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钳工）
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工人）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黄金海(车工)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化验工）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谢鹏飞(锻工)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上海八二二厂岑麒麟(技术员)
到了下午3时半，来自17家工厂的30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像个学生，20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佩戴“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