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的馈赠
——从米沃什《诗的见证》说开去
文/康宇辰
《诗的见证》
作者: 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 黄灿然
出版年: 2011-11
说明：本文中引文均出自[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诗的见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出书名。
01
历史与善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演讲稿《诗的见证》是一部谈论诗歌与历史的书，话题始于历史也终于历史，历史是这位欧洲诗人阅历的语言化，是其诗论的前提，也是最后指示出的希望所在。
米沃什本人，是流亡的诗人，后来也是一位学院派的文学史家。文学史学术训练给人带来的历史敏感性充分体现在他的言说之中。历史在米沃什的谈论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诗歌的专门史，主要是十九到二十世纪欧洲的诗歌史，波及之前漫长的古典时期，又特别浓墨重彩地评介了作为沦陷时期波兰历史后果的那一部分波兰诗。另一个层面则是人类的整体历史，主要是二十世纪热战和冷战中的世界。应该说诗歌史和人类史在他这里都是有着强烈个人体验的聚焦点的，正如他的第一场演讲起名为“从我的欧洲开始”，他是诗人，他谈论的是那种给他基本教养和历史意识的诗歌与人类事件。
也是因此，与其说米沃什陈述了历史，毋宁说他构造了历史。先说说他十分个性化的欧洲诗歌史。那其实是一种历史哲学气质浓重、胜过了历史事实陈述的谈论。谈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因为十九世纪刚刚过去，二十世纪欧洲诗歌生活在它的后果之中，而二十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诗人一直在场，波兰置身热战冷战的连续紧张和崩坏中又是如此敏感。这种境遇既导致米沃什的政治流亡，也导致他的诗歌针对性。于是，面对历史和现实，怎样构造出一个对历史的叙述，解释自己的来路并提出一种希望，这是对于米沃什来说很切己的工作。
于是我们发现在米沃什那里，关于十九世纪，欧洲诗歌中起作用的主要遗产就是法国象征主义，其重要性既是诗艺和诗观的，也包括对诗人处身境遇的构造，在那个属于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的舞台上，诗人从人类大家庭中孤立了出来。如果说荷马、维吉尔、但丁这样的古典诗人是作为文明精华的酿造和守护者存在的，人类大家庭尊敬并需要他们，那么法国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们不被需要，不被理解，他们带着青年的激动与夸张界定了自己“自我掘墓人”的身份定位，并宣布诗歌只接受高高在上的诗歌法庭而非尘世的审判，只给与“无限的少数人”以心灵财富，诗人和庸众的二元作为一种艺术家/知识分子在世的原型境遇而被不断继承，成了相当典型的一个传统。这是二十世纪临门之时的时代风尚，但二十世纪迅速用两场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个充满张力的结构。几十上百万人口的集体毁灭使得人类（尤其是欧洲人）对于文明的永久性预计遭到了挑战，原来种族会灭绝，文明会死亡，而且当下时代正当其时。二十世纪的诗歌，失语过、歇斯底里过，最终成为一朵废墟之花，一路回避无法直视的黑暗的中心，而其回身避拒的姿态、回避绕弯的言说本身成了一种新的诗。至少，在米沃什叙述的波兰诗传统中是如此。在这里，法国象征主义的烦恼仿佛历史遥远的青春期，青涩的叛逆，少年人的感伤，通通在历史的铡刀落下的瞬间化为失语。
