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那位善良的道士不安全的保管之中得到很大的发现品，不得已而离开以后的经过，在此处应该简单表明一下。大约一年以后，法国有名的学者伯希和教授（Professor P. Pelliot）来访千佛洞。借了他那渊博的汉学知识，他诱导王道士允许他去把剩余的许多中国卷子匆匆考察一番。努力的结果，他从混乱的堆中选出一些不是中文的写本，此外还有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上考古学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道士显然是有了以前与我的经验，于是允许伯希和教授携去1500多卷他所选出来的书籍写本之类。
1909年，这位学者回到巴黎路过北京的时候,他带去许多重要中文写本的消息，传人当时京城中国学者的耳中，他们因此大为兴奋。后来遂由中央政府下命令，将石室全部藏书运到京城。1914年我率领第三次探险队重新到敦煌，据所闻报告，得知京城命令实施时可痛可惨的那种特殊情状。我回到那里，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据他说是我捐给庙中的一大笔钱，因为运送卷子到各衙门，完全在路上就此花完了。整个所藏的写本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问的。
1914年我第二次到那里，王道士曾乘便将他的账目给我看，上面载明我所有施给寺院的银钱总数。他很得意地指给我看，石窟寺前面的新寺院同香客住宿的房屋都是用我所捐的钱修建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珍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见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一定还有不少，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许我带去的还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自然，又得布施相当的数目。
这样便终结了我那一部分在千佛洞的道士故事。但是这丰富重要的材料平安运走以后，研究之余所生的结果，似乎也应该叙说一二。自我于1909年初回到英国以后不久立即开始研究，得到许多专家热心帮助，其中一大部分的结果已散见于我的《西域考古图记》同其他各处，不过仍然还有几种工作等待完成，是可以由这种事实推得它的范围的观念及变化无穷的趣味的。
自然，以前作为石窟装饰之用，或者因为供养而收藏起来的那许多佛教古画，更其足以引起一般公众的兴趣。所有那些美术遗物，数目近五百幅，零篇断简还不在内，已由不列颠博物院聘专家仔细修理，将来保存可以无忧。所有这些古画细目俱见于我所著的《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特别的标本选刊于《千佛洞图录》(The Thousand Bud-dhas）中，秉雍先生（Mr. Laurence Binyon）同我自己对此有详细的讨论与说明。所有这些绘画的详细情形，并见于不列颠博物院刊行的魏勒先生（Mr. A.Waley）著书中。绘画大概的情形略见下章。
在石室所得各种装饰用的丝织品，如地毡以外各色的人物画绢,因绣品，以及印花织物之类（参看图90）此处因为限于篇幅不能加以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