于中亚佛教之中。像这种古代宗教同学术的遗物,闭于荒山石室之中，不受时间的影响，我觉得并不算奇。在这荒谷里，大气中即使含有若干水分，卷子深藏在石室中，也就与之隔始几小时愉快兴奋的研究，已经显出等待我们开发的那种新奇遗物是如何的繁复。道士自被我们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他的热心之真假姑且不管，不过在卷子里面又发现许多吐蕃文写本，有长卷也有整包的散叶，都是吐蕃文的佛经。
这些藏文经卷明明是吐蕃人占领中国这一部分边陲时期的东西，时代大约在第 8 世纪中叶到第9 世纪中叶。石室封闭之时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从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一碑可以明白，此碑道士先移来嵌在壁上，其后又移到外边。
乱七八糟的中文同吐蕃文的卷子（参看图91）而外，还杂有无数用印度字写的各自不同的长方形纸片，有的是用梵文，有的是西域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参看图92)。就分量以及保存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提并论。
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种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里，打开之后，全是古画，大都画在绢或布上。其中杂有一些纸片，以及画得很美丽的印花绢之类，大约是作为发愿供养之用的。最初所得的画大多为长二三英尺的条幅。从三角形顶部和浮动的旒看来，可以立刻知道这是作为寺庙旗幡之用的。打开之后，绢幡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参看图 87图88)。作幡用的一律是稀薄透光的细绢。后来我开合很大的绢画时候，才明明白白看出使用这种东西的危险。原来四边虽别有坚韧的材料以为衬托，然而因为在庙墙上挂得太久的缘故，大绢画也很受损害。加以收检的时候匆匆收起，扎得太紧，以致破裂。经了千百年的积压，当发现的时候，如要全行打开，难免没有损伤。但是随便挑阅一卷，都能看出所画的满是很好的人物。好几百幅画，运到不列颠博物院之后，打开修理，那些细微困难的工作，费了专家七年左右的工夫，真是不足为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