米沃什通过对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欧洲诗歌史构造，讲出了自己的来路，这样便于他理解自己。但米沃什是诗人，他的通灵之处在于，他试图——并在某些时刻确实有可能——通过理解自我而理解二十世纪，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当然，不是他单子一样的个人，而是还要借助他所经历的历史。但T.S.艾略特的白金丝或许真的存在，对于这位二十世纪的波兰诗人，他的生平，他的历史中的历劫与叩问，或许真的给了他参与并消化历史而给出人类典型命运的可能，于是时代通过内在于他的生命而启迪他，白金丝的催化反应出现了，他是一代欧洲人的嘴唇。
但是值得注意的还有米沃什的历史论述发表时他的年龄。已登耄耋的诗人自己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见证人，这重要一是由于他的经历曲折，二是由于他的诗歌心智。老人是活在最多的阅历中的人，那发生过的人类史给他拷问，又催他成熟，《诗的见证》是老年熟酿的醇酒，米沃什的讲述已经没有了惊惶之感，对来路去路，他都有足够的承受力。而作为三十余年后当代中国的年轻学院诗人的一员，米沃什的大树一般的稳厚让我着迷，但面对当代中国，我想九零后的诗人里不是只有我一人为历史而有巨大的焦虑。当战争、迫害、背叛、流亡的日子告一段落，历险而来到今天的老诗人们以这一切为他们的智慧来源，为他们渡劫的勋章，米沃什的见证式的健全，让我想到我们的悬殊。是否只有足够长的时空距离形成以后，余裕中的艺术家才能成文表态？而今天的世界，给了我什么呢？我怎能知道当我对历史的远景满怀忧惧时，我是否在一首诗中尝试发言而分寸尽失？对修习文学史学术的诗人来说，历史是绕不开的，见证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潇洒的公子哥儿，可以把历史当成一种陈腐的知识轻率抛弃，率性而为之时，我怕我也只是历史的不自知的弄臣。有时甚至看历史就是看我们的当下和未来，文学史给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创造的攀登过程，而它们有时是那么脆弱。
对历史的忧惧，其实是古老的知识分子话题。就仿佛汉末魏晋的古老歌唱中，人们身处乱世无论如何也要攫取一些东西，当时代秩序被打散，失重的人们拼命地寻求，哪怕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哪怕是申言文章者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总要伸手抓取一个生命的寄托，这样的情境在晚唐绮丽的诗风里，在晚明性灵的小品文里，甚至在现代以来如周作人等的诗文里，也都是存在的。它们或许是出于自我救赎的企图，强迫症一样抓住那明知过眼皆空的繁华靡丽，这是在逃避的过程中却真的见证了历史。在某些文学时刻，回避不言本身就是一种言，拒绝去看的时候，在苦涩的自娱和躲避里，太过有情的人心已经就是为历史犬牙交错的甬道写下自己的证言。我们的时代，是秩序井然的时代吧？但是它仿佛安装了一个加速器，使得一路看去日新月异到了人类从未有过的程度，但同时似乎血管硬化的时代机体正在失去柔韧与幽闲，似乎某些极端会被推得更加极端。曾经的历史方向感被进步神话垄断，而今天我们不再如此天真。那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呢？人类是确有末世，还是可能故鬼重来？我们的诗歌，一旦摆脱青春期的感伤情怀，总要有更大的格局，这是和历史思考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诗人比别人更需要历史教养（我想米沃什会同意这点）。但是你真有能力说吗？你在见证什么呢？你的历史意识有效吗？困惑中，让我们且回到米沃什，他谈话中的历史是自己的营构或诠释，能否被接受为常识我们难说，但是他的历史营构帮助他在此世安放了自己。但事情不仅止于此，米沃什小我的安顿，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与历史共存的样本，时过境迁，他步入老年终于说了出来，这历史观是智慧的浓缩，价值意识亦从中生发。
