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 1947 年春,他因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的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 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象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 A 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
“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
A 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予.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 1957 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