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棉⼗七⼚“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着上海国棉⼗七⼚的⼚房。
1966年7⽉20⽇，路南、路北两扇⼤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标语。这清楚地表明，⼀定有“红⾊喜讯”降临这家⼯⼚。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的⿊字：“热烈欢迎市委⼯作队来我⼚领导⽂化⼤⾰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的市委⼯作队进驻我⼚！”
⼀彪⼈⻢，在⼀个留着短发的四⼗多岁的⼥队⻓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七⼚。数千⼯⼈聚集在⼚⾥的礼堂。
⼥队⻓登上主席台，她发表⻓⻓的关于如何进⾏⽂化⼤⾰命的讲话，⼀次⼜⼀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通过⼴播，全⼚各个⾓落，都响着她的声⾳。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七⼚领导⽂化⼤⾰命……”她⼀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张六吉、赵⼽、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会等各机关抽调的⼀百多名⼲部，组成了上海国棉⼗七⼚新的领导核⼼。
施惠珍是⼀个早在1938年⼊党的⽼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运动⼯作，后来到沪⻄区私营棉纺⼚从事⼯⼈运动⼯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会副主席。从1958年起，调往上海市总⼯会。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总⼯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七⼚的⼯作队⻓，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作经验，对棉纺⼚⼜熟悉，⽽与上海国棉⼗七⼚没有什么⼈事⽠葛。
施惠珍经历过⼀次⼜⼀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化⼤⾰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作着——按党中央的指⽰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七⼚的⼚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的名字，知道他是⼚⾥不可忽视的⼀个⼈物。进⼚之后，她就着⼿了解王洪⽂其⼈，摸清此⼈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门⼝的红⾊标语还贴在那⾥，施惠珍在国棉⼗七⼚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作队进⼚的第⼗天，⼀张⼤字报震动了全⼚：《市委⼯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字报，⼼中暗暗吃惊：⼯作队的内部会议，⼯作队的动态，⼤字报的作者怎么⼀清⼆楚？
细细⼀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经验办事，出了个不⼩的漏洞：在⼯作队领导之下，建⽴了“材料组”。这是⼀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从⼚⾥的⼲部中抽调⼏个⼈作为组员。按照⽼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原组织科、保卫科⼈员，其中包括唐⽂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员之中，好⼏个是王洪⽂的密友。⾃然，⼯作队的⼀举一动，王洪⽂都清清楚楚。⼯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的情况，王洪⽂却已摸清了⼯作队的情况。
“⾛了个姓孙的，⼜来了个猴⼦！”王洪⽂在他的⼩屋⾥，向他的伙伴们作出⾃⼰的判断：市委⼯作队和⼚党委是⼀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个⿐孔出⽓！
王洪⽂掉过了炮⼝，从猛轰⼚党委转向炮打⼯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七⼚的异常动向，通过⼯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作组，听到上海国棉⼗七⼚⾥发出反⼯作组的声⾳，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3⽇派出第⼀个⼯作组——以张承先为⾸的⼯作组进驻北京⼤学，取代原北京⼤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的运动。刘少奇沿⽤的是“⽼经验”，⼟改派⼯作组，“三反”、“五反”派⼯作组，“四清”派⼯作组，⾃然，“⽂⾰”也派⼯作组。从6⽉8⽇起，北京出现反⼯作组的浪潮。7⽉19⽇，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作的刘少奇指出，“派⼯作组是错误的”。
然⽽，北京的声⾳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泽东指出“派⼯作组是错误的”第⼆天——7⽉20⽇，施惠珍带领⼯作队进驻上海国棉⼗七⼚。她压根⼉不知道，⼯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关注着来⾃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作组的⼤字报，使他⼜多了⼀份“造反”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