对于米沃什来说，历史教育、历史阅历这些东西绝对的关涉价值，它们也是因此才那么重要。在演讲稿中他详细展开了一个叫做“生物学课”的话题，言及人类在时代前进中基本知识结构的变化。简而言之，科学技术发达了，基础教育里“历史课”越来越少，“生物课”越来越多，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文学素养的边缘化，以及技术文明的理性、实用主义深入人心。这是真的，但米沃什由此而有他的忧心。生物学意味着科学世界观的一场胜利，主宰世界的神明由此退场，承担世界动因的成了因果链条和进化论，这些学校给与少年人的基本常识实际上在挤压某种诗性的想象力。诗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米沃什的大胆也真诚的信仰里，诗人是人身上那个潜在的孩子、那个理解历史的人。孩子从接受现代教育的第一天就被纠正，但他依然本能地希望大地是平的，世界不是悬在宇宙虚空中转动的球体。诗人身上的孩子相信并需要安全、被保护。米沃什的这个譬喻，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让人难为情，耄耋诗人为什么执念于那个对世界有着幼稚的、科学证伪了的观念的孩子呢？又或许是我们太过信任我们的智力和世故？我的阅读，停在了米沃什对于西蒙娜·薇依的赞美。米沃什欣赏薇依的勇敢，说如果薇依相信，她就会坦言。而：
今天的诗人，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专业仪式，已太羞于达到这种率直。他羞于什么呢？羞于他自己身上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绝在天空的穹顶下；想要有一对对清楚划分的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第77页。）
米沃什的立言很容易被看成是反智的，除非我们对“智”本身有反省和通达的理解。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总结出来对于米沃什来说，葆有一个成人身上的孩子意味着必要的时候“择善固执”。成年人在科学世界观的带领下，把太多的价值相对化了，在理性智能面前，或者在世事险恶面前，我们不敢于说出孩子直率的善恶观，或者我们不再相信这样的善恶界分真的存在。但是诗人的天职，如果有的话，难道不还是那个被说了又说的价值歌唱？米沃什的话，如果放在十九世纪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是不中听的，人们宁肯相信布尔乔亚的成功学，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而在大地上实现自由王国，或者就是象征主义诗人式傲慢颓废，但是人道的善实在是太过简单。只有到了对进步的“科学信仰”轰毁于战火，人走到人的对立面，我们才重新打量“择善固执”。我们即或经验所限无法践行西蒙娜·薇依式的真率，但对这种必要时刻站在善的、人道的立场上的基本价值选择，却不能不感动。毕竟，那是面对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是面对经历了二十世纪深渊的回归者。如果是古代，神明尚存，这个诗人身上的孩子其实就是上帝的使徒、离神最近的人。但是如今没有上帝，所以作为观历史者的我，只能以凡人的有限和不彻底向身上仍存在着这样的孩子的人们致意。在我看来米沃什的诗歌伦理首要是如此，世纪漫长的灾难，是一种历史课，终于教会了诗歌最简单的也最艰难。
洞察历史属于老人，相信善属于孩童，米沃什的迷人就在于他将这两个面向焊接在了一起。当我在深夜写作并重新翻读《诗的见证》，我有时很怀疑我在做什么。我看不清历史和当代，我不知道择善固执是否不是葬送自己。但我又总相信，如果米沃什认识我和我的时代，他会理解我的感受，他也会依旧坚持他的历史知识和他的善，甚至对他来说就是历史教养经过人类理解力的中介通向了善，想到此给我一种相对化自我的勇气。就像他几下说清楚了法国象征派和人类大家庭的纠纷，使我信任他明白我的诗歌青春期的痛苦与挫折，我想我面对当下的世界的更复杂的感受力（往往是阴郁的），他也会理解，那个经历过太多战争与敌对、阴谋与流放的诗人，我想中国的二十世纪历史中也不缺乏他的同道知己，以我们的历史阅历，能够互相呼应着。至于善，我突然地想起了穆旦最后的诗作。在冬天的下午，将要不久于人世而尚不自知的诗人，不知怎么诗歌就重新流溢出他的笔端，那是最后的尊严而善美的诗歌，为一代人见证他们的黑暗深渊，和深渊中固执的人的高贵。穆旦在写下那么多青年的折磨人的诗行后，最后走到智慧和生命的尽头，他说他的灵魂完好无损，还可以在旷野高歌，他一点不比西蒙娜·薇依的笃信逊色。而我呢？这些我心爱的诗人给我的教育不可磨灭，我可能背对了那些永恒的诸神殿堂，我还在搅拌着我并不愉悦但足够辛辣的当代生活经验碎片，但是我相信即便如此我也只是用负的方式供奉善。这个时代或许需要硬汉诗人，脆弱是糟糕的，呼救是无果的，孩子需要足够的历史阅历来成为得体的笃定的孩子，而因为不懂时代险恶而盲信清浅之善，得到的不过是内心的动摇和疮孔。
