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应该说,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就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精神也不大吻合。现在不能确知毛泽东是否读过《观察》,但只看他在 1943 年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的批评,即可知储安平的这一套是不可能对他的心思的。毛泽东批评彭“谈民主从定义出发强调反封建，而没有从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抗日”;他批评彭“确立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而没有着重为着发动人民积极性”;对于“集会结社自由”,彭也搞错了,按毛的意见,不应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有利文化科学发展,而应是争取斗争的胜利”…
不过毛泽东谋略式的原则当时并不为一大批民主人士所知,也管不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储安平仍得以大模大样地贯彻他的“四个坚持”。
紧接着发刊词,署名打头阵的,是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今天,恐怕没有人署名在报上发表“时局之我见”之类的东西了。对时局走向的讨论,一般只在两处进行:要么由有血亲关系的老老少少在饭桌上瞎胡聊;要么高层人物在极机密的会上商讨。其余的人,包括大、小报编辑,学者,各机关首长,都眼巴巴地等着,任何创新都不敢有,一件非重复性的事都不能干,生怕“精神”一旦下来,闹个满拧。
但王芸生那时是不会有这种种顾虑的。在 1946 年的秋天,他将时局走向归为三个要点:
1.“南北朝”。他并且指出,这是中共要达到的；
2.“十月革命”。他认为中共那时未必有这么大的野心和力量。他以为此种局面的出现必是国民党军队哗变的结果;
3.“政协之路”。他认为要害是改组政府,举行民主大选,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上。他断言,这是“中国时局前景最好的一个去向”。
历史已经证明,王总主笔的估计全错了。
半年之后,储安平自己出来谈政局了。那时,《观察》已从400 份(试刊)跃为正式发行的 8000 份。本来,按需求,10000份也打不住。对此,储安平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只印 8000 份；这是他的生意经——让市面觉着抢手。
这篇题为《中国的政局》的文章,1957 年曾专门被提出来示众,不是在批判会,而是在大报的正版上,应该说,标题虽是“政局”,实质上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与评价,开首即讲在朝的国民党：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接着历陈现政权实已毕露的“穷形极相”。他认为——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