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横批是“造反请进”。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被印刷成宣传画广为传播。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1966年8月18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注：宋彬彬是宋任穷之女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30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真不巧，王洪文31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1966年8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1966年8月29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700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9月3日清早7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