02
书写废墟的方法
对于人类文明，“废墟”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尤其是当它的引申义被使用的时候。在卡夫卡那里，是表达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活着而不能应付生活的绝望的人才写作，在废墟中写下他的见闻，而辩证法是，他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幸存者”。尼采那里，同样满怀激情地表达了对于“不知道如何生存”的人们的热爱，在信仰的废墟里，在上帝的遗迹边上，尼采有一个关于成为超人的高亢的表白。可以说，欧洲现代以来的废墟与生存的关系被思想者们不断阐释和表达。“上帝已死”是废墟的一次粉墨登场，而人们当初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紧随其后。在二十世纪的诗人米沃什这里，废墟变成了战争和国际政治带给波兰的公共灾难。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密约，波兰被出卖了，纳粹占领了这个国家，在全国沦陷的岁月灾难属于每一个国民。从军事上，是占领；从国际伦理上，是大国出卖，而且仿佛卖牲口，卖殖民地；从人身性命上，波兰犹太人遭到屠杀，其他人也被奴役。那么在这样的轰毁的文明废墟上，人们将怎样言说他们的经验呢？米沃什对此十分关注，诗歌的“见证”意义，在这个情境下特别突出。
然而见证首先表现在无力见证。有学者专门研究波兰沦陷时期诗歌，甚至找到了死囚的遗作诗，发现在极端处境下人们写出了大量的陈词滥调。诗歌能量不是被废墟激活，而是干脆丧失了语言指涉能力。人们面对死亡，用的是充满褶皱的过去的习语，是不透明的修辞旧瓶。有意味的例子是波兰女诗人斯维尔什琴斯卡，她见证了波兰沦陷，见证了华沙起义，她也试图在诗中重构悲剧，“然而，她这些尝试没有成功：它们太唠叨、太哀怜，她销毁手稿。”三十年后她终于找到呈现此事的满意风格：小型画像。“都是非常短的诗，没有格律，没有押韵，每首诗都是关于单独一件事或场景的微型报告。”（第115页。）另一位诗人比亚沃谢夫斯基也有奇特的表现：“在物体的世界中寻求庇护。”对此米沃什发挥道：“世事是不确定和难以言传地痛苦的，但物体代表一种稳定的现实，它不会随着恐惧、爱或恨的反应而改变，而且‘行为举止’永远合乎逻辑。”（第122页。）米沃什在论述这一系列现象时举证了丰富的诗例，其中大量诗歌求助于物质的恒常性，另有的则高度主观、变形、不稳定。米沃什对这一切总结道：“一旦现实超越了任何命名它的方式，则我们只能以绕道的方式袭击它，例如以某个人的主观性来反映它。”（第129页。）这是一个精彩的总结，关键词在于“绕道”。我们经历了二十世纪，经历了战争、动乱带来的亢奋与失语，我们应该比前人对于文学的意义有更微妙的洞察。无论是着眼于波兰沦陷时期，还是观望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都该知道文学不一定是深掘现实、掐臂见血地书写经验，有时候文学是无法言说的地方人们回身避拒的姿态，见证也是“绕道”的见证。波兰的见证文学有一种轰然倒塌了世界基柱以后的神经质。文学在荒凉的废墟之上，要倾诉又不能触碰那致密的可能被引爆的核心，而人心需要转移和安抚，难怪谈起石头和汤勺，顾左右而言他。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经由面对废墟，经由废墟上的诗歌之花，十九世纪诗人和大众的张力结构被转化为某种程度上的分享经验和情绪共振的共同体状态。诗人再次成为感应的神经，唱出一代人的所思所感。似乎诗歌的辉煌的中心位置，总是仰赖历史的危机时刻。二十世纪的某些时刻某些地点，诗歌获得了这种舞台，但其背后的历史代价也不足为外人道。即如回顾中国的百年新诗，甫一抗战，三十年代内倾的现代派诗人们的写作中便分化出“抒情的放逐”主张，现代派的小圈子被重新整编出民族的号角式的诗歌，而艾青博大的抒情也十分耀眼。