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突出的一件事是 1947 年 5 月 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一案。查封的罪名完全是政治性的：
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着令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三家报纸与《观察》有什么关系么？用储安平本人的话来说,“其中一份不常看”,至于另外两份:
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份量的文字。
这样的报,由它封掉好了,与《观察》何干?但储安平信守“站起来”的原则,他出来呼不平了：
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我们站在同业的立场,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
这样明白的表态,在当时报界已属罕见,储安平仍觉不足,为了信守他的“原则”,竟然犯了直到今天报界还认为是决不可为之的大忌——除非上方宝剑在手(或在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同行,并且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公报》,先翻学潮报道的老账——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 月 20 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象南京 5.20 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 5 月 21 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
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吧?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 5 月 19 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 月 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在这儿指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也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决不至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由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看到这里,今天的读者,特别是 30 岁以下的读者和报界中人也许会问,储先生是不是得过三报的什么好处,欠着人家的情哪。至于跟大公报,没准有点过节,这下子可逮着了机会。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边,仅和总主笔徐
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覆①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凶吉安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