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楼上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包炮居中，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11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潘国平代表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是包炮与王洪文、潘国平事先商量过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潘国平、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潘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3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囔囔，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后来，包炮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我认为主谈的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的)，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
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包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