但艾青诠释“新的抒情”最好的那些诗并没有能够保持长期迸发状态。在根据地和国统区，言说抗战的条件比之高压的沦陷区，是相对自由的，他们能“说出来”，如田间者也确实创造出鼓点式的新风格，街头的朗诵诗也生机勃勃。真正的失语是在建国后逐渐升级的，不是出于震惊而是出于文艺政策，诗歌的风格类型变得极其有限且动辄得咎。中国新诗到此为止没有废墟，然而面对的是一个卡夫卡“城堡”式的世界，是杀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世界。在这里，审判迭出，且自会事后寻找它的罪过所在，随着继续革命，人们失语，作为交待而写下陈词滥调和检讨书。我理解的八十年代的诗歌能量，淤积于这漫长的三十年，那是一个地下的能量寻找形式的过程，在形式尚未准备充分时，借助陈旧的诗艺，借助旁敲侧击，“城堡”世界里压抑的人们也要发言。这样的发言是广大的人群的同心同德，从“四五”的诗抄到朦胧诗都是如此。我想中国当代诗这样的开头是光荣的，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见证的诗在艺术的伟大这一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然而二十世纪中国的十年变速器并不等人，到了九十年代至今的时段，我身处其中，感到的是另外的废墟之感。如果说战争灾难是民族国家的公共废墟，那么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生、成长并见证的我，感到的是奇怪的、历史境遇加于诸多个人的私人废墟。九零后是焦虑的一代人，有人励志地奋斗着，上位失位的人间喜剧总在发生。不是我们的懒惰或我们的过于骄傲，其实我们一路妥协地成人，接受着所谓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教诲。很多人负重地健康或亚健康着，但还有心灵更弱者，承受自己本质上不能承受的时代划伤，并以一种报复性的用力在驱动着诗歌。有一些写诗的人们，心中有一个微型废墟，光在那里被吞噬，诗艺在那里打上了个人风格明显可辨的烙印。他们反复咀嚼自己的弱，并听从弱的教诲而找到奇怪的强韧。对这些人，见证自己的内心炼狱，就是见证了当代史。我十分喜欢阿甘本的一个说法：和当代过于一致的人不是当代人。我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挫败和不适，反而证明了我们的见证者的心智资格。我看到这些内心原点处有一个微型废墟的诗人，一生为了痊愈、为了呼救，写出一首首的诗歌，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己的诗艺发明，我就知道当代的新一代见证是存在的。你要怎么写作？米沃什提及的波兰废墟诗人们“绕道”，那么我们呢？我见过杂文攻守的诗歌、搅拌万物的诗歌、人情物理的诗歌、语言能量历险的诗歌……选择是多的，但似乎与世界发生清新的关系，处于时代人际脉络中的某处发声，不管是以智慧还是以能量，都是反馈生命的焦灼难题，这样的写作是新的见证。
见证的诗歌如何书写？面对诸多人类诗艺传统，此中必有基本的方法论可以讨论。回到米沃什的思考，那就要言及他在演讲稿中反复讨论的“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吵。作为一种见证的诗歌，米沃什明显是站在倾向“现实主义”的一边的。古典主义在他看来不是见证的诗，只是艺术形式上自洽的写作，这不单纯是写作者个人的伦理承担愿望的有无问题。古代的诗人多属于社会上层，是对民间疾苦不甚知道的人，而“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会遇到一个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障碍，它往往凝结在这种或那种古典主义中；它随时求助于种种传统表达手法，即使明明知道这些传统手法无法反映那永远难以预料的现实。”（第92页。）这样一来，面对现实，尤其是面对二十世纪的灾难性新经验，古典主义或者经典的文学形式与风格就捉襟见肘了，新的经验需要新的酒瓶，这个新瓶不该过多花纹，遮蔽了人类与世界邂逅的新经验的表达。但是以上古典主义的局限和现实主义的见证意义，主要是在抽象的方法论意义上讨论的，米沃什也知道具体到作家个人又有不同。“这两种相反的倾向，通常也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必须说，这场冲突永不会终止，并且第一种倾向永远以这样或那样的变体成为主宰，第二种倾向则永远是一种抗议的声音。”（第95页。）如此看来，传统的继承与当下清新的感触力，在具体的诗人身上永远可以也应该并行不悖。至于米沃什的立论之凸出现实主义见证诗学，还涉及他对于价值的鼓吹。古典主义，可能是形式到形式的自我陶醉，语言的不及物的狂欢，因为可以从伟大传统中取用形式与风格甚至情节母题。诗只有向着当下现实经验敞开，才能激活它为万物命名的神圣能力，从而关涉价值。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忧患情怀，其实就是对价值的敏感与忧心，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学问题，而是关乎人类，但又岂有与人类无关的诗而能伟大或不朽呢？
只是面对当代诗的方法论，我还有另一个联想，是中国新文学中废名的资源，我想称之为“用典”的诗歌。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唐人李商隐的诗作。在废名以及废名所理解的李商隐的诗文里，古典主义/旧诗和现实主义/新诗并不是一个以时间性区分的概念。在废名的“莫须有先生”系列写作中，诸多的古典文章的熟语被随意挥洒地嵌入白话，有似李商隐的用典，他们靠典故驰骋文学想象力，而感发出来的情致或洞见都是清新当下的。如此“乱写的文章”也自有其“生香真色”，但更可贵的是它使得古典主义同时成为一种修辞策略和被激活的遥远文心，我并不因故书典故的嵌入而难以捕捉“当下完全”，反而是典故的内蕴、典故被喜剧性挪用的轻俏，使我有捕获经验的现实主义写作新可能。毕竟米沃什的历史课告诉我们，每一片历史的碎片都可能棱角泛光，照亮并衔接了伟大传统与当下实感，无论是反讽的还是共振的。
03
历史教养与希望
二十世纪在米沃什呈现给我们的面向中，可以说是一个忧患的世纪。但如果“忧心人类”的提法有种托尔斯泰式的十九世纪担当感，那么二十世纪的忧患中增多的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暴力感和先于具体事件的绝望感。荒诞、暴力、绝望的欧洲，不复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知识分子可以用人道和博爱关切的、人类良心可以消化和治愈的欧洲。在灾难面前，人们首先是无法救出自己，如果是这样，又如何救出整个族群？
太沉重了，在沉重中物极必反，有的人提出了“轻盈”。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面对人类史，说出“要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羽毛一样轻”。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文学中，则有种挑衅般的逸乐色彩。我们时代的艺术心灵们面对暴力能有的个人化抵抗之一，或许就是寻找一种轻盈的方式，化解世界不断石化和加重的趋向。但这样做了的人们，往往有一个重度悲观的前提，是悲观而不肯缴械的人找到了逸乐。逸乐，作为反抗时是激进的，但也容易被消费的轻浮的大众文化收编。而米沃什在我看来有一个保守也稳健得多的解决方案。他承担历史，也求助于历史。历史是当下生命境遇，历史也是一种人文教养，这个教养中包含了人的柔软、人的道义。米沃什见证了历史之重，但不是被压垮，因为他的心智是如此柔韧而有情。
时间这个话题，在《诗的见证》甫一开篇就已经出现。米沃什说：“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第4页。）可以看出激发米沃什的思考倚重历史/时间意识的原因在于暴力惘惘的威胁。那是一个不无张爱玲式感受的体会：我们的文明，无论升华或者浮华，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毁灭的可能性，人挣扎着抓住了人类的过去，那是对于文明的虚无性的本能反抗，历史的知识，人文的知识，在新的生物学荒原上被米沃什这样的知识分子重新提出。
米沃什说及希望，诉诸的是人类的记忆，公共的与私人的：
我已表达过一种希望，希望这种（生物学的——引者注）世界观会被另一种更能适应世界和个人的复杂性的视域所取代。在我看来，它似乎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由人类基本力量开启的新向度联系起来，这新向度——我预期我的听众会对此略感吃惊——就是我们人类往昔的向度。（第149页。）
我斗胆做一个预测：也许很快，就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将断然抛弃主要以生物学为标志的世界观，而这将是一种新获得的历史意识带来的结果。[……]人将愈来愈与自己背道而驰，愈来愈深思其整个过去，寻找开启他自己谜底的钥匙，并通过移情，穿透往昔世代的灵魂和全部文明的灵魂。（第149-150页。）
历史的教养，使得人类史的长河可以被不断召唤到当下，用以启迪、注解当代事件，用以证明人性的丰富和可能性。西蒙娜·薇依自问自答：“从哪里，会有一次更新降临我们，我们这些糟蹋和毁坏了整个地球的人？”——“只有从过去，如果我们爱它。”（第157页。）最终，米沃什等人对文明开出的药方是历史知识带来的博爱和理解力。他也对技术和大众教育持有信心，认为那将导向文学艺术的更普遍推广。
只是，要真正理解米沃什的“希望在于历史教育”的观点，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历史教育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是之前所有的年代，尤其是二十世纪那些灾难年代的知识。我们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懂得废墟，懂得人类的大大小小、公共或私人的废墟，在最惨烈的历史中获得一种悲悯的沉重感，这样的记忆是可以治病的，医治人类的自私和健忘。废墟给人以馈赠，既是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感的馈赠，也是那些历尽劫波幸存下来的文明碎片，它们赠与我们见证。而文学、诗歌，就是这样的碎片，拥有它、摩挲它，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发育。我想历史教育出的博爱精神，也就来源于深刻的悲观和共情力。
米沃什的演讲正论是厚重的，历史意识的整体贯穿加重了这种讨论的深厚性。但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诗的见证》书前题诗用诗歌的方式佐证了米沃什的态度。一代人的失去，一座座城市的毁灭，与之并置的是一只偶然表演的燕子，是一个少年和他的家乡，家乡的农人劳作。记得这一切，保存这一切，它是一个时刻、一个碎片，从碎片中我们也有可能读出文明中的完美时刻。这碎片的提法，也让人想起被称为“深海采珠人”的本雅明。文明的大厦的营造，终有一天会垮塌。但是小小的物什，文明的碎片，却失散、保存了下来。诗人采撷这一切，这是废墟的馈赠，因为其卑微，因为其物质的恒常性，所以有历久幸存的可能，而诗人把玩这废墟的馈赠，读出了曾经的整个辉煌的文明。对人类的朴素的温情，就从这种解读把玩中得以培养。那座二十世纪的历史废墟，是何其悲壮，何其丰富，藉由我们对历史的爱，理解生长着，人类或许找到了生命的坐标和意义。
初稿：2019/3/11
改定：2019/3/16
康宇辰，女，1991年生，四川成都人。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从事文学研究之余进行诗歌写作和当代诗批评，作品见于《诗刊》、《星星诗刊》、《钟山》、《草堂》、《红岩》等杂志。2017年参加第十届《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2018年获得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2019年获“青春中国”大学生诗歌联赛“青春先锋诗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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