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10月13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10月10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10月11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惹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
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19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14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10月12日，下午3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115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14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时，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10月